2012年5月12日下午，由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组织的“生命与意义”读书研讨会在美国波士顿市宁荣乐苑举行。来自中国社科院、国家行政学院、浙江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院校的访问学者、波士顿地区的华人学生学者二十人多人参加了这次研讨活动，大家分别从基督教、佛教、文学、哲学等角度反思了生命与意义。

一、生命与个人灵性体验

会议伊始，宁荣乐苑主人之一，美国塔夫茨大学营养研究中心的乔宁先生首先通过对余虹教授的追忆，引出了对“生命与意义”的讨论。（余虹教授生前为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2007年春余虹教授曾到访波士顿，《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一文于是年5月12日首次宣读于宁荣乐苑。）乔宁先生从一个信仰者的视角谈了灵性体验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一个人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时，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他很痛苦——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余虹讲：“有一种还我们还很陌生”，从反面来讲，他渴望这种爱。为什么基督教信仰特别重视家庭？是因为基督教认为婚姻中的爱是天国的爱在人间的彰显，婚姻本来就是天国的谕表，如果没有爱就成了地狱。乔宁接着讲道，作为一个普通人，自己接受信仰后，就感觉到了生命的意义。在面对痛苦的时候，仍然能够与人相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灵性体验与个体相关。乔宁强调“灵性的自由”，当人不再局限于以往的眼界，将目标提升之后，现有的东西就不再构成局限。但做到这点很难，这就需要回到基督教信仰提到的“新造的人”。如果仅仅靠个体的提升和改进，并不能从根本上达到灵性的自由，因此“重生”非常重要。

二、基督教对意义的认识

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的王忠欣博士指出，今天除了纪念余虹外，还有一件事就是四年前的512汶川大地震。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我们只是听说有地震，当时无法通过电视等看到当时的情况。而512汶川地震是我们第一次直面死亡。生命或人生问题，为各个宗教所关心，可以说各个宗教之所以产生，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对生命、死亡等问题作回应。对于这个问题，基督教有着独特的特点。从生命来讲，基督教强调“创造”的思想。从《创世纪》中，可以看到基督教是一个创造的世界观，宇宙万物的形成是由一个超越者所创造出来的。这个思想影响到基督教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其中就包括对生命的看法——生命是如何来的；我们对生命有什么样的责任，或者说我们对生命应当如何把握，等等。讲到宗教，我们大家一般比较喜欢从神学家的论述里寻找答案，其实最重要的是《圣经》。如果深入到基督教中去，就会发现所有的解释都要回到圣经，神学家只是对圣经进行论述而已——所有的论述都是二手的。在《创世纪》中，上帝在创造出天地、阳光、动物之后最后创造的是人。上帝抓泥土做成人，怎么才能使它有生命的？上帝向人吹了一口气，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中国人说，做人要有一口气，这口气就是上帝给予的。在基督教看来，生命是和上帝联系在一起的，是由上帝所创造出来的。换句话说，人的生命的主权在上帝。中国道家说“我命在我不在天”，意在弘扬人的伟大。但基督教正好相反。

换个角度来看，对于生命的结束，根据《圣经》的看法，人不能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由上帝命定的。在教会中，有一个比较普遍接受的看法是说，生命的结束也是由上帝决定的——给予的是祂，收回的也是祂。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对人的自杀是不支持的。在奥古斯丁以前的早期教会，很多人为了信仰的缘故去殉道，被认为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有一种倾向就认为：既然死去后在天堂能够获得永生，那么为什么还要在世上继续经受折磨？还不如尽早结束自己的生命。很多神学家就回到《圣经》进行了一些论述，其中奥古斯丁有一个很有名的说法是：“生存就是幸福”。我们在世上的幸福从哪儿得来的？首先要有生存，有了生存之后才能创造幸福。比如，我们有时觉得很不幸，但如果连生存都没有，就更没有机会去获得改变。在美国，堕胎、同性恋、安乐死、死刑等比较敏感的话题，在基督教中有很大的争议——究竟谁有权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比如对安乐死。如果生命已经失去了其本来的素质，有一些教会也在开始接受安乐死，但这仍然在神学方面存在很大的争议。

