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1日，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在美国波士顿的沃克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举办了读书研讨会，来自波士顿地区多所大学的近20名中美学者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的两位学者刘孝廷教授和张百春教授作为这次研讨会的嘉宾在会上做了重要发言。刘孝廷教授主要介绍了近年来中国学术界有关宗教与科学的研究状况。接着，张百春教授介绍了东正教及东正教在中国的状况。张百春教授曾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留学多年，专攻俄罗斯哲学与宗教，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是中国学界研究东正教问题的权威学者。以下是张百春教授的发言内容：

基督教于公元一世纪从犹太教里独立出来后，由巴勒斯坦地区传播到整个罗马帝国，并于公元四世纪末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在最初几个世纪，基督教会是统一的，其内部的教义纷争主要通过普世宗教会议来解决。公元四世纪中叶，罗马帝国分为东西两个部分。以罗马为中心的西部基督教会和以拜占庭为中心的东部基督教会之间的分歧因文化背景和政治上的原因而变得越来越大，双方最终于1054年决裂，形成不同的两大基督教传统：天主教和东正教。16世纪，新教从天主教中分离出来，新教内部仍然是派别林立。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是构成基督教的三大主要派别。在经典和教义上，它们之间有区别，但不大。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表现在教会组织形式、礼拜仪式和信仰传统方面。

在希腊文里，“正教”一词最早出现在公元2世纪，其含义是“正确地思考”和“正确地荣耀上帝”。当时的基督徒企图用这个词的后一种含义来表白其信仰的纯正性，对基督学说和使徒传统的严格遵守和继承，以区别于各类虚假学说和异端。基督教分裂后，以拜占庭为中心的东方教会自称为“正教会”，旨在表明自己信仰的正统性，其所针对的主要是天主教会。在汉语里，“东正教”一词里的“东”字指的是罗马帝国东部。大致而言，正教、东正教、东方教会、希腊正教、希腊正教会等，在基督教历史上指的是同一个东西，即与天主教、新教并列的基督教三大派别之一的东正教。早期东正教对基督教的教义和神学做出过很重要的贡献，如三位一体和基督论等教义的制定。随着伊斯兰教的兴起，穆斯林逐渐占领拜占庭帝国领土。1453年，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灭亡。君士坦丁堡牧首区所辖教区纷纷脱离出去，形成独立的正教会。到目前为止，独立的正教会有十五个，其中包括较晚形成的俄罗斯东正教会。

公元9世纪，东正教传到保加利亚，公元10世纪末传到基辅罗斯，并成为其国教。早期俄罗斯教会是拜占庭牧首区的一个都主教区，都主教由拜占庭牧首任命。蒙古鞑靼人统治时期，俄罗斯正教会并没有遭受太大的打击，但其发展受到严重限制。15世纪，当莫斯科兴起后，俄罗斯正教会都主教官邸随之迁往莫斯科。拜占庭灭亡后，莫斯科觊觎东方基督教会（各东正教会）首席地位，此即所谓的“莫斯科——第三罗马”之说。1589年，俄罗斯东正教会选出自己的牧首，莫斯科牧首区获得独立，并且逐渐确立了其在整个东正教会的主导地位。东正教与俄罗斯民族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个联系一方面体现在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另一方面体现在俄罗斯文化上。一千年来，俄国人日常生活各个方面无不打上了东正教的烙印。20世纪以前，“俄国人”和“东正教徒”所包含的意思几乎是一样的。东正教精神渗透到俄罗斯文化的各个领域，成为俄国人文化创造灵感的源泉。

