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3日，“当代中国文化及其前景”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成功召开。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会长王忠欣博士、中国政法大学张秀华教授、中央民族大学谢爱华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张百春、刘孝廷、王天民教授等六位学者先后做了主题发言。来自荷兰莱顿大学的博士生焦郑珊，及北京师范大学与中国政法大学的部分研究生参与了研讨。

王忠欣博士首先发言，他认为，受网络媒介和全球化浪潮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当前的文化形态呈现出多元化特点，总体看来有四种文化发挥着较大的影响力，分别是儒家文化、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王博士认为，儒学已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延续了两千多年，并且自汉武帝“废除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官方意识形态，可以说，儒学已经深入到每一位中国人的骨髓之中，这是难以否认的。与武帝独尊儒术差不多同一个时期，佛教也传入了中国，并与儒学形成了很大的互动，为中国文化注入了另一股血液。据此，王博士认为，中国古代的艺术精品有许多都是与佛教相关的，比如相关壁画、雕塑、建筑等，这是佛教影响中国文化的一个鲜明体现。据估计当今中国的佛教信众超过一亿，因此，佛教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不容小觑。王博士指出，虽然西方诸种文化均对中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力，比如基督教、西方哲学、快餐文化等等，然而就其传入历史以及其影响广度和深度而言，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西方文化则当属基督教文化。从历史维度上看，基督教文化于公元635年随着景教传入中国，在元代和明末均出现过短暂的传教高峰；在中国近代时期，新教又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而今，官方的统计，中国有四千多万的基督徒，但民间说法则有将近一个亿，但不管具体数字如何，这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与佛教信众不同的是，基督徒是一个认同感非常强的群体，因为基督教有着明确的受洗仪式，这更突显了基督教文化对中国当今社会的影响力。并且，在如今中国的一些报刊、杂志和网络等舆论媒体上，也能够看到一些基督教文化的意蕴。王博士指出，马克思主义文化作为中国大陆的官方意识形态和政治指导思想，其在中国的存在也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其作为中国的官方正统思想也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其信仰者也有六、七千万之多，它对中国的影响力也是不言而喻的。

继而，王忠欣博士分析了当前的文化形势，他认为，以上四种文化也都面临着各自的新挑战。儒学面临的尴尬在于，它不像佛教和基督教那样拥有比较坚实的宗教群体，它主要依附于政权、家族和科举考试而存在、延续和发展，它本是处理私人、家族和血缘关系、个体等具有私德性质的理论，是农业社会的意识形态体现，在如今开放的现代社会，儒学已失去了它的依附物和生存环境：政府已不再可能把儒学当作官方指导思想，现代化的过程也导致传统的家族体系破解，科举考试制度也早已废除，现代化的公平正义等理念也肢解了传统的宗族伦理观念。而由于儒学对人的精神层面的强调和思考比较少，儒学也表现出“虚”的特点，这更加重了儒学在中国复兴的难度，它面临着信仰群体重建的难题。佛教所面临的挑战主要在于腐败问题，佛庙里的僧人有很多都是职业人，佛庙也一度沦为了部分贪官洗钱的地方，加之佛堂与旅游业的结合更加深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佛教在批判精神方面的缺乏，使得佛堂成为人们祈福和保平安的乐土，它与金钱的冗杂关系使得其呈现出心灵世界可以通过金钱得以摆平的理念。基督教也面临着较为突出的挑战，主要是基督教中国化的问题，基督教至今依然被冠以“洋教”的称谓，这种称谓有贬义和褒义两层含义，贬义方面则认为“洋教”属于文化侵略的表现，褒义方面则认为“洋教”同“洋车”、“洋房”一样属于西方好的东西，不管从哪一方面来看，这一外衣都对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造成了较大的影响。此外，马克思主义虽然是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然而它并没有在民间扎下根，比如，在民间艺术中很难找到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相关的作品，相反，基督教和佛教则都有相关的艺术作品。如今，马克思主义文化主要是在上层精英阶层发挥影响力，即便如此，由于受现实利益的影响，在精英阶层到底有多大比例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也还需要值得商榷审度。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是，中国接受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这就又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造成了一个挑战：如果是马克思主义，可以通过学习经典来接受，但是如果是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学习的依托何在就存在疑问。同时，从全球范围来看，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越来越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窘境在于它所坚守的却是世界正在拒绝的，这或许是将马克思主义改名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的缘由之一。

