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22日新年除夕夜，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主办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当代转化”学术研讨会在美东波士顿地区的谢昌礼先生家中举行。来自哈佛大学、波士顿大学等院校的访问学者及当地基督徒二十多人参加了本次研讨会。在会上六位学者进行了主题发言，与会者围绕发言中的相关论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探讨和互动。

波士顿大学高级访问学者、北京师范大学刘孝廷教授发言的题目是“文化三国与外在超越”。他从文明学的视野考察了中国文化现在面临的处境及未来转化的问题。刘教授认为目前中国文化的处境体现为两维的水平结构，即主流的泛政治文化即官方文化和体现为亚文化的民间文化。曾经作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已经被客体化，这种两维的水平结构文化极不稳固，缺乏第三方的协调和超越性维度。这种文化处境的社会后果体现为，中国现代化过分注重物欲驱动，而传统的内在超越已不可能且缺乏担当文化复兴的主体性资格，导致现实层面社会精神疾病的流行。刘教授接着分析了文化三国的含义，即中国传统文化、政治文化和基督教信仰文化，分别对应一个人的心、身、灵。中国传统文化是人论、心论，讲求修身养性、君子之德、内圣外王，但它在现实中缺乏受众和借以实现的载体。主流政治文化突出哲学唯物主义、社会发展经济决定论和生产力标准，现实中有受众和载体，但缺乏深层的文化内涵。基督教信仰文化是灵论，讲求信仰救赎和世俗超越，现实中它的受众、文化和载体体现为信徒、关怀（超越）和教会。最后他着重分析了如何引进新的文化资源实现中国文化的未来转化。新的文化资源如基督教信仰文化的引入需要从最薄、最弱、最贱的地方入手。也就是要借助草根、依靠草根，通过灵的方式进入草根。通过立体化方式建设发展立体的人，通过私人化方式使人成为公民。没有灵性生活不可能有独立个体人的存在，无法进入现代并完成从个人的解放进入社会解放的目标。社会中已经破碎的个体精神生活需要在信仰基础上重新粘结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自我。未来中国崛起不是单一的文化，可能是广义的耶（稣）和儒（家）融合的文化，刘教授指出现在应提出文化救国论，他认为中华文明复兴与世界文明的转型最终将是一个事情。

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黄慧珍教授探讨了未来中国文化转型与中国现实社会文化土壤关系问题。她指出中国社会现实本身变化的力量，可能超出知识分子的想象。除了文化根基外，经济、政治因素都会影响到文化。现在大陆学者的思想受到世界先进文化影响，但这种先进文化也许恰恰和中国现实脱节。如果采用一个与西方社会同等的尺度去反思中国社会现实也许太超越现实，因而没有力量。所以要回到中国现实，来看待中国文化的当代转化问题。在中国，市场经济不可逆转地往前走，甚至比西方走的更远。人的自我意识及独立人格的获得不可阻挡的形成着。现实经济社会生活使得现实中每个人对国家和政治的依附关系变弱了，这形成了市民阶层社会的基础。更多的人从对国家和家庭的依附关系中慢慢解放出来，同时在市场经济中，人被抛入其中。人要靠自己去把握方向并对自己的命运负责任。这种普遍的被抛的感觉及自我丧失的状态，形成了人在内心渴求更高信仰作为支撑的社会现实基础。未来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趋势和范围越来越大，信仰的人数越来越增加。但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发展也日渐多元化，在这种多元化情况下，信仰的选择自然也是多元化的。至少，目前没有还看到基督教在文化生活中占据主导。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并拥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传统的儒、释、道传统，也为人们提供了多样的信仰选择。她的结论是中国社会现实自身产生着对精神灵性信仰的渴求，基督教自然也在其中有很大的生长空间。