东正教与中国的关系始终与俄罗斯东正教会联系在一起。元朝时期已有俄国东正教徒（主要是俄国士兵）来到我国，甚至到过北京，但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东正教真正进入中国是在清朝初年，这与莫斯科崛起后，俄国向东部扩张领土有关。15世纪初，俄国人对西伯利亚还没有清晰的概念。1581年，他们才越过乌拉尔山脉，并迅速向东挺进。1649年，俄国人哈巴罗夫就到达了黑龙江。1665年，一伙哥萨克武装人员强行占领黑龙江中游北岸小镇雅克萨，俄国人称之为阿尔巴津，当时是中国领土，这是中俄双方公认的事实。1685-1687年，中国人两次攻打俄国人占领的雅克萨，最终收复失地。在雅克萨战役中，清军俘虏一些俄国哥萨克，其中一部分人（大约 有45人）被带到北京。清朝征服对待这批战俘获非常友善，把他们编入满人的军队——镶黄旗，因此他们与满人享有几乎同样的待遇，其中大部分男子与中国妇女结婚建立家庭。在这些战俘当中就有一名叫马克西姆东正教神父，他在北京继续为俄国人提供宗教服务。因此可以说，东正教随着这批战俘正式传入北京。

1711年，马克西姆神父在北京去世。为了继续自己的宗教生活，北京的阿尔巴津人向俄国沙皇彼得一世写信求助。在征得康熙皇帝的允许后，彼得大帝下令组建传教团到中国。第一届俄国东正教传教团于1715年到达北京，从此开始了其长达240多年的历史，前后共20届。表面上，传教团的使命是为阿尔巴津人提供宗教服务。然而，北京的阿尔巴津人宗教信仰逐渐淡化，传教团在这方面几乎无事可做。向中国派遣传教团本来是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事情，但是，俄国政府从一开始就插手传教团选派，其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把传教团当作驻扎在中国的外交机构。传教团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这个使命。1861年，俄国政府外交机构在北京正式成立，这时传教团才开始关注在中国人中间传教的问题，其职能发生了变化，但它并没有立即放弃外交职能。直到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近300年的时间里，俄国的传教团所发展的中国人信徒非常少，总共不到一千人。这一点也能证明俄国传教团的真正使命并不在于向中国人传播东正教。传教团职能转变的另外一个结果是汉学研究的发展。传教团是俄国汉学的摇篮，为俄国培养了一批又批的汉学家。俄国汉学在世界汉学史上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传教团在其中的贡献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义和团运动给本来就不强大的中国东正教会造成沉重打击，有222名中国籍东正教徒（绝大部分为阿尔巴津人后裔）被打死，北京等地的一些东正教堂遭到破坏。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清政府于1901年被迫签署《辛丑条约》，俄国获得大量赔款，其中的一部分赔款被用于恢复中国的东正教事业。借助强大的经济支持，北京东正教传教团不但恢复了遭到破坏的东正教堂，而且还大量购置地产，建造新的教堂，开设面粉厂、牛奶场、养蜂场、织布厂、工艺厂、印字房、订书房、果园等等，这也是吸引中国人加入东正教的一种手段。当时不少中国人为了谋生，或者为了子女能够进入教会学校学习而皈依东正教。与此同时，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进一步加强在北京以外其他地区的传教工作，除北京郊区县以外，东正教的传教工作已经波及到天津、上海、汉口、广东、浙江、东北地区，并在一些地方建造了东正教教堂。到1916年，由北京的东正教传教团发展的中国信徒有5587人，其中在北京有1000人。

中国东正教信徒数量的实质性增加发生在义和团运动之后，并且与东正教驻北京的传教团没有直接关系。1896年《中俄密约》签订后，俄国人获得修建中东铁路的权利，大批俄国人（筑路员工，武装护卫队等）涌入中国东北地区，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是东正教信徒。1898-1908年间，俄国人在哈尔滨建造了七座东正教堂。1901-1908年间，俄国人在中东铁路沿线上建造了14座东正教堂。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不愿意接受新政权的所谓白俄大批涌入中国，东正教徒数量再次发生急剧增长。仅在东北地区东正教信徒就曾达到30万人，教堂由几十座增加到上百座，神职人员由100多人增加到几百人。北京东正教的传教团积极为逃难到中国来的白俄提供服务，成为他们的避难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我国东北三省，部分流亡的白俄纷纷南下，一度曾使天津、上海等地东正教会十分活跃。由于中国发生的战争，以及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批白俄或返回苏联，或去了西方，中国的东正教信徒数量急剧减少，在中国曾经盛极一时的东正教走向衰落。

