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京师范大学科学与人文研究中心主办的“古代文明的生态价值”座谈研讨会，于2014年9月30号下午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会议由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刘孝廷教授主持，参加会议的学者有：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秀良教授，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会长王忠欣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田松教授、尚九玉教授，北京语言大学张华教授，芬兰赫尔辛基大学黄保罗教授，清华大学田薇教授，《光明日报》记者薄洁萍编审，《哲学研究》编辑部黄慧珍编审，中国政法大学张秀华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彭光华副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王立志副教授，德国波恩大学斯蒂文（Stephan Zimmermann）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的部分研究生及北京私立汇佳高中生杨华初同学20余人。
以下是与会者发言的简要内容：
王忠欣：目前中国环境问题比较严重，而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却是碧水蓝天，如此强烈反差促使我们向世界的古老文明寻求智慧。首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以色列文明，该地区狭小贫瘠，但其文明却影响了世界多半人口。在其古老文献《旧约》中也有关于保护环境的明确记载：“地必为你的缘故受诅咒”（创世记3:17），“第七年地要守圣安息，就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园。”（利未记25:4）这种“罪”和“神圣性”的意识或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田松：“生态文明”一般有三种理解：1. 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相对的另一种文明，可以单独的划出一块区域来搞“生态文明建设”；2. 把生态文明理解为工业文明的高级形态，用低碳技术和清洁能源取代过去的粗放技术和不可再生能源；3. 一种建立在对工业文明的彻底批判和清算基础之上的新的文明形态。第一种最粗俗的理解方式，大可不提；第二种理解依然是建立在对科学技术之高度的、盲目的和非理性的信任基础上，但是在无坚不摧的资本逻辑的暴力链条之下，这种上游祸害下游的方式最终会搞垮整个生态系统；显而易见，第三种理解才符合生态文明的真正本意。在目前处境下，意图构建真正的生态文明只能回到传统，因为现存的传统生态文明样态是确确实实曾经存在过的、依然存在着的和可能继续存在着的，传统（例如纳西族的泸沽湖）有足够的理由和证据供我们借鉴。
尚九玉：中国回到传统已不再可能。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丢掉了过去的体系，却还没来得及构建新的体系，我们正值“上不着天，下不接地”的尴尬阶段。我们传统文化中固然有真正的生态智慧，然而现实中却无利用途径。儒释道三家都面临着各自的问题，儒家无庙无教无信众，佛家也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拥有自己管辖的土地，道教也面临着旅游等问题的挑战；而萨满教等民间信仰，也因为年轻人背井离乡等原因致使青黄不接。
张华：不仅中国如此，其实世界四大古代文明都面临同样的处境：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所留下的文字，其后代鲜有识读者；曾经的古埃及文明的聚居地现在也几乎都是外来人；古印度文明早都物非人非。环境问题归根到底还是现代性的后果，现代性对中国这一文明古国的侵入几乎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如果有的话，那么唯一的好处或许就是“仰望上帝”——让我们面对如此困局得以再次回归心灵的安歇。
黄保罗：根据芬兰学派曼多玛（Tuomo Mannermaa）的解释，“回望上帝”依然还只是“人之爱”，是对人的爱的能力的高度信任，真正的信仰归因于“上帝之爱”。“因信称义”并不是“因为人主动的信（to believe）才被称为义”，而是说“因为上帝的恩典，信（faith）才得以可能，原本的罪人才得以被称为义人和成为义人”。中国对现代性的引入是有缺失的，大都属于法国、黑格尔左派和苏联等无神论传统，其实在欧洲还有马丁·路德、加尔文、康德、黑格尔等有神论的启蒙运动传统，对启蒙运动的片面理解或许对中国造成了不利影响。
彭光华：党的十八大也提出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概念，然而对生态这一概念依然还需要深入探究。“生态环境”一词最早由海克尔（E. Haeckel）于1866年提出，其本意是研究动物和环境的关系问题，当意识到整个自然界都是有机联系着的时候，“生态环境”也就获得了有机性和整体性的意义。
田薇：古希腊的“自然”（phusei）是一种自我涌现、自我解蔽、自我敞开的过程，人居其中构成了“天、地、神、人”之四方游戏，人的存在是“诗”（荷马）和“思”（巴门尼德）的状态。然而现代科学技术却把自然视为客体，人主动地、宰制地、强制地、破坏式地去解蔽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单一和冷漠，环境问题也随之而生。这种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归根到底还是由犹太-基督教文明所发展出来的，它为西方的科技文明提供了灵魂，希腊的理性精神只不过提供了血肉而已。
薄洁萍：不管我们如何诗意地眷恋过去，科技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是不可否认的。回顾历史长河，我们今日所惑可能有杞人忧天之嫌，若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当前的生存处境或许皆可归因于另一个小冰河期的来临。自然有其自身的调整期，而我们人类文明或许也正在经历一段反思期。
黄慧珍：面对如此窘境，我们哲学工作者应该反思自己的不足。例如，“劳动”是国内哲学界使用频率非常高的概念，然而我们似乎从未对“劳动”这一概念进行反思：“劳动”是否就是目前所呈现的目的性、技术性和暴力性，是否就意味着凝思生活的解体和对现世生活的沉沦？
张秀华：解决问题还是需要去行，而不能只是满足于符号和观念，我们每个人都应当用行动来超越自我。例如，在我们讨论西方时，在我们批评它们处于资本逻辑链条的上游时，我们应该实际地去考察一下：它们是否也在像我们一样地铺张浪费、祸害环境？
王立志：现代中国人缺乏一种阔气，同样是孤独，唐朝李白：“白鹭下秋水，孤飞如坠霜。心闲且未去，独立沙洲傍。”而我们今人面对孤独时却总显得抠抠索索、蝇营狗苟、孤苦伶仃，我们的确需要一种新的盛唐气象。
斯蒂文：中国人或许总是对西方的有神论传统充满好奇，然而西方（尤其是欧洲）的宗教势力也正面临着衰落之势，欧洲二战的创伤也让一些国家（例如德国）不愿意回顾自己的历史，因此中国还是应该实际地面对自己当下的问题。
杨华初：人的“劳动”归根到底是将无序归为有序，然而劳动的过程又导致了新的无序，因此我们应该理性地劳动，在劳动的过程中控制好速率，把速率尽量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少做无用功。
刘孝廷：或许，科技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已经过了一个节点，科技甚至已经成为了阻碍人类文明进步的力量。从“存在论”的角度看，生态自身就有其存在的价值，无人的世界是光亮的，有人的世界是透明的，人是天地万物之窍孔。但是科技使得人类抛弃了自身的存在价值，现代人展现出了巨大的贪婪欲。文明是指人类因文而明。如今讨论文明的走向问题虽然非常艰难，但是越是艰难才越有意义，这也是我们不断开展文明对话的原因。
与会者还就学者们的观点进行了提问和交流，学者们之间也展开了热烈的交锋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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