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浙江大学的冯国栋教授针对前面两位学者的发言内容，提出了基督教文化进入中国需面临的两个问题，即怎么样进入以及基督教文化中哪些资源可以进入。他对刘孝廷教授提出的中国文化外在超越的思路是赞同的。他说我们要进行文化超越，靠内在超越非常困难。而外在超越必须有新的文化资源进来。基督教文化的引入，可以对中国现有文化发展起很好的推动作用。他认为，基督教文化从草根进入中国的思路具有启发意义，联系前面黄惠珍教授所讲内容，这就引出了基督教文化在中国语境化的问题。基督教进入中国面临着复杂的语境，在中国的基督教，主要可分为三种存在形态，即“三自”教会、农村教会以及城市“白骨精阶层”（白领、骨干、社会精英）教会。三自教会的问题在于与上层结合过程中的官僚化与科层化。关于农村教会，有研究报告提出基督教的民间化、民俗化倾向。基督教和原来传统的民间信仰结合在一起，原来所谓的家族意识，被置换为基督教的团契意识，表现为整个村子的村民全部信基督教，成为基督徒。原来村子中家族的内涵被置换了，这是语境化比较成功的例子。但同时也有一些问题。比如，某一个地方的基督徒砸了另外一个地方的偶像信仰雕塑，基督徒经营的商店不卖东西给其他人，有些基督徒把村子里的农用蓄水放掉等。这就引出了应该引进基督教中哪些文化资源的问题，所引进的这些文化资源应对基督教在中国语境下的健康发展和中国文化之当代转化起到推动而不是抵消和破坏作用。

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王忠欣博士着重分析了相比于其他宗教基督教具有更强的文化转化能力的原因之所在。他首先对当今中国社会中的儒释道之现代转化状况进行了分析。儒家现代转型的苗头还不明显。由于其本身没有类似基督教的教会和信众，如果单有儒家学者的相关著作，而缺乏社会实践的实体性力量，儒家的现代转化便很难体现。佛教的现代转化，已在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在大陆体现为和旅游经济相结合的兴旺。但从内在力量上讲，台湾则更好地实现了佛教的现代转型，这主要在于其借鉴了大量基督教的元素，通过运用基督教中的见证、唱诗、团契、慈善等活动较好地达到佛教的现代转换。道教的现代转化主要体现在健身保健方面，很大程度上和科学相结合。从世界历史看，特别是欧洲历史来看，基督教确实具有更强的文化转化能力，但这种转化的力量到底在什么地方呢？王忠欣博士认为基督教对于永恒、对于超越本身的追求可能是这种转化的力量源泉所在。他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对永恒和超越的追求进行了深入剖析。首先，基督徒或教会把忠诚放在无形的、非物质的、永恒者身上，永恒者本身具有超越性，这比中国文化把忠诚放在英雄、领袖人物等具体的人身上更具有超越性。其次，对超越性的永恒本身的追求突破了人与人之间的自然血缘关系，建立起一种和上帝及基督徒的新型关系，使人成为新造的人。再次，对超越的永恒者的忠诚，使人对死亡有一个超越。基督徒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很普遍地体现在早期及近期的基督教历史中，这种超越的死亡观是基督教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第四，对永恒、天家之追求使得基督教形成了对物质、享受和荣誉的超越。第五，基督教的团契活动使人与人之间有被连接在一起的感觉，这种彼此关怀的连接感而非孤单碎片的失落感对于当下中国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复旦大学的张业松教授探讨了文化重建或新的文化建设当中“一体两翼”的问题，一体即文化重建的本体，两翼分别是社会世俗生活方面和超越性价值的方面。以这个为中心来进行思考，就是要想找出一种理想的文化形态。人类几千年提供的各种类型的文化形态中，目前最成功的是基督教文化。美国社会在新教文化基础上得以形成，产生出了比较合理且得到共同认可的基于世俗生活之上的独特文化。这种独特的文化更好地处理了过去信仰或宗教生活之下社会个体生活，或者说对社会进行了重新的组织。最初来到美国的异教徒依靠基督教的团契生活方式进行组织，在他们已经建立起国家之后，便对这个生活方式加以改造，产生出了今天所谓的消费主义文化或文化消费的生活方式。这基本可看作是宗教生活世俗转化的结果。在这个转化已经完成之后，今天的美国人怎么处理自己信仰生活和原来的宗教社区的关系，这里有很多问题值得探讨。这主要是就基督教文化转换的世俗生活这一翼而言的。就超越性价值这一翼而言，基督教中关于神、基督和人之间关系的独特的架构，能够对人的世俗和肉身存在进行提升和属灵召唤，这体现出超越性价值的旨向。基督教可以在超越性价值建构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就中国现状看，中国主流社会价值可能还是儒教社会价值。原来文化形态中落后的方面顽强存在，而新的现代化转化确实没有做好。最后张教授认为，考虑到中国社会现实对利益、权力的依恋和迷恋状况，基督教的超越价值方面，可能会给我们的文化重建带来很好的启发。同时他也强调，基督教的超越性价值与在基督教文化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消费主义文化生活方式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复杂性问题。

