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于2006年12月24日在美国麻州莱克星顿举办美东地区冬季读书研讨会，邀请中国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林中泽教授主讲“基督教入华二百年之回顾与展望”。林教授是中西文化交流史方面的专家，目前在波士顿大学进行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交流项目的研究。以下为林教授发言的主要内容：

一，基督教在华二百年，无论是对于中华文明的延续抑或是对于世界文明的发展，均是有得有失，功过参半。

基督新教在华二百年来最大的一个收获是：它在一定的程度上有助于促成中国的近代化，有助于中国融入世界。基督教不仅仅为中国引入了近代西方的科学技术，它还为中国引入了各种近代的西方体制，例如近代教育体制、近代医疗卫生体制、近代传媒体制，等等。正是通过这些近代科技和体制的引入，为中国从传统社会转向近代社会打下了基础。

然而，与科技和体制的引入相比，中国人“世界观”的转变对于中国融入世界显得更加富有意义。近二百年来基督教传教士在华的一系列传教活动，无疑大大促进了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广泛交流，最重要的是，通过中国人与基督教文化的接触，增进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互相了解和认识，尤其是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认识。就中国的近代化而言，观念的转变才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

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中国汉人政权的主要压力来自北方内陆的胡人。汉胡关系常常表现为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对抗，这种对抗的文化价值观是如此鲜明，以致于“汉”、“胡”二字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下带上了褒贬分明的词性。19世纪初基督新教传教士的到来以及不久后爆发的鸦片战争，把中国人的注意力从北方荒漠地区的胡人转向了来自东南海面上的洋人。从“胡”到“洋”的变化，无疑意味着中国文明的重点由内陆向沿海地区的转移，这一转移正式宣告了中国近代化过程的开始。

当然，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西洋人”的到来，并没有给中国人留下好印象，因此，“洋”的最初命运与“胡”一样，都是贬义的。不过，我们仍然可以毫无讳言地说，真正把中国人从狭窄的“天下”带入近代世界的，是以基督新教传教士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新教传教士以西方列强的武力为后盾，以基督教为媒介，克服了明清之际耶稣会士严重依赖士大夫阶层的局限性，坚持全方位和多渠道的传教策略，把比较完整意义上的西方文化介绍给中国，终于揭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序幕。与该过程相伴随，“洋”这一概念也逐渐由贬义向褒义发展，以至于在今天它竟然成了一切时尚的渊薮。

正是由于基督新教的最初入华与西方列强的海外殖民运动相伴随，它才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造成了恶劣的印象。传教士的传教冲动常常与西方商人海外扩张的冲动合二为一，因此传教士的文化活动就被视作是西方侵略势力的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不能不给基督新教的早期入华史留下了影响极其深远的遗憾。另一个遗憾是，基督教到目前为止仍未能真正融入中国社会，它还无法在深层次上影响中国的文化和思想。当然，我们无法否定，在物质层面及制度层面上，我们正在不断地被“西化”，但是在精神的层面上，基督教的影响并不大。就作为一个文明民族所赖以存在的独特的思维模式而言，我们与一、两千年前的老祖宗并没有什么两样，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基督教对中国人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二，基督教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扎下根，首先必须适应中国的环境，这一过程就叫“中国化”。中国化并不意味着基督教被中国传统文化所吞噬，这实际上是一个双赢的过程：当基督教完成中国化的过程时，中国文化也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基督教化。在这方面，历史给我们提供了许多经验和教训。

基督教起源于东方希伯来民族的一神教传统，它与希腊罗马的多神教现实之间的对立是如此尖锐，以至于整个基督教的早期历史充满着血腥的镇压和悲壮的殉难。可是，基督教在与希腊罗马多神教作艰难斗争的同时，也不断地从后者中吸取大量的有用成分。例如后来成为基督教神学核心内容的“三位一体”论，就从希腊智慧中得到许多灵感。基督教不仅在一些最本质的方面与希腊思想相妥协，而且在某些外在形式方面也吸收了异教的传统。许多现在被看作是基督教习俗的东西最初并不是基督教的，而是异教的，例如过生日、圣诞节纪念、星期天为礼拜日、吃圣餐，等等，都是从罗马帝国中各色各样的多神教崇拜中借用过来的。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磨合与妥协，基督教的一神教文明与希腊罗马的多神教文明融为一体，结果，一方面是基督教变得日益希腊罗马化，另一方面是罗马社会日益基督教化。

