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3日，“宗教与社会的建设“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来自北京、湖北、辽宁等地的二十多位学者和研究生参加了会议。与会者围绕中国的宗教文化、民族精神、社会的建设等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展开了热烈探讨和交流。会议由北京师范大学刘孝廷教授主持。

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会长王忠欣博士的发言涉及到中国传统宗教文化的当代意义、中国社会建设的突出问题、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国民素质等三个基本层面。王博士认为，无论一个民族还是个人都必须有自己精神层面的东西，这是民族和个人的生命活力所在，国家必须通过社会的建设来满足民众精神层面的需求。宗教生活是满足民众精神需求的最基本方式，但是中国传统的宗教文化不足以满足当前中国民众的精神需要。中国传统的儒家，在历史上过多地依附于政权，自身缺乏独立性，也无力赋予人精神自由、满足人的精神需要；佛教在中国得以生根和发展，其主要原因也是依附于政权，“不依国主，佛法难立”，这样就失去了自主性，很难满足人在精神层面的自由需求；道教由于以消极无为的思想为基本教义，也不能解决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精神困厄。相对于中国传统宗教，基督教在满足人的精神需求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和可实践性。基督教的发展史，特别是近现代的发展，基本上是一种独立于政权之外的自主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基督教非常推崇个体的自主，认为个体可以直接面对上帝，因此其教义和宗教生活模式具有突出的自治精神，能够满足民众自由的精神需求。王博士还对中国的社会在满足民众的精神需求方面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他认为，中国早期文化中有一种“天下”的观念，后来“国家”取代了“天下”。“天下”概念凸显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自主意识和担当精神，而“国家”概念凸显出的是“一家之国”的宗族专制思想。当前，中国民众亟需在社会生活中培养自主意识和担当精神。他认为，“社会”概念蕴含着民众自由“结社、聚会”的内涵，因此健康的社会应该充分保障公民“结社、聚会”的自由。然而，由于诸多原因，目前中国民众的自治精神即自己管理自己的精神还不够。这种状况不利于民众精神生活和精神追求的发展。他认为，现代化关键不是技术设施和物质产品的现代化，而是社会发展和人的思想观念的现代化。目前在中国，不少人物质上现代化了，而思想观念却是前现代化的，因此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须培养民众自治的精神，激励和满足个体的精神需求。

北京师范大学张百春教授赞同王忠欣博士关于中国传统宗教不能满足当前民众精神需求的观点。他认为，选择“过精神生活”，做真正的基督教徒，必须对现实社会持“彻底否定”的态度，否则，留恋世俗中的财富、权利、虚荣，从而不能割舍世俗的欲望，不可能摆脱肮脏的“物欲生活”。因此，他认为真正信仰基督教的都是视世俗生活为垃圾、彻底地背叛了世俗生活的人，因此都是精神上的贵族和信仰上的勇士。他非常钦佩马克思关于“哲学改变世界”的精神，认为这是马克思哲学的精华所在。他认为，适应现代化要求的新人，必须挺立自主自由的精神，摆脱物欲的奴役，脱尽世俗中的垃圾，追求高贵的精神生活。

湖北文理学院的刘光耀教授认为，当前中国的民众由于丧失精神追求所导致的道德堕落和风气败坏尤为严重，不仅官员腐败堕落现象普遍存在，普通百姓腐败堕落的也尤为普遍和严重，生产、销售中所普遍存在的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现象就是有力的例证。他认为，普通百姓——草根阶层的腐败堕落，反映出了传统文化的缺陷和人自身的鄙陋。人不要把自己想得太高贵、太高尚。人不是无限完美的，只有上帝是无限完美的，得到上帝的关照，是人的荣耀。我们传统文化没有世界之外人格神的观念，一切腐败堕落问题的根源都出在这里。宗教信仰，有监督的功能，其根本的意义是对人性的解放，把人性从奴性和物欲中解放出来。弘扬以信仰为核心的文化，除了学术研究外，还要有社会化的通俗形式，使普通的民众能充分理解和接受基督教文化。

中国人民大学何建明教授认为，基督教信仰的根源是人性，是人自身的灵性决定的，信仰基督教是人性的需求。正常的人在40岁左右会遭遇人生的节点，人性发生危机，出现灵性混乱，以至于消沉、痛苦、不思进取。发生在个别人身上的鬼神附体现象，其原因是人的灵性遇到了障碍。人越世俗化，其灵性动力越丧失，所以人应该有限制。无限地追求享受，肯定会人性堕落、灵性丧失。他认为心理的危机，根源于灵性的危机，因此只能靠信仰来解决。他主张改变思路，从自然科学解读人性问题和宗教现象，认为仅仅从人文的角度开展研究，必定流于空谈。