在意义的层面上，除了强调创造，基督教神学还强调人的堕落。在伊甸园中，上帝创造了亚当和夏娃，这两个人由于贪欲而堕落，变得不完美。上帝把他们贬到世间，承受很多的劳苦。在这种情况下，人的意义在于重新恢复和上帝之间的关系，这就是罪的赦免和解脱。人从一开始与上帝有很亲密的关系，到后来背离了神，现在要回到原初状态就要把罪除去。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人没有能力做到这点，这就需要上帝的拯救。如果大家多多少少了解基督教就会知道，耶稣基督是上帝自己本身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子在十字架上钉死。这就表明人的罪有了一个交代，耶稣拿去了人的罪，这样人就有了重新和上帝和好、从而得救的桥梁。在这种情况下，人如果接受了耶稣基督，他的生命就发生了变化。耶稣基督在基督教中不仅仅是上帝的化身，他最大的意义在于战胜死亡。在《罗马书》中讲，每个人都犯了罪，罪的最大的工价是死亡。战胜罪和战胜死亡是连在一起的。但是人怎么能够战胜死亡？在基督教的信仰中，就有战胜死亡的能力。耶稣基督作为道成肉身的上帝，他在十字架上为了人的罪被钉死之后又复活了，这代表对于罪的超越。这样，耶稣基督给人带来了战胜罪的希望。在此过程中，人成为一个基督徒，接受耶稣基督，他生命就得到了转变，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人生的意义就不一样了。在基督教信仰中，活着的就不再是原来的人，而是耶稣基督。有了耶稣基督的新的生命之后，人的罪就得到了对付，就有了新型的人际关系，对别人就会有更多的爱。我们活着，一方面是为了荣耀神，另一方面是活出耶稣基督。在《启示录》中，人有了新的生命、新的意义以后，诞生的就是一个没有罪恶和痛苦的新天新地。这就是基督教对于生命和意义的表述。

波士顿华人圣经教会的邓光蓉老师表示，在我们生命最低谷的阶段，更多地应该想到的是值得感恩的地方。人生中如果有信仰，可能就会活得更好。北京师范大学的尙九玉教授谈道：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余虹的自杀，除了个人原因，可能还有他的思想和现实之间关系的原因。联系到王国维、顾城、海子这些公共知识分子当年的自杀，在面对中国的环境时，选择了这样一种解脱的方式，这与中国传统有很大关系。余虹在波士顿的反思与他在人民大学时的生活如何契合，值得研究。王忠欣博士回应道：在基督教中，很重要的一个特性就是团契和友谊。回到中国，余虹需要处理很多人际关系，比如周围是否有朋友对他提供帮助和支持？这些都是很微妙和偶然的，但有时对他的想法可能会产生一些作用。如果有团契这样的交往、彼此支撑的机制的存在，可能对于人际关系的改善有很大的帮助。

三、从儒家的角度谈生命的意义

国家行政学院的朱岚教授从儒家如何看待生命、如何追求生命以及如何看待死亡等三个方面谈了儒家视野中的生命问题。她指出，首先，中国文化是现世文化，而非把生命的希望放在来世。中国文化是非常珍视生命的，把所有的意义都放在现世。在基督教看来，神的意义非常重要。而在儒家看来，天、地、人三才，天地是虚的而人是实的，非常肯定现世的人的价值。因此，幸福、意义等一切都在现世，都在当下。其实，道教对人的态度更体现追求现世的特征。道教与其它宗教非常不同的一点就是它中国文化的特色，其目标是人成为神仙。所谓神仙——通而广之曰神，老而不死曰仙，所以道教中那些神通广大的其实都是人。可见即便作为我们唯一的本土宗教，道教追求的也是现世。当然这也是道教的缺陷所在。

