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19日，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组织的“精神生活与道德实践”学术研讨会在“宁荣乐苑”顺利召开。会议召集人、“宁荣乐苑”论坛主人乔宁先生和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会长王忠欣博士先后就研讨的缘起和主题简要致辞，会议由波士顿大学高级访问学者、北京师范大学刘孝廷教授主持。来自波士顿地区的中国访问学者、学生和基督徒近30人参加了这次研讨活动。
南开大学宋斌教授论述了公共与私人领域划分下的宗教、道德与政治。他从公共领域之政治运作正义与私人领域之个体信仰两个维度分别分析了政治与信仰对道德的影响。政治运作的不正义会造成缺乏规则的上行下效与徇私舞弊，对道德人心造成恶劣影响。而信仰缺失使人内心的终极关怀无法得到满足，向天地万物和神灵的无限开放得以阻断，这样对道德造成破坏性影响。宋教授接着从政治和信仰两个维度分析了如何整肃当今中国之道德的问题。公共政治方面要诉诸于理性的科学语言之言说，通过平等对话交流，实现基于社群共识的协商民主。个体信仰方面要通过宗教修行体悟神秘、超越和永恒，实现道德与幸福的个体性统一。
华中师范大学林岩教授从国家、城市和农村三个层面分析了当代中国的信仰危机问题。国家层面，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和政治体制的相对凝滞使得国家意识形态遭遇某种形式的合法性问题，因此执政党开始考虑吸收儒家相关思想资源进行补充更新。城市层面，很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及演艺明星向不同的宗教靠近，浓缩体现了现代都市人的信仰危机状况。农村层面，近年来基督教的发展很快、影响也非常大。最后他认为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的宗教应注重家庭观念并突出社会救助功能。
中国社会科学院黄惠珍教授首先阐述了关于个体精神成长的四个前提背景：个体信仰的碰撞、触动与寻觅；居于真实的现实过程中；全球化时代不同信仰的并存与交错；个体视角的先天属我性与交流开放性。她认为中国人的个体精神生长大背景是活的中国，个体精神成长的土壤是市民社会的成长。中国人的个体精神成长的底板是活着的中华文化传统，其中的爱国主义情怀、静默体悟力量、时间历史意识是一直没有间断而始终起作用的。中国人的信仰是活着即对存在本身的认可。中国人的未来精神生活走向是从个体成长走向公共交往。
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王忠欣博士着重分析了基督教的团契、团体性的生活的重要意义，这种团体性的教会共同体生活使得基督教在现实生活中落实精神信仰的能力优于其它宗教。相比基督教的团契性，中国本土的儒释道个体性更强。在基督教中，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信徒是基督身体的肢体，基督是教会的首领。基督教教会的团契生活使得个体之间彼此有了纪律约束、安全和身体健康保障，并与基督建立起亲密的连接关系。他指出儒学复兴的严重挑战在于无法找到其精神信仰得以落实的信众载体。他指出中国基督教研究学者对基督教的教会研究比较缺乏。基督教除了其哲学思想以外，对教会生活有更多关注，注重通过个体的团契生活而行出耶稣基督的精神和样式。
上海师范大学王建平教授分析了中国的伊斯兰教和儒家传统文化道德的关系。从历史上看，伊斯兰教和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血亲上的交融和姻缘，唐、元时期来自阿拉伯国家的商人与士兵通过回汉通婚，使得大量的汉族女性及后代选择了伊斯兰生活方式。伊斯兰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相似之处在于都是父权制文化：主张权威、集权、男女差别、男尊女卑；强调集体纽带、秩序和服从。而西方则强调个人的权利及个性发展。而且中国和伊斯兰世界有着相同或相似的历史遭遇，都曾经创造过辉煌的文明，后来受到西方的殖民冲击，现在都谋求在新时代条件下的崛起和复兴之路。
国家行政学院朱岚教授主张应深入挖掘佛教思想对道德生活的积极影响。如佛教戒饮酒，这关乎人的生命心性。佛教对口有很多的要求，如不妄语、不绮语、不恶语。佛教理念中的缘起、平等、和谐、中道、慈悲观念比其他宗教更能体现人与世界之间恢宏而阔达的道德思想。缘起说简单地讲就是万事万物相互联系由因果而起。平等指众生万物的平等、人和神的平等。和谐指六和敬的圆融，互相包容含摄。中道即不执着、不分别、不走极端。她认为佛教的慈悲理念比儒家仁爱更恢宏、宽广，慈悲之悲悯之情超越了爱恨交加的对立与执着。
浙江大学冯国栋教授分析了佛教功业观念与公民社会责任的关系。他首先分析了佛教业的含义，分为身、口、意三业。业根据动机或道德意志分为善业、恶业、无记业。一个人做了什么样的业便成为什么样的人。行为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人都是被以前的业力所驱动，通过一个人的行为可以推出他以前做过什么事情。冯教授最后指出佛教功业观念的文化批判内涵在于：功业造成了既有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有着自身的不完美。当灾难降临时，每一个人不应是一个旁观者或受害者，其实也是灾难的制作者或共谋者。一个人的功业使他成为整个社会网结上的一个点。从这个意义上最深刻、最彻底的自我反省和发落，实际上是最深刻、最彻底的文化批判。
北京师范大学尚九玉教授探讨了道德生活的终极根源问题。他认为如果没有终极根据，道德性的生活是不可能的。从人类历史和现实看，道德的终极根源在宗教里。道德的前提是相信道德，道德的绝对性不在于道德本身。功利主义道德伦理找不到终极性根据，准则主义伦理学终极根据在于康德提出的三大公设（上帝存在、灵魂不死、意志自由）。他认为当代道德生活的问题是：首先人们的道德认真没有了，没有了虔敬，便不可能产生道德。其次道德理想弱化了，美德伦理的要求降低了。近代以来的过分世俗化使得人的敬畏感消失。重建当代道德生活，就是要挖掘一种终极关怀作为道德的基础。
复旦大学张业松教授谈到章太炎的《革命之道德》对当今道德研究的启发意义。一曰知耻，二曰重厚，三曰耿介，四曰必信。知耻，就是坚守自己的文化立场和文化身份。重厚，就是言行举止皆不能轻浮，“君子不重则不威”。 耿介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反之谓之昌披。必信，强调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北京师范大学刘孝廷教授阐发了在知识与技术时代活出生命的真理的重要意义。他首先指出所探讨问题的三个语境设定（知识分子理论真诚之研究设定、知识与技术现代性之时代设定、与人类知识财富相比较的道德水平之情况设定）。然后刘教授指出人类进入知识时代后，单纯的理论表达显得越发苍白，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实践和行动来彰显真理。真理和善不是被表达的而是被表现和呈现出来的，德的根本是行。当前时代状况的问题是理论自身成了骄傲和炫耀的资本，理论变成了一种自组织的本体，知识人由此活在理论优先当中。因此要完成从理论形而上学优位到实践伦理学优位，从地域性的血亲自然伦理到普世性他者优先超越伦理的转换和跳跃。基督教为我们思考道德生活提供一个典范。最后他认为长期以来中国有志之士一直都在寻找曾经丢失的先祖魂魄，基督教也在寻找新时代下的救赎使命。中华民族要进入个体独立而人格完整的现代需要一次勇敢的精神跳跃，而基督教则是可能的时代精神接引术。在中华大地上很好地完成这一次精神跳跃和转换也会使基督教的文化灵性作用进一步彰明和开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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