基督教在其后来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经常遭遇到其周边异质文化的对抗和冲突，在这种对抗和冲突中，它坚持自身所特有的灵活性，不断调适自己，以应对一切新的外部压力。在16世纪末至18世纪末之间，随着西方殖民运动的崛起，基督教开始向远东地区拓展，以耶稣会士为主的天主教传教士进入了明末清初的中国，这些传教士最初走了一条“适应”的道路。所谓“适应”（Accommodation），就是千方百计地适应中国的环境，实际上就是力求使基督教中国化。尽管早期耶稣会在中国的成功是极其短暂的，但它仍然为基督教在海外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为了更加深入地理解基督教中国化的问题，我们有必要暂时跳出基督教的范围，从佛教的发展中吸取历史经验。佛教进入中国，走的是一条“汉化”的道路。所谓汉化，本质上就是中国化。佛教出自印度，因此它的入华必然带来印度文化。印度与中国虽然在地理上比较接近，但两地文化传统却格格不入，斗争相当激烈。如中国古代没有轮回思想，印度人的轮回理论与中国的传统伦理发生了直接的冲撞，最突出的矛盾主要发生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印度的出家制度与儒家孝文化之间的矛盾。出家必然要独身，而独身则违反了儒家的孝道精神。其二是印度的僧本位传统与中国的忠君思想之间的矛盾。具体来说，就是涉及到出家人是否要敬拜君王和父母的问题。总而言之，佛教进入中国时所引发的文明冲突，其强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基督教入华时的情景。重要的是，这种冲突和斗争对于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是完全必须的；正是通过这样的激烈碰撞，佛教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才各有所获：一方面是佛教达到最大限度的中国化，另一方面是中国社会实现了最大程度的佛教化。

由此可见，基督教要想在中国有所作为，就必须以历史为鉴，走更加中国化的道路。

三，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向纵深领域发展，一方面，国内思想界出现了历史转折关头所难以避免的混乱状态，极端的传统主义者与激进的反传统主义者之间的论战日趋激烈，普通民众大多感到茫然，在文化继承与创新的问题上，人们迫切期待产生一种能够持平的中道精神；另一方面，中国融入世界的步速正在加快，中国政府所一贯坚持的政治模式多元化的原则，有可能突破国际事务的范围而反过来渗入到国内的思想文化领域，对异域文化的包容将成为新一代领导人的政策特征之一。所有这一切无疑为基督教在国内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令人欣慰的是，无论是作为古老传统而存在的儒家学说，还是作为当今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均具备了与基督教进行广泛对话和交流的可能性。儒家与基督教并不分属于绝然互相排斥的两极，共性与差异一样皆为客观事实。相对而言，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之间的对话更容易展开，因为两者均为西方文化的产物，它们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共同语言。

除了各种客观条件以外，基督教自身的发展也有利于它的对华拓展。首先，基督新教无疑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宗教，它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其次，基督新教具有非凡的进取精神，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个信徒都是传教士。最后，由于总结和积累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这些新教信徒已经开始懂得如何采用不同的方式向不同的人传教，从其实践的效果看，他们所掌握的心理学知识是经得起考验的。

诚然，新的形势也有可能使基督新教在中国的处境变得更加困难。入华的基督新教首先面临的是世界多元化趋势的挑战。目前在国内，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弱化的倾向；由于“国学”热的兴起，儒学有复兴的趋势；佛教和道教仍各占有一席之地；西北少数族中还存在势力不小的伊斯兰教；更有甚者，天主教合法地进入，也是一件指日可待的事情。因此，未来的中国基督新教，将要面对多种文化体系和宗教信仰的竞争，它独占中国的可能性并不大。入华基督新教所面临的另一个重大挑战是知识分子阶层的抵制。尽管基督教一贯标榜是平民大众的宗教，但它最终取得成功的标志却是知识分子的皈依，因为知识分子阶层是社会的中坚和平民大众的楷模，他们的一言一行，决定了社会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的总体方向。虽然要皈依个别处于边缘地位的知识分子也许不太难，但是要皈依一流的知识分子并通过他们去带动整个知识界则肯定是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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