第二，儒家对生命的意义看法有着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方面的区别。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更看重的是生理的生命；对于精英阶层来说，更看重精神的生命。儒家是通过孝道发挥其宗教作用的。普通百姓一切的奋斗都是为了光宗耀祖，只有通过香火延续的链条才能安顿生命，从而解决了肉体生命的意义问题。而精英阶层对精神生命的安顿在于对道德赋予终极意义，一句话概括就是“内圣外王”。通过内圣外王、独善兼济来实现人生的理想和追求。儒家这种道德理想主义的追求很像宗教的追求。对于历史上有很多像岳飞那样的愚忠式的人物，惟有从道德的意义上才能理解。岳飞忠的并非那个君，而是为了心中的道德坚守、为了那种终极意义。

第三，中国文化对待死亡的看法。一是避而不谈，最典型的说法就是：“未知生，焉知死。”当人们想到“死”，想到那也许是个无穷的黑暗的时候，谁都会感到恐惧。儒家很好地解决了生命的意义问题，但对死亡却主要采取避而不谈的态度，并没有深入地思考。不过中国文化中也有一种解决的方式，就是气化论。“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庄子·知北游》）但气散只是人的生命个体的消逝，而不是物质的消逝。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也就会觉得很自然了。正是有这样达观的态度，才会有庄子的鼓盆而歌。这应当说是以一种很诗意的方式表达了对死亡的看法。但对于老百姓来说，还是要面对活生生的肉体的消逝。如何克服对于死亡的恐惧，朱教授认为儒家没有很好地解决，而宗教最大的功能就是帮助人们克服对死亡的恐惧。就这一点而言，佛教、道教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作了非常好的补充。而这种补充不但可由佛教、道教扮演，也可由基督教扮演。总之，宗教的作用就是帮助人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克服恐惧。对宗教徒来说，还有来世的希望。而人永远会面对死亡所带来的恐惧。

北京师范大学的尙九玉教授比较了儒家与基督教的意义体系。他指出， 基督教构建的意义体系定位于人-神关系，作为中国文化传统主流的儒家的意义体系定位于人-人的代际更替。孝道为代际更替这种自然行为赋予形而上意义，进而给予了终极意义——不论是精神上的永垂不朽还是香火不断都是终极性的。在这里，找到一种“我信了”、“我充实了”的感觉。而“充实”不同于“完满”，后者是一个永恒的目标。没有一个基督徒说：“我是完满的”，儒家体系也是这样，“我充实了”就是一种充足的、积极的、健康向上的状态。说“我值了”、“我够了”都是基于儒家的代际传承的孝道体系，在它背后是有价值支撑的，这个价值也是终极的、形而上的。从西方的角度来理解，儒家的终极程度不够终极，而从儒家的角度来看，基督教的终极程度太严峻了，只要活着，就永远都得努力。所以我们讲儒家是乐感文化，寻求中和；西方是罪感文化。在这个层面上，两种价值体系间的对话、交流，甚至对将来人类共同的全球化生活中的相互借鉴都是有价值的。

四、从佛教角度谈生命的意义

浙江大学的冯国栋教授从佛教角度谈了生命的意义。首先，冯教授介绍道，在教学中，一直面临着向理工科学生解释人文学科的作用问题。在课程的第一堂课上，通常会举玫瑰花的例子。自然科学告诉人们，玫瑰是一种蔷薇科、蔷薇属的灌木，而人文学科则赋予玫瑰花对人的意义。以前我们将人定义为制造工具的生物，但是现在的人类学家反思后认为人是创造意义的生物，我们生活在一个意义的群体中。另一方面，人类面临着一个普遍的困境，即生命的有限性与时间空间的无限性之间永远存在一个张力。儒家通过立言、立德、立功的三不朽实现精神上的超越，道家的肉体长生等，都是要面对生命的有限性和时空的无限性之间的张力。