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上海师范大学的王建平教授在简要分析了中国儒释道在中国文化转型中的不同功能和角色之后，着重分析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转型的内在性关系。他认为从现在来看，儒教很难完成中国文化和社会的转型工作。在中国面临着道德没有底线、文化趋于解体、社会处于溃散的临界状态时，儒教维系着的依然是社会的等级制度。在这样一个社会等级化情况下，除了对官方的依附性外，如果始终逃不出君臣父子三纲五常的传统社会模式，便很难完成社会文化转型的任务。佛教尽管渗透于中国社会各个方面，但腐败问题也非常严重。而且缺乏类似基督教的团契社区，组织很松散，也很难担当这一任务。伊斯兰教是和民族紧密结合的群体，和生活习惯密切联系，而且人数较少，和中国普通大众群体有隔阂，这样伊斯兰教也很难完成中国文化转化的历史任务。从目前情况看，基督教这些年发展比较快。近年来基督教为什么能够在中国得到较快发展呢？王教授认为，首先由于基督教的普世价值理念。基督教强调平等、正义、仁爱、关怀，这种对别人的尊重和普世的爱之理念是其它宗教所缺乏的。正是从基督教的普世价值出发，发展出了追求民主平等的现代西方社会。其次，从社会现实来说，中国普通百姓的确也是在主动靠近基督教。无论农村还是城市，甚至在少数民族地区基督教都得到了较快的传播。最后王教授指出，基督教要在中国文化当代转化过程中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就不能觉得自己是唯一正确的，其他宗教都是错误的。基督教应该放弃这样一个思维方式，因为中国社会现在非常多元化，在中国总能找到不同群体在接受不同的价值观。所以未来基督教能否在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要看它和其他文化及宗教的磨合和互动，也就是要从其它文化中发掘或找到与之相似的的普世价值观念。

最后，与会学者围绕以上发言内容对以下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互动和探讨：社会上新出现的社会组织形态能够竞争甚至取代宗教团契生活吗？如购物、饮茶、音乐、文艺、服装、茶道、园艺等新的社会组织形态。有学者认为这种新的社会组织形态和世俗生活紧密结合，同时也有某种理想性追求的特质，应鼓励这种新的组织形式，使其进一步发展壮大为新的民主社群团体。也有学者认为这种新的组织形态本身就是消费文化的产物，无法形成完整而不屈服的精神灵性生活。关于城市里出现“白骨精”教会，有学者指出文化基督徒应属于这一群体，这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基督徒群体。有学者进一步解释说，这一群体基本上在大城市，以知识分子为主。关于为什么基督教传播要从草根入手，采取这种由下往上而不是由上往下的方式？有学者认为文化的希望在基层，因为基层社会劳苦大众成为现代化的弃儿，只有采取对他们进行关怀和灵性重建的方式，才能将被打碎的有机化的个体生活得以重新粘合起来。关于基督教信仰生活中哪一部分为中国现代社会不同阶层所需要？有学者引用一本台湾基督徒学者的观点指出，古今中外的社会，都追求和谐，而达到和谐有三个模式，第一个战争，胜利的和谐，第二是公义的和谐，第三是死亡的和谐，而保罗针对胜利的和谐提出了新的观念，即恩典观念，作为一个白白的礼物送给你，而这正是中国社会各阶层所真正需要的基督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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