中国政法大学张秀华教授认为，探讨宗教信仰与社会的建设，必须联系当前市民社会的时代背景。她认为市民社会是现代化的产物，没有现代化，就没有市民社会的确立。现代化进程中的市民社会强调多元整合。基督教文化直接成就了西方的市民社会，不仅在文化层面，而且在经济层面和人自身素质层面成就了西方的市民社会，所以西方社会是以基督教为背景的政治、经济、文化多元整合的产物。中国社会没有经历充分的领域分化，没有达到分化与整合的统一，只是简单地靠政治整合的社会。从宗教的角度看，市民社会必须从政治中独立出来。如果不能孕育具有独立性的市民主体，市民社会的建构是困难的。一方面，市民社会对于个体主体性的发育、精神的成长非常重要。另一方面，没有个人主体自我的解放，市民社会是没有支撑的。目前，中国尚没有成熟的市民社会，因为集体意志剥夺了个人意志，个人没有站起来。所以，中国社会需要借助宗教力量，把个人的主体意识培育起来。她认为，当前越来越多的最基层的老百姓开始了信仰生活，这已成为不可扭转的潮流和力量。面对这一可喜的社会进步，我们不能再把宗教与迷信等同，不能借助政府的力量发展宗教，否则宗教便无法健康成长，更无法培育健康的公民。培育市民社会，经济上需要市场体制的带动，文化上需要宗教的推动，同时必须克服强大社会组织对个人的压制和捆缚；要在大众生活中找到精神生发的微观路径，个体要在自治、自我发育、自我调控方面发力。

北京师范大学尚九玉教授认为，基督教发展史直到今天，仍然是与英美文化结合在一起的，基督教是现代文明的基本构成因素；对于我国来说，基督教却是前现代的事物，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基本理念还是前现代的。中国人的梦想所表征的还是前现代的理念，基督教对于中国社会的现代架构和个人精神自由意义重大、任重道远。

北京师范大学王天民教授认为，正常健康的社会有机体其基本构成部分是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顶多再加上心理生活，心理生活是介于物质和精神生活层面的中间层面或综合层面。社会生活的这三个层面对应于人的三种基本生活需求，即物质需求、精神需求和心理需求。社会是人的社会，凡是正确地引导并合理地满足了人的需要的社会就是健康、正常的社会，因此，社会建设就要突出物质、精神和心理这些基本层面。当前中国的社会建设最突出的是不健康、不正常，也就是精神生活的匮乏。精神生活的匮乏造成了道德沦丧、风气败坏、良知泯灭等极端恶劣的后果。精神需求的满足，内在地要求建构起精神的超越和超验层面，精神的超越层面寄寓在对形上之道的敬畏和追寻之中，寄寓在彼岸世界必然到来的信念中。然而，以素朴的唯物主义哲学为旗帜的市场经济，引领的是助长恶性的急功近利的生活，因而是与形上之道和超验信仰无缘的。虽然有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元建制，然而精神生活是游离于社会之外的，社会公众的整体状况依然是物质的纵欲和精神的禁欲状态。基督教以“道成肉身”的理念，为公众建构起世俗生活的超越层面，它以教义、仪式和规范等基本方式为社会公众提供了世俗生活中的精神生活样式；它使经验的世俗生活获得了超验的精神意蕴；使人们在芜杂的世俗乱象中获得了“纯粹道德的体验”；在浮躁的生活气息中获得了“良知踏实的感觉”；在零碎单一的生活中保全了“灵魂的完整”；在有限生命的无助境遇中获得了“无限永恒的幸福”。

北京师范大学刘孝廷教授在总结性发言中指出，宗教与社会的建设问题，是中国近一百年一直在解决但始终没有解决了的问题。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更没有完成现代化的任务，原因是没有使“社会”获得独立的发展空间，而没有社会就没有现代。他认为，1840年前的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不具有通约性。现代社会与城市、产业、资本主义相关，现代社会的主体是市民，古代社会是农民。没有现代社会，没有农民的市民化，中国的很多问题就解决不了。社会与个体是统一的，现代社会强调国体、政体分开，政府、社会分开，强调人的个体性。没有个体，没有现代社会，就没有现代人。现代社会通过个体性的方式，把人的东西归还给人，把现代化的一切成果灌注到个体之中，让每一个个体都饱满起来。宗教是现代的社会生活问题，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宗教生活变成了个体必须面对的价值观选择问题。现代宗教是现代个体的精神归宿之一，体现了人的生活的二重性和人对精神自由的诉求，因而是人权的体现。在以个体自由为主体的现代社会，不自由毋宁死。但是，在物质资料丰富的现代社会，在世俗化浪潮冲击下，个人难以洁身自好，没有信仰肯定堕落为精神上的孤魂野鬼。他认为，现代社会的宗教与社会建设问题就是启蒙问题，早期是对人的自由、自立、自治精神的启蒙，晚期则是超越性的启蒙，以实现人的自我约束。在当前时代，个体要通过把握整体实现自我，单纯靠读书还解决不了精神的归宿问题，而教会特别是基督教会却是现实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社会的秩序与个人的心序具有对应性的结构。社会要找到机制，个体要实现自我觉识，信仰重建、个体重建、社会重建在当前是三位一体的启蒙过程，是涅槃而后重生的过程，只有有精神诉求的人才能感受到这一点。

随后，与会者结合专家们的发言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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