佛教与基督教最大的分歧在于创造和缘起。在佛教看来，任何东西都是因缘和合而生的。比如，佛教把自我定义成聚合的五蕴——色受想行识。色，指肉体；受， 指痛苦、快乐等感受；想，指我们如何思考问题；行，指我们的意志力；识，指我们总体把握事物的能力。佛教认为这五蕴结合成一个生命，缺一不可。这个生命就是一个过程，它是时刻变化的。这一刻的我与下一刻的我都是不同的，因缘变了就能够化解生活中很多不必要的矛盾。就因为人把自己看成不变的东西，就会产生愚痴——不明白自己究竟是什么的状态。佛教告诉我们，断了愚痴就得到一种“明”。我们经常处于无明状态，无明业火起来后就控制不了自己。当我们“明”的时候，就进入涅槃。在此状态下，自然的生命和意义的生命就合二为一了，我们还可以生活在此岸世界，还可以端茶倒水写字说话，既活在当下又活在终极。

佛教讲人生是苦， 我们把becoming的看成了being，这是我们的痴妄。我们追逐的并不是实体（比如美女），而是愉悦、因缘。我们常常把因缘看成实体，使劲儿追逐。追逐不到时就痛苦。在佛教看来，当我们把生命看成一个因缘的时候，其实并没有什么苦和乐，之所以苦是因为我们有痴妄。在这个意义上讲，佛教追逐的并不是死亡状态，而是涅槃状态。所谓涅槃状态，就是把being的东西变成becoming——这不只是在理解上讲，而是要实实在在地做到。开悟是一刹那的，但修行是一辈子的，是一个不断切近、追求的过程。在这点上，佛教缺乏基督教倡导的深深的大爱，因为它把所有东西都看成是变化的，不能去爱它、拥有它，所以佛教在超然的同时却又漠然。后来发展出的慈悲精神显示佛教有所转向。

华东师范大学的方笑一研究员谈道，一方面，佛教认为因缘在不断变化，人的生命在于一呼一吸之间，基督教讲的“一口气”就在一呼一吸之间（《四十二章经》）。第二个方面，人并不能通过自杀获得解脱。自杀后要陷入六道轮回，而下辈子投胎说不定还不如这辈子。要摆脱六道轮回，只有通过在今生不断修炼，进入寂灭——即非生非死。要做到跳出六道轮回，这辈子就要多做好事。基督教徒做好事是为了赎罪，佛教徒做好事是为了修福田，积德消孽。

佛教如何保证可以跳出六道轮回，佛我关系是否应该是一体的？冯国栋教授指出，在原始时，佛家弟子修到阿罗汉果位时，苦集已断，自知不受后有。后来有了佛“授记”的说法，也就是说佛可以告诉阿罗汉已经到了涅槃状态，跳出了六道轮回。大乘佛教发展出西方净土的概念，在中国发展出“唯心”说。总得来说，佛教有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没有象基督教那样的教义，而是在不断变化的。

五、从“彼”到“此”——关于艺术家自杀的思考

天津师范大学的郝岚教授从西方文学的角度谈了二十世纪艺术家的自杀问题。郝岚教授指出，事实上人类渴求的是不老，并非单纯永生。而最痛苦的不是死，是求死不得，是衰败颓废、轻得像羽毛一样却还要虚耗的状态。艾略特把现代人内在的混乱向外投射到一个传统的形式和价值都已崩溃了的外在社会，他从混乱中，创造出一种新的秩序来——震撼、有力又微妙。在多大程度上容忍人们自由放弃生命，事实上考验的是对生命意义和世界意义的理解。

