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3月6日，北美華人基督教學會在馬薩諸塞州烏斯特市舉行了美東地區2004年的第一場讀書研討會。這次讀書會的主講人是波士頓大學神學院院長南樂山（Robert Neville)教授，他演講的題目為“宗教比較與文化交流”。南樂山教授是美國著名的哲學家、神學家和宗教學家，也是波士頓儒家學派的主要代表。來自哈佛大學、波士頓大學、哥頓康威爾神學院等院校的華人學者20多人參加了這次讀書會。以下是南樂山教授演講的主要內容：

當今的世界上充滿了許多潛在的衝突，在這樣一個歷史的嚴峻時刻，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理解就變得特別重要。文化之間的誤解在許多方面都存在。要建立一個文化間彼此理解的共同基礎，需要付出特別的努力。去學習一種文化的核心典籍或主要內容，並非一件難事，但在理解別人的文化時，我們卻總是帶著自己的解釋學的觀點。所以，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學會如何糾正自己最開始所帶有的觀點的偏見。

比較研究的方法必須易於得到糾正。在波士頓大學，過去四年我們主持了一項比較神學研究的課題。參加這個課題的有精通六大不同宗教傳統的專家學者。這些學者對於比較研究中得出的任何判斷都非常謹慎。此外，我們還有四位學者專門進行比較和整合。他們是，宗教社會學家彼得‧伯格，神學院副院長約翰‧白詩朗，他也是一位宗教歷史學家，專攻中國宗教。第三位是衛斯理‧魏德邁，他的強項在西方宗教和神學。第四位就是我自己，我最基本的訓練是哲學。

在這項研究中，我們主要集中在三個主題上：第一是人的地位（人性）；第二是終極實體；第三是宗教的真理。這些主題被我們稱為模糊範疇。這些模糊的範疇可能在被各種其他宗教理論解釋時顯出其特別之處，而這些宗教理論之間也許是相互矛盾的。比如，人性的主題在中國宗教中就有特別之處。南亞的宗教在區分幻覺和真正的實在方面非常特別。西亞的宗教，即基督教、猶太教和伊斯蘭教則專注於義的問題。在做比較時，第一個原則就是要保証被比較的範疇是中立的，對所有進行比較的對象都予以尊重，不帶有偏見。

做到這一點的唯一方法就是去深入研究將被比較的不同理論。保証這些範疇不會受到偏見的唯一方法，就是在這些範疇內進行比較，並更正他們。在我們這個研究中，我們組織了許多小型研討會。六位從事具體研究的歷史專家就每一個宗教傳統撰寫一篇文章，比如在人性方面，每一種宗教究竟說了些什麼，並在當年秋季把文章提交上來。然後，我們討論這些文章，作者根據大家討論的意見重新改寫，並在下一年的春季提交上來進行比較。也許課題組的所有成員都認為比較錯了，所做的比較都是錯誤。這樣，我們就需從頭開始，在我們第二輪的研討會中重新進行比較研究。

所以在我們的研究中，有兩點是經常改變的，隨時都進行調整。一是模糊的範疇，我們要保証對這些模糊的範疇沒有偏見。二是忠實於被歸入某一範疇的內容，保証這些內容沒被曲解。例如，人性（人的地位）的範疇源自西方基督教，但是人們很容易將之廣義化，你會說道德經，或其他宗教經典在人性上也說了什麼。以猶太教為例，猶太教幾乎在人性方面沒有任何論述，只是講到成為猶太人意味著什麼。這樣，我們就知道了，根據人性的範疇去比較就意味著我們就會遺憾地忽視猶太教認為是重要的東西。

我們在比較研究終極實體時有過相同的經歷。終極實體這種語言對基督徒來說，非常易懂，或許對相信“道”的人，和相信“梵”的人也不會很困難。“道”和“梵”代表了作為一種本體論實在的終極實體。佛教，特別是大乘佛教否認任何實體的存在。在大乘佛教中，所謂終極並不是說任何事情都是真實的，而是對擺脫苦難的追求。所以，我們必須區分兩種終極實體：本體論的終極實體和人類學的終極實體。在進行比較時，最困難的事情之一就是，當你用比較範疇的語言表述你要比較的兩個東西，或更多東西時，你很可能已經對你要比較的東西有偏見了。

所以，確保道德經所要精確表述的意思，就是被表示人性的語言所代表的意思，就顯得異常重要。在比較中，我們將觀察宗教的立場，並同他們本身如何看世界進行比較。我們也要提問，我們周圍其他的宗教如何看待這些宗教。宗教想用他們對人們生活的實際影響來表達他們自己。同時，我們也想說，我們所使用的語言無法表達被比較的宗教的細微差別。

從長遠來看，在比較的範疇和重新表述被比較的事物方面，我們會繼續提出關于比較的假設，並且這些假設也會被不斷更正。進行這項比較研究的第一年是非常困難的，尤其是在感情上，因為每個人都認為他們的傳統沒有得到理解。然而，第一年過去后，課題組的每個人都對其他的宗教傳統開始有了更多的理解，最初較為粗糙的比較也得到了更正。

這一研究已經進行了四年，完成了三卷書，但這只是比較的開始。我們所做的工作都是一些非常原始性的，如發展出一套所有文化、學術界都接受的範疇。這項研究，雖然有很多優秀學者參加，但仍然太個性化，學者的個性太過突出。我們需要至少50年的時間去建立一種能夠超越文化的詞彙。這一研究關注的主要是非常抽象的宗教思想，而不是宗教實踐，以及宗教的社會處境。

這種被精心設限的比較分析需要真正的交流來補充，這種真正的交流就如你們來到西方，或者我到中國去看見真正的處境。另一個複雜的事實是，我們所學習的許多古老經典如道德經，或論語，這些古代世界經典所面對的環境，非常不同於當代世界的環境。我們的這項研究僅僅是開啟了一扇進行深入而豐富的比較研究的門。我認為在我們進行這些學者們應當特別注意的比較研究時，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能夠寬容我們所研究的思想。

我不是一名中國人，但我學習了許多亞洲的儒家經典，荀子是我所敬重的學者。就象我不需成為希臘人而可以成為一名柏拉圖主義者一樣，我也可以成為一名儒者，而不需成為一名中國人。對我來說，儒者意味著深深的接受許多古代儒家的思想，特別是荀子的禮的思想，並把禮的思想運用到現代環境中去。這意味著禮的理論所表達的整個中國傳統，都能被連接到西方有關符號性質的討論中。非常重要的是，西方對符號的興趣源自試圖避開康德死胡同的哲學運動。西方在對待符號論態度上的巨大失敗是因為它沒有與道德、倫理、或價值理論相聯系，而中國儒家禮的概念是深深地植根於道德中，或是與對生活的恭敬態度密切相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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