东正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有三百多年，但始终没有引起中国本土人的兴趣。中国的东正教徒的主体是阿尔巴津人后裔以及到中国经商和修建铁路的俄国人，特别是流亡到中国的俄国人。在汉人和满人等本地中国人中间，信奉东正教的人非常少，其中有些人并不是出于宗教自身的原因而皈依东正教。中国的东正教会主要是由俄国人来管理的。第一位中国籍神父在东正教传入北京后两百年才出现，即米特拉凡（俗名祁春，音译），他在义和团运动中丧生。此后，中国籍神职人员开始出现，但数量仍然不多，在东正教礼拜活动和管理方面，他们只起辅助作用。此外，从第一届到第十七届传教团的团长（领班）一直是修士大司祭。根据东正教教义，这个职位无法发展教阶体系。直到1902年，团长才由主教担任，这就是第十八届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团长英诺肯提乙·费古洛夫斯基，传教团成员人数也由原来的10多人增加到30多人。1950年，迫于当时的形势，俄国东正教会才祝圣了第一个中国籍主教，即天津主教西蒙·杜。1954年，俄国东正教会决定取缔其在中国的传教团。1956年，最后一任（第20届）传教团团长维克多大主教离开中国。东正教在中国的活动并没有随之而立即停止，并且还从俄国东正教会那里获得了自治权。1957年，中国自治东正教会成立，由中国籍主教姚福安领导。他是第二位中国主教，1957年在莫斯科获得正式祝圣，他也是俄国东正教会祝圣的最后一位中国籍主教。这时在中国的东正教徒只剩下一万人左右。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紧张，苏联撤回专家，两国几乎中断了来往。1962年，姚福安主教去世，1965年，西蒙主教去世，再没有中国籍的东正教主教了。但中国籍的司祭还有一些，其中有一部分司祭去了美国或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司祭只够维持个别地方的东正教礼拜活动而已，但无论如何无法延续东正教教阶体制，即使中国政府允许。随后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中国东正教徒的宗教活动终止。

 

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的东正教也逐渐恢复。1982年，由政府出资修建了在文革期间曾经遭到破坏的，位于哈尔滨市的东正教圣母帡幪教堂。1984年10月，这座教堂举行了开放仪式。1986年，东正教徒可以正式地在这里参加礼拜。尽管当地的东正教徒人数不多，但这毕竟标志着中国的东正教徒已开始恢复自己的宗教活动。当年曾经有过东正教信徒的地区，如北京、上海，新疆和海拉尔以及中俄边境的其他地区，与东正教有历史联系的个人和家庭开始恢复自己的信仰，甚至接受洗礼，成为东正教徒。中国的东正教徒数量与日俱增。据俄国东正教会负责人称，中国现在有一万多东正教信徒。

 

目前，中国东正教徒的宗教生活所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没有神职人员。仅有的两位中国籍主教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已去世。文革前被祝圣的那些司祭现在都年事已高，其中有些已经移居国外。文革后唯一开放的哈尔滨东正教圣母帡幪教堂主持司祭朱世朴于2000年9月去世。此后，信徒只能他生前主持的礼拜仪式的录音伴奏下过宗教生活。2003年12月，北京最后一位东正教司祭，八十岁高龄的杜立福去世。据笔者掌握的情况，中国大陆目前只剩下一位东正教司祭（八十多岁）。尽管东正教在中国的命运与很多因素有关，但神职人员问题的解决将直接影响到东正教在中国的进一步存在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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