从艺术上说，艺术永远需要否定或逃离过去的传统，需要创新，不断地要修改，摧毁旧的形式。然而技巧和形式不仅仅是一种修补的手段，这必然让艺术家思考在“传统与个人的才能”之间“我是谁？”的命题。这问题超乎道德、文化或技巧的范围之外。关键还在于，十九到二十世纪，东西方都经历了巨大的新旧变革，形式或有不同，但本质上，都是旧有的稳定观念受到根本冲击、社会关系被打破，促使人们必须重新思考世界的意义、动向和目的。对于西方，是宗教权威的衰退、对于东方是原有维持上千年的基本秩序的“礼崩乐坏”。总之，是信念受到根本怀疑，生活失去了最终的依靠，荒谬无序的世界超过了一般的生活逻辑。由于艺术家比他人更先地表达他那时代的倾向，因此，现代艺术更多表现了一种内在精神对于难以忍受的外在荒谬世界的剧烈反应。当失去了信念的依靠，又必须在一个无解的世界中坚持找到一个意义时，那结果只有自我破产——也就是自杀。

郝岚教授试图为自杀正名。自杀并非全是冲动的结果，对自杀的态度历来都是历史化变迁的结果，从最初的肯定自杀、美化自杀，到法律上的禁止、宗教上的恐吓、道德上的贬低、社会学的分析、精神领域的研究，都是一个建构演变的过程。她认为，对自杀的禁止，无非是社会常规化所需要的一套方便的说辞，不具有严肃合理的说服力。但是自杀不仅不一定是可耻的，甚至可能是高贵的和值得赞许的。

贪生恶死，为人所共有。人偶然降生于这个世界，然后又偶然离开，于是难免要思索人的有限和时空的浩瀚。中国的儒家往往将时光易逝的感受与功名不就的悲愤联系起来，在美人迟暮的主题中，强调治国平天下的入世；道家则从“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出世思想，走向齐生死的虚无主义；杨朱学派则从死亡恐惧转到了享乐主义。但是如果世界只是虚空，人也就不可能向虚空中寻到意义，因为世界需要人赋予意义。所以，不打算赋予世界意义却想向世界索要意义的人，只有自杀。

在没有宗教的地方，生与死之间的平衡微妙而脆弱。如果没有一套宗教的逻辑，这世界就是封闭的，没有过去，也不存在未来。那对个人来说，此生就是一个拥挤、逼仄、黑暗又沉闷的瓶子，你左冲右突，对抗着偶然、荒诞的世界。加缪的结论之所以可取，是因为他为一个荒谬的世界提供了唯一不自杀的理由：他的指向是封闭的，他斩断了过去、封堵了未来。否定了外在于主体的外部的有序，而肯定了世界的荒诞和未来的茫然空洞。对于无神论来说，这几乎成为唯一的有效的“圣经”：如果世界就是荒诞，你只好在荒诞中赋予它意义。因此可以说没有高尚的目标，没有宗教的反对，那就只有生命本身反对自杀，因为生命是所有人无法拒绝的礼物。但这些就够了吗？在今天，有多少人是把宗教典籍单纯看作是古代的智慧书与箴言录，无非是寻求为人做事的忠告与经验，却难以在理性上将祂上升为信仰。可是没有最终的目标和信念，那只有一个：与其让这个无意义的世界碾碎，不如主动弃绝这个荒诞的世界。

东方思想和宗教把世界看做“无明”，无意义，对世界意义的寻找是一种错误的“执”，这种方法抹除了人探索外部世界的冲动，但同时也撤离了主体的人在这个世界中源源不断探索世界的底气，因为内在原动力的缺乏会常常让人绕回到虚无主义的老路上去。

对于郝岚教授自己而言，关键在于对一些问题的追问：人生是否值得过？这是一个有目的的世界吗？即使仅对这个有限的时空来说你个人的意义又在哪里呢？或许正是对这些终极问题的穷追不舍，曾经成为一把刺穿很多艺术家内心世界的冰斧，压垮生存意志的最后一棵稻草。

