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3日，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在美国波士顿举行了春季读书研讨会，来自波士顿地区的华人学生学者20多人参加了这次研讨活动。这次研讨会的主题为“民族主义与中西文化的冲撞”，主讲人为中国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的陈少明教授和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会长王忠欣博士。研讨会针对中国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及由此引起的中西文化冲撞进行了热烈且深入的讨论，以下为陈教授和王博士的演讲：

陈少明教授指出，近年来中国大陆的网民对一些涉及民族问题的事件都作出强烈的反应，从中滋生出民族主义倾向与文化冲突情绪。从年龄上看，网民基本上是较年轻的一代，他们受着西式教育，并基本上以西化的生活方式长大，但这群人有时表现出的极端情绪及倾向，却与此相反。对自己身处的传统，在不算均衡的教育模式中，这一代人究竟理解多深，本来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但作为实体存在的中国与西方政权，企图以特定的价值观作为普遍价值观的意识形态宣传上的努力，连同对对方历史、文化的误解及傲慢，使得实际中某些本可妥当处理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事件，演变为中国与西方民族尊严或通俗说关乎面子的事情。西方对中国大陆政治制度的批评，有时过份地扩展为对中国大陆人民或中华文化的批评，本身就很伤中国人的感情。大陆一些人则将西方对中国政治事件的批评，当成是对中华民族的挑衅，给予同样不适当的回击，网上漫骂，对外资企业的粗暴冲击。诸如种种情形，都使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

民族主义的情绪或倾向，纯粹是中国大陆目前面临的问题吗？1993年7月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享廷顿发表了著名文章《文明的冲突？》，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对文化多元与民族矛盾问题的重视。而随着2001年美国遭受恐怖分子袭击，新的海湾战争爆发，还有各种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之间的冲突事件发生，民族问题进一步成为不仅是学术讨论的主题，而且是政治、经济、军事等实际事务必须面对的问题。由于其中夹杂着对宗教、价值观念、民族自尊等的理解，民族问题又仿佛在二十一世纪里应验了享廷顿的预言，与文化冲突分不开。

原本认为持包容态度看待世界的中国，在很多突发事件面前，日益表现出对民族尊严维护的民族主义倾向也就不出奇了。

实际上，民族主义倾向与对民族问题的态度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多元文化的交汇，及多民族的宗教观及价值观的相互碰撞，与经济及某种意义上的政治的一体化趋向是不同步的，这种情况带给不同民族及个体的是一种精神上的不安。曾被视为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是否会与受到冲击的经济、政治实力一样，被摧毁或肢解呢？文化更新或重振力量究竟在何处？

民族独立的维护和使民族具备顽强生命力，不可能通过狭隘地固守传统或强行地推行自己的价值与信念的手段来达到。民族主义所表现出的，是用封闭及粗暴的方式，在拒绝对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的理解与交流的前提下，固守自己民族的至上性和唯一性。它最极端的表现，便是对其他民族文化及传统的排斥及仇恨，以致企图通过暴力消灭其他民族，如德国纳粹分子。

实际上，不同民族的文化不必然是冲突的。文化的核心是人对生活的态度与理解，这是宗教、哲学体现出的价值观与人生观。我们不妨将不同的文化看成是不同的民族因着不同的生活环境，对人类面对的共同问题所作出的不同解决的努力。本质上说，不同文化各有特色，但必定首先是对共同问题的解决有互补作用。如果将各具特色极端化为相互拒斥，甚至决一高低、你死我活的争斗，文化对人精神及生活的意义力量，便变为人毁灭人的力量。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曾不止一次地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与传统平和地沟通、融合。将对民族尊严的维护，逐步转变为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情绪，与近代中国的命运有关。但不管如何，学会学习，不仅是向别人学习，而且更重要的重新学习、认识自己的传统，并学会在学习中修正自己、发展自己，相信更是当今中国人应当做的事情。

王忠欣博士指出，中西文化交流意义重大。在中国我们常说，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远远多于西方对中国的认识，果真是这样吗？我们对西方的认识是停留在好莱坞的电影上？还是触及到了西方文化的深层？这是需要我们反思的问题。西方文化和社会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基督教的思想主要集中在《圣经》中。《圣经》由旧约和新约组成。旧约着重讲述了上帝的公义，新约的重点则为上帝的爱。所谓公义就是要有是非观念，要有对人的恶的一面即基督教所说的罪的警觉，要有批判的精神，要有对罪的憎恶。旧约中的许多书卷都有这方面的教导，如《阿摩司书》，就描述了上帝对罪的愤怒和追讨，对罪的痛恨和惩罚。上帝说，由于人“三番五次地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上帝的教导是，“要恶恶好善，在城门口秉行公义”，“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诗篇》也强调，上帝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他“为要给孤儿和受欺压的人伸冤，使强横的人不再威吓他们”，“惟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他心中恨恶”。所以人们也常说旧约中的上帝是一个愤怒的上帝。的确，旧约所描述的是上帝对罪不妥协、不容忍的一面。

而在新约中，上帝则是充满了慈爱。新约中关于爱的教导，如爱人如己、爱邻舍、爱陌生人、爱仇敌等，比比皆是。耶稣在《马太福音》中对人的教导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 《约翰一书》则更具体地解释了我们为什么要爱人如己，以及爱的源泉，“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新约中所提倡的这种爱不是狭隘的爱，而是超越血缘、家族、种族、国度的爱，是一种普世的爱。我们必须承认，与西方人相比，我们缺乏超越的爱。在美国，近十多年出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领养中国孤儿。许多白人夫妇领养了中国孤儿，多为女孩，给予他们无微不至的照顾，对待他们比对待自己亲生的儿女还亲。我们中国人现在也很富裕了，经济上应该没有多少困难，但是又有多少人去领养那些被抛弃的孤儿、把幸福带给他们呢？

正因为《圣经》中所教导的公义和普世的爱，西方文化和社会逐渐形成了社会公义和普世关怀的传统。这种传统要求人们不能只关心自己的家人，也要关爱他人；不能只关注自己的行为，也要对他人不好的行为做出批评，要主持正义。这种传统也就塑造了西方人爱管闲事的习惯，虽然不是他们家的事，但如果违反公义，他们就会去干涉。如夫妻打架，或大人打孩子，这种事在中国，传统上来说是没有人管的，因为“清官难断家务事”，但在美国，许多人会出来报警，警察会把施暴者拘留，并将受害者交给社会工作人员来保护。同时，这种社会公义也是普世的，是超越血缘、家族、种族、和国度的，正因此，西方社会也常常会对其他地区发生的事情予以关注，并对不公义的事情进行批评。

中国文化中有“只扫自家门前雪，那管他人瓦上霜”，明哲保身的传统。但是对他人的冷漠、对恶的容忍，最终受到伤害的还是自己。在波士顿的犹太人大屠杀博物馆里刻有一段纳粹时期一位基督新教牧师刻骨铭心的名言，大意是说，当他们（纳粹）抓犹太人时，我不做声，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当他们抓共产党人时，我不做声，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当他们抓工会会员时，我不做声，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当他们抓天主教徒时，我不做声，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当他们抓我时，再没有人出来替我说话了。

可以说，多管闲事是中西价值冲撞的一个主要导火线。明白了西方文化中社会公义与普世关怀这两个特点，我们就有可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西方价值鼓励多管闲事。至于如何避免中西文化的冲撞，则需要双方共同的努力。可以肯定的是，双方的互动、交流、对话和理解一定会有助于冲撞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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