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10日，第一届爱学-思道论坛“道德的宗教基础”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成功举行，本次论坛由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刘孝廷教授主持，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会长王忠欣博士和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刘静远女士担任翻译。在本次研讨会中先后发言的学者有：美国威斯敏斯特神学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的院长皮特·李白坷（Peter Lillback）教授、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天民副教授、北京林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周国文副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的谢爱华教授、北京化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郭菁副教授、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秀华教授、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社会科学研究院杨渝玲教授。另有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三位国际学者以及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的部分研究生也积极参与了讨论。
李白坷教授首先作了主题发言，他认为，对终极实在的肯定是道德的根基，否则我们将无从判断什么样的行为才是对的。美学的进路和政治学的进路最终都无法摆脱主观的因素，而康德主义的义务论、善的目的论和信靠个人之善的动机论等各种形式的世俗伦理学，最终都因缺乏对终极实在的预设而无法根本立足。另一方面，在近现代社会之前，宗教在西方一直是道德的主要源泉，这些传统的伦理资源也应当被善加利用起来。李白坷教授重点讨论了基督教信仰对道德建设的作用。他认为，在《圣经》中至少有三处可以为现代道德的建构提供资源：《旧约》中的“摩西十诫”、《约翰福音》中的“耶稣两诫”（爱上帝、爱人如己）和《马太福音》中的“金规则”（想让别人对你怎样，你就怎样对待别人）。李白坷教授特别强调了“金规则”的重要性，他认为金规则是我们讨论现代伦理规则的起点，并且金规则也是整个西方社会制度的基础。他援引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的话说，“如果你想要自由，则必须要有共和制；如果要有共和制，则必须要有宪法；如果要让宪法的纸张生效，则必须要有拥有道德的国民；要拥有良善的国民，则必须要有宗教。”李白坷教授最后特别强调，华盛顿的这个建国逻辑走的是世俗的进路，他并没有说只有基督徒才能建设美国，而是强调人必须要有宗教的训练，要允许宗教这一传统的资源把人训练成道德的人。
王天民副教授站在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遇到道德困惑的人才能够真正走向道德生活，而信仰和宗教又是对道德的提升。虽然西方自近代以来，经受了资本主义文化的冲击，但其“每个人都是罪人”的文化根基并没有被动摇，依靠信仰而建立起来的西方社会制度又为人们的道德宗教生活提供了一个座架和扶持。而中国文化则不然，以儒学为根基的中国文化强调“人性本善”，强调成圣才是人应该追求的本真状态，然而做圣人又不是所有人都能达到的，而小人又是离经叛道被社会所鄙夷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普通中国人的道德生活是非常狭窄的，中国文化没能给中国人提供现代道德生活的实践路径。然而，从传统资源中寻找道德根源又是不可避免的，虽然中国儒家文化中也有对祖先崇拜、良知和天道的寻求，但五四运动、文革以及市场经济的冲击等力量却将中国的传统资源冲垮。诚然，在当前的中国也不乏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对道德的建设做着艰辛的探索，只是其前景还有待观察。因此，总体来说中国人当前的道德生活是非常复杂、不容乐观的。
周国文副教授指出，我们应当对伦理和道德进行一个界定，道德可能更趋于主观方面，更关注于动机的好与坏，而伦理可能更趋于客观方面，更关注于行为的对与错；同时，道德心理学等新兴学科或许可以成为建构现代伦理道德的基础。
周国文副教授指出，我们应当对伦理和道德进行一个界定，道德可能更趋于主观方面，更关注于动机的好与坏，而伦理可能更趋于客观方面，更关注于行为的对与错；同时，道德心理学等新兴学科或许可以成为建构现代伦理道德的基础。
谢爱华教授谈到，虽然尼采曾喊出“上帝死了”的口号，但纳粹主义的恶性宣告了超人哲学的失败。他援引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观点指出，信仰超越了理性的公设，理性会导致荒谬感，而荒谬感越强，信仰就越生成。谢爱华教授还指出，保罗·蒂利希所提出的终极关怀的概念与终极实在的概念也是相通的。据此，他得出结论说：在世俗社会里，宗教是必要的，宗教避免了让政治变成神权政治的可能。
郭菁副教授认为，道德资源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自律的模式，另一种是他律的模式。自律的模式是指借助于自己的理性、情感等来进行道德约束，但这种模式的缺陷在于容易使主体自身陷入主体内部，把自己当作全部而难以推己及人。而他律的模式则是借助于主体间关系来实现道德约束，笼统来讲它拥有三种来源：政府、博弈论的互惠关系和列维纳斯所强调的超越关系。郭教授认为，他律的模式因为强调个体的妥协、放弃和忍让，对当前的伦理道德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张秀华教授从人学的角度对该话题进行了展开，她认为道德的来源有外在论路径、内在论路径、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展开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情感起源说等几种形式。中国儒家所强调的天赋道德论属于外在论路径。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理性的强调，苏格拉底“知识即美德”的格言，和康德对绝对律令的强调，均表明这些哲学家属于内在论路径的范畴。当然在中国也有“人之初性本善”的内在论预设。而黑格尔通过对绝对精神的展开，指出了伦理必须要以个体的道德为前提和基础。马克思从社会劳动论的角度来讨论道德的起源，指出道德现象不是先天的，道德现象最终是属于人的，因为它的基础是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又起源于人们的生产劳动和交往。因此，从人学角度来追寻道德的根源具有重要意义。
随后杨瑜玲教授也谈了自己的看法，她特别提到，从中世纪伊斯兰崛起的角度看，宗教不但对科学不是简单阻碍的，而且为近代伊斯兰道德和伦理给予了坚实的奠基工作。
刘孝廷教授在论坛最后总结时指出，中国当前物质极度丰富、交通极度便利，但精神却极度匮乏，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个人泄愤式的恐怖袭击正逐渐增多，他希望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为解决中国问题提供参考。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说“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因此我们当前应该开阔视野、扩大学术讨论的空间。在西方，五百年前的基督教新教改革运动，使得城市取得了其精神的武装，从而为西方的商业化道路奠定了精神基础；这也为我们思考中国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启发，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继续探讨信仰的新形态。
次日（2013年6月11日）皮特教授还应邀到中央民族大学做了名为“美国宗教宽容的根源”的报告，由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谢爱华教授主持，由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李少兵博士后做翻译，中央民族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部分师生聆听了本次报告。本次讲座以大量的古典绘画和雕像等史料为支撑，梳理了历史上与基督教相关的两次大的宗教冲突：基督教形成时期与犹太教的冲突，基督徒长期被迫害，直到君士坦丁大帝将基督教定为罗马国教；新教兴起之后与传统基督教的冲突，那时候的宗教改革家的形象往往是一手握《圣经》而另一只手则紧握利剑。正是基于对这种历史背景的考量，贵格会教徒威廉·潘恩在建立费城时，希望这个由他所建立的移民城市，能够基于宗教宽容的原则下发展，并成为一个典范。费城的英文名称“Philadelphia”就是“爱兄弟”之意，“Phil”是“爱”，“dephia”是“兄弟”。而费城乃至于整个美国的确成了宗教宽容的典范，美国也成为了各种宗教和教派的收容所，可以说，只要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甚至任何宗教形式都是被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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