六、从哲学看生命和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黄慧珍教授从哲学的角度分享了生命和意义。在生命的不同成长阶段以及人类的不同发展阶段中，人们对意义的追求是不一样的。青年人可能会反叛，年纪大一些之后可能会选择和解。当死亡真真正正地进入生命中的时候，我们以往的很多价值可能就无法再支撑我们自己往前走。人在每个阶段都有权按照自己理解的意义去生活。生命的状态，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生命的有死和在世的孤独。

生命的有死。一方面，生命的有死可能将生命归于虚无。生命的有死是不可回避的状态。宗教允诺给人的都是有限的，即都是有死亡的。在死亡面前，一切社会地位的差别都被抹平了。另一方面，死亡本身又恰恰是因为生命是有死的，才更证明生命是有价值的。如果我们可以永远活下去，还用思考生命的价值吗？在波伏娃的小说《人都是要死的》讲的就是一个永生与生的短暂之间的关系。小说的主人公雷蒙是古意大利的一个首领，他的梦想是建立一个永久和平的国家。因为个人力量渺小，他的梦想无法实现。于是他就服了长生不老药。目睹了革命、战争、死亡、女人的不断重复。最后，他最想要的就是死亡。从这里可以得出一个推理，即重复的生命就相当于死亡。当生命中不再有创造、新鲜的价值、新鲜的意义去支撑一个人了，生命就变得乏味。诗人自杀的问题中，由于他们可能有与常人不一样的智慧和眼光，也可能导致他们看透了很多。如果继续生活下去不再有创造能力的时候，对他来讲无异于重复以前的荒谬的时候，那么他可能就觉得这样的生命不值得再过了。恰恰有死，才反过来赋予生命的意义，这就是海德格尔讲的向死而生。

在世的孤独。今天中国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即便在人群中，我们依然感到孤独。道家、儒家的逍遥是可以的，个体间的隔绝是一种自然的状态。而在当代，很多生活方式都依赖于交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既可以消失于群体中，也可以超越于这种群体。市场关系是物化关系，这种关系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看似亲密却是一种更大的隔绝和孤独，这种关系强化了偶在的孤独感。黄教授认为，在美国期间基督教信仰给了她很大启示，其中最重要的启示就是交往的神性维度。当婚姻关系有了神性的维度后，和世俗婚姻相比有了更高的意义尺度。没有它，人际交往的纽带是不恒定的，而是借助于一些因缘偶合的元素，这就给我们的生命以很多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我们更注意精神化的元素，甚至是神性的元素。

北京师范大学的刘孝廷教授在为研讨会发来的邮件中反思了在爱中诠释生命的意义。他谈说西方思想史上有二种真理观：一种是理性的知识论的真理，一种是恩典的信仰论的真理。在这两种再现、显现的真理之外，还有一种体现的真理，即行动的真理、做的真理和活的真理。余虹教授说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可是基督徒却用行动告诉人们，这个爱就在我们中间。这个爱不讲差等位序、不讲爱憎分明，只讲阳光普照，只讲大爱无疆。特蕾莎修女说，在这样的爱里，没有一个人是平凡的，没有价值的。这样的爱，让我们超越死亡，进入新的生命，进入与至高者最短的道路。这样的爱，不是来自某种制度化的顶层设计，而就来自最卑贱的草根，卑贱的草根在爱里成长为自己的主人。耶稣基督说：“你们为我兄弟中最微小的那一个做的，就是为我做的。”今天，我们的国家还处于爱的匮乏中，但爱是行动，不是等待，爱不需要任何条件，在爱中没有不可能。今天，我们纪念余虹、纪念汶川地震中成千上万悲苦的生灵，就是要打破世俗化浪潮在我们心中形成的虚骄、筑起的表象，就是去亲身实践爱。试想，如果13亿人都能实践爱，不仅中国将因此改变，世界也将因此改变。为此，我们必须不断地去爱，去给予，在爱中诠释生命的意义。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