谈到中国文化的前景问题，王忠欣博士认为重建某一种文化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中国文化的前景可能会沿着一种多元互补的状态往前发展。儒家缺少对精神层面的关注，这点可以由佛教和基督教来弥补。从历史上来看，虽然儒家回避了生死问题，但是佛教的三世轮回等观念却给中国人带来了希望，弥补了中国人这一块的空缺。同时，儒家所面临的家族分散现象也可以从基督教的团契精神中得到启示，使得儒家文化获得新生。另外，儒家的牺牲精神或殉道精神太少，而基督教在这一点上也可以给儒家以借鉴。佛教的腐败问题，可以通过基督教来弥补。基督教的批判精神很强，这也是贪官不愿去教堂的原因；而佛教的批判意识又非常弱，这也是贪官愿意去寺庙的原因；基督教的强批判态度恰好弥补了佛教所陷入的腐败问题，这一点台湾做得很好，台湾的佛教几乎照搬基督教，他们也像基督教一样去做慈善。基督教所面临的“洋教”问题，则需要做好普及工作，要和中国的文化结合起来，启示中国当前的基督教的中国化成分已经很大了，当然如果要做更进一步的普及工作，则需要官方的进一步开明化。马克思主义文化方面，如果需要做进一步地普及，可能需要和政权脱节，如果失去了政权的支持以后，大家还愿意坚持，那么这表明它还具有吸引力。总之，王忠欣博士认为，中国文化的前景是多元互补的，各种文化互相吸引，要创造一种新的文化难度比较大，而多种文化完全融为一种文化的可能性也比较小，大家的共存互谅是一个长期过程。

张秀华教授着重探讨了中国的现代性重建与中国的文化重建问题。她认为，中国的学界和政界都已敏锐地观察到了建设文化中国之使命的迫切性并发生了一些讨论，这些讨论的路径大体有四种：1、复兴传统文化之路；2、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意识形态；3、试图广泛开展与中西文明的对话；4、把中国文化当作产业，走产业复兴之路。张秀华教授继而指出，虽然以上四种策略都有其价值，但它们却都还没有真正把握到文化建设的真正目的：文化建设的真正目的应该是关注中国人的命运。中国社会讨论的很多事情不是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命运出发，而是从很切近的和很功利的角度去讨论，这导致了很多问题。中国的文化建设，必须立足解放人、发展人和让人成为人的道路上来，必须研究中国问题与文化建设的联系。张秀华教授还指出，在我们讨论文化建设的同时，必须要给中国现实以合理的和客观的定位，中国尚处于现代化建设的过程当中，表现为中国依然并将长期处于现代化的初期阶段，中国社会的文化水平较为低下，法治文化仍然不健全，这些决定了我们在解决未来问题时还必须要处理好处境化问题。随着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挑战与批判，一些西方哲学家纷纷走向后现代，试图终结现代性。但也有许多西方学者认为，西方的现代性远未结束。哈贝马斯等人就试图重建现代性，因为他们坚信现代性的使命没有完成，更强调价值理性、交往理性和实践理性的作用。然而，在中国，现代性还没有过时。因为，严格说来现代性之于中国，还远未到位。在场的，还是封建文化、小农意识、官方的意识形态。文化还乡的浪漫主义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单纯的意识形态控制也不会解决文化繁荣问题，这些都会带来文化建设的危机和新问题。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既要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化，又要弘扬启蒙精神，借助于文明对话，开启再次启蒙，从而确立起对全球化普世价值的认同。我们正在探索并已呈现了一些普世的价值。我们应当承认普世价值，并且要对之形成共识。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沿着文明的大道，从而开显具有中国文化气质的中国文化、多元化的中国文化，这同文明的大道是不矛盾的。当下要紧的是，要营造多元文化发展的环境，尤其是表现为各种宗教文化的形态，要有宽松的政策，要让其按照自己的形态去发展。如果没有精神和灵魂的滋养，单靠政治的呼吁，是不能使中国文化发生实然的复兴，要让宗教发挥其本有的作用。

