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21日，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在美国麻州的安德弗镇举办读书研讨会，探讨“基督教、儒家与中国文化的复兴”。来自波士顿地区多所大学的访问学者及旅居当地的华人30多人参加了这次研讨活动。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唐文明作为主讲人首先对中西文化的发展进行了梳理，并分析了基督教和儒家对中国文化的复兴可能产生的作用，接着参加研讨会的学者对这一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唐文明教授认为中国文化的形成首先经历了自我定型期，在这一时期，周公制礼作乐，而后礼坏乐崩，诸子百家兴起，这标志着道统内部的分化与张力结构。在这一背景下孔子出现。孔子的意义在于德言功：成德、定经、立教。诸子星群，孔子为北极，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之后秦统一中国，汉立五经博士，独尊儒术。儒家成为中国文化的主体后遇到的第一个大挑战就是佛教的传入，在完成消融佛教后，儒家也提升了一个层次。东汉时道教产生并快速发展，接着佛教也传入中国并有迅猛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民间的怪力乱神与精英的课虚尚玄并存。到了唐代，韩愈排佛老，而李翱融儒佛。宋代时儒学出入佛老，反求诸六经，朱熹为集大成，确立了四书。儒家遇到的另一次大挑战则是与西方的相遇。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认知主要表现在“五四”时期的民主与科学思想，对内表现为对儒教的拒斥，对外表现为对基督教的拒斥。大儒牟宗三认为，西方的道统就是基督教。

在谈到西方文化时，唐教授指出西方文化是由两希文明组成：希腊和希伯来。希腊文化强调自然、此岸、有限、和理性；而希伯来文化强调超自然（精神）、彼岸、无限、和信仰。我们常说的雅典与耶路撒冷，就是意指西方文化的两极，它们既有冲突，也有和解。这种和解有两次，一次是古典的和解，指中世纪时，神学大家托马斯·阿奎那用超自然确证自然，从彼岸到此岸，从无限到有限，从信仰到理性的神学建构。另一次是现代的和解，是从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人文精神体现神圣精神，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反映了奥古斯丁的我思故上帝在的思想。古典与现代的分野在于自然哲学与精神哲学的产生，以及理性权威的确立。启蒙是雅典与耶路撒冷的双重胜利，也是两败俱伤。黑格尔：绝对精神（精神现象学：论圣灵的显现）表达了从从此岸到彼岸、从有限到无限、从理性到信仰的演变。

对于儒家能否促进中国文化的复兴，唐教授认为康有为被称为儒教的马丁·路德，但他貌孔心夷；而梁启超则认为西方是物质文明，东方是精神文明，缺乏对基督教的体会；梁漱溟则主张对基督教全盘接受，根本改过，仍然缺乏对基督教的重视；贺麟认为中国的危机是文化危机，儒家思想应开展新的方案，即吸收西方哲学发挥理学，吸收基督教精华充实礼教，吸收西方艺术发扬诗教

唐教授也对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基督教自唐代传入中国后，直到当代，一直面对着本土化、处境化的课题，在这方面既有教训，也有经验。美国神学家尼布尔提出的基督与文化的五种模式包括：反对、在之中、高于、背于、转化。基督教应成为中国文化更新的营养，而非药物。基督教中国化的标志应是出现新宗派，如基督教的“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这就表明神学建设的重要性。建立中国的神学需要熟悉圣经、熟悉西方哲学与神学传统。并需要认真反思基督教的西方化，熟悉中国文化，最后回到圣经。

唐教授最后提到，大儒牟宗三曾表述过，相即相融而不失其自性；唐君毅也说过，在遥远的地方，一切虔诚总当相遇，所以他也希望在中国出现新儒教、新基督教，两者共同担当起中国文化的复兴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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