王天民副教授着重对中国人当前的生存状况进行了解读，并对中国的儒家文化发表了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当有文化的引导，而一个真正的文化当有广泛的民众基础，但是中国的儒家文化并不是人民真正心声的传达，而是政权扶持的结果。当前的中国社会已发生变化，社会更加开放了，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某种愿望的需要，以前的圣王文化已不适合当前中国的发展，它本是虚拟的、书本的和虚构的。这就导致了中国人的集体苦闷，这不仅是由于资产可以被没收，更是由于精神也是被禁锢的。由于正邪二分的文化政策，导致中国文化与其它文化的对话变得几乎不可能。而中国的文化又是脱离了人民基础的文化，在这种文化指引下，每个人都是没有底线的，每个人都可以给社会造成不计后果的伤害。更可悲的是，中国人不仅没有权力说话，并且还必须要照着别人的话去说，这更加深了中国人的郁闷。社会越是进步，就越是发现一些未知的事物，面对这些新的发现，如果不能得到表达，就会很压抑。王教授还指出，“靠法治则有序，靠信仰则自由”，而中国文化“人人为尧舜”的理想导致了法律的缺场，“人人为圣人”的信条导致了信仰的缺席，最终共同导致了中国文化的无法无天，当前中国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也是消极地互相应付。

谢爱华教授从近期的一则报道《康德哲学引发的一场血案》谈起，指出报道中为哲学论辩而动武的故事绝不可能发生在中国，因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缺乏理论思维的民族，亦缺乏对终极关怀的关注。谢教授认为，假如一种宗教没有终极关怀，那它最有可能变成伪宗教，理论不仅要接近于现实，现实也要接近于理论。他认为，政府的好多政策都是从现实层面出发，并且也正在把科学功利化，把科学等同于GDP，把科学变成了庸俗的技术，却无情地抛弃了科技背后的科学精神。

张百春教授在研讨中表达了几个鲜明的观点：1、我们应当对当前中国的文化的多元状况感到十分乐观和满意；2、在此种空前的多元文化交汇的背景下，知识分子理应有所创造，中国不出大师的原因在于其自身；3、中国的精英阶层应当以亚里士多德为师，应当主动与现实脱节，应该集中精力关注于精神领域；4、基督教与儒家的对话问题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真问题。张教授认为，首先，从历时性上来看，中国迎来了空前的多元文化境况，当前中国所存在的多种文化的共存状态是历朝历代所未曾有过的，从共时性上来看，与其它国家相比，比如中东地区的一些国家，中国的文化宽容度也是非常突出的。因此，我们应当对中国当前的文化现状感到乐观和满意。其次，在这种令人乐观的文化现实面前，中国依然诞生不了大师的原因以及知识分子普遍压抑的原因，就只能归结于知识分子自身的问题。第三，中国当前的精英阶层很类似于“法利赛人”，他们浪费了当前中国的多元文化资源而继续与政权和现实结合，甚至沦为权力和利益的代言人，他们是中国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中国文化要想复兴就必须要从清除这些“法利赛人”开始。中国文化精英也不应总是低头关注现实，他们应该关注民族和未来，应当像一些西方哲人那样以一种比较高远的事物为参照系，以现实和普通老百姓为参照系只能会让自己日渐堕落。第四，基督教和儒家两种文化的对话具有迫切性。儒家的问题不是出在经典上，而是出在对礼仪的抛弃。虽然有许多学者从《旧约》中找出了许多毛病，但是基督教却能够延续两千多年，并且在某些国家（例如俄罗斯）经过几十年的停滞之后可以在瞬间得到恢复，究其原因在于其对礼仪的重视，这恰好是儒家所不具备的。儒家与基督教的对话问题在中国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因为一个如此具有扩张性的宗教竟然没能在一个无神论国家传播开来，这表明双方都需要反思，在这种对话的张力下，相信会对双方的发展都具有推动作用。

刘孝廷教授从多个角度对中国的文化现状及其未来进行了阐述。他指出，文明的根本问题是时代问题，中国当前正进入全球化时代，社会结构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人逃离乡土跟随摩登的新潮进入城市，接下来便被社会大分工的浪潮分化为某个单一行业的从业者。在全球化时代，统一市场需要相应的资源和结构配置。与之相随，现代人则需要相应的文化配置，比如人权、自由等等。在这种社会大分工的形势下，或许文化也应当脱离大一统的控制，从政权中脱离出来，以适应现代人对文化的需求。刘教授指出，让文化归文化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迫切而又现实的任务，中国的文化一直以来担当着政权的婢女,并没有回归它所应有的位置，他援引哲学家高清海先生的一句话“中国没出哲学家的原因是中国哲学没有家”，来代指文化归位的关键性。刘教授最后指出，中国人正迎来个体时代，草根阶层的崛起、灵性复兴运动的浪潮等因素表明现代中国已具备了精神出场的条件，中国当前的文化状况正如同严冬过后的小麦，蓄势待发，期待春来的繁荣，这也对下一代人提出了要有文化担当的使命要求。

各位教授的主体发言后，参加会议的其他专家和学生通过提问和对话，展开热烈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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