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6日，应刘孝廷教授之邀，美国塔夫茨大学的乔宁先生与夫人王冀荣女士，以及来自天津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多位曾在波士顿访学的学者来到北京师范大学，以“幸福生活与宗教信仰”为题，进行了座谈交流。

刘孝廷教授首先指出，幸福是当前中国最为热议的话题，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找幸福。虽然人们相信知识能够改变命运，但并不是每一个离开了学校的毕业生都能找到幸福。能否通过学习获得幸福，关键是学习什么，在学习中追求什么。近年来，他和自己的学生一起系统研读西方和中国的经典文献。通过对“经典”和“经文”的研读，审视自身的弱点，思考人生的真谛和活着的基本原则，即为什么而活和怎么活的问题。他认为，在活着的原则问题上，乔宁先生和王冀荣女士是学习的典范，他们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他们所在意的却不是物质上的殷实，而是精神上的富有。他们不但以丰富的信仰生活升华了自己的精神，而且以无私的物质援助和精神抚慰帮助着身边的朋友，特别是从中国国内刚刚抵达美国的学生学者。他们的举动具有无尽的生活启示，特别是启示我们思考，作为一介布衣，应该如何在精神层面上自救？古代社会是群体主体的社会，现代社会是个体主体的社会，如果个体不自救就会失去自我，在当前精神惶惑的时代，那些以个体方式把握整体命运的人是真正的所谓的人，是以身“体道明德”的真人。

乔宁先生认为，幸福是个很大的问题，不好定义。理解幸福要从人的生活方式入手。人是生活在关系中的活物，在所有关系当中，对人的生活具有重大决定意义的是家庭关系，人的幸福主要来自家庭的和谐关系，家庭的幸福总体上决定了个体幸福，外在的地位、权利和财富对幸福不具有直接意义。意识到和谐的家庭关系是幸福的重要因素，为此要进一步思考是什么样的“生活原则”决定了和谐的家庭关系，这不但是“生活理念”问题，更是“实践问题”，是如何活着的问题。人必须按照合理的“生活原则”去活，依赖“可靠的资源”去活，并且意识到“关系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努力地去活，才能活的幸福。

王冀荣女士认为，自己在信仰中找到了个人定位，最重要的关系是与信仰的上帝的关系。与上帝的关系不好，难能有好心情对待家人。第二的关系是与丈夫的关系，第三是与孩子的关系，最后才是与工作的关系。工作中尽职尽责，工作之余完全是自己的个人空间，家里有活动可以全身心地投入。所有关系理顺了，夫妻之间默契了，生活也就幸福了。

天津师范大学的郝岚教授认为，旅美访学的经历对自己触动特别大，中美两国的文化环境和氛围差别也特别大，应该吸取和保持对幸福生活有益的文化和精神资源。哲学作为人类文化最光辉的王冠，其最高使命是对信仰的探寻。人作为社会关系的存在，离开了社会关系，人就失去了一切。人在生命历程中将失去作为社会关系的一切，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生是必败的战争。我们必须思考，当和其他人的关系必然丧失时，我们的平安稳固感来自哪里？当所有的关系（包括金钱、身份、职业）剥除后，把自己的价值观建立在什么之上。人出了问题，人活的痛苦，这不是今天才发生的事情，19世纪以来，人失去了精神信仰就造成了这种状况。今天我们追求幸福，就是在逃避痛苦。然而，痛苦的根源来自哪里？哪些是政府造成的，哪些是资本造成的，哪些是房价造成的，哪些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必须得想清楚！作为知识分子，我们过去一直在求知，以为理性能解决一切问题。然而，我们的人生在欲望的驱动下前行，步入35岁之后遇到了人生的节点，是个过不去的节点，这个节点是由信仰解决的。读书人尤其应该认识到，知识不能解决这个根本的问题，相对于信仰而言，知识是身外之物。在信仰问题上，独善其身与兼善天下是统一的，然而，作为知识分子的我们往往会推诿、懈怠。西方人具有突出的自我反思能力，我们所缺乏的就是这种反思能力。我们不缺少意愿，但对信仰问题而言，关键是在“行”上。

中国政法大学的张秀华教授认为，人类对幸福的追求由来已久，神话、理性主义哲学都曾经追寻过。我们今天讨论幸福，是因为我们太不幸了。今天的人物化、异化、碎片化了，人活在物里面，人的高贵生活被离弃了。很多人都在思考如何找回幸福，努力通过建立良好的关系过好的生活。然而，我们中国人，在如此无我、没有个体的状况下，如何找到幸福？社会化的人，剥除掉一切社会的因素之后，找不到真正的自己，幸福是无望的。所以，必须讨论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配享幸福的人。一个甘愿过平面化生活的人，是不配享幸福的。无论幸福多么难求，但有人却找到了。如果人是平等的，人人都应该配享幸福。如果教育能够改变人，如何通过教育让他人获得幸福呢？这里不仅有社会情景、制度、意识形态引领的问题，而且有教育、教育者应该负责任的问题。仅仅宏大叙事，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在方法论上要有个人主义意识，追问“我应该怎么办，为什么不下定决心为自己、为别人做点什么呢？ 前现代哲学家的努力是拯救现象，近代哲学是通过揭示现象拯救科学，今天的哲学努力是拯救实践。因为人类的实践出了问题。单靠个体的有限的理性挣扎是困难的，只有和“万有”结缘，才能改变我们的命运。今天的真理是行动的真理。人必须规范约束自己，否则就会死掉。因此，我们要提升个体自我意识，积极探寻幸福之路，让自己和周围的人都幸福起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黄慧珍教授认为，今天能够讨论宗教信仰问题本身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这在10年前是不可能的，应该意识到时代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意识到时代的变化，对于每个人对幸福和信仰的追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置身于市场经济时代，市场经济是巨大的肉身，需要精神。每个人也都需要精神，个人要有自己的选择。人与人交往的神性维度，以及基于这一维度的人与人之间的吸引，是非常感人的。每个人在人生的关键时期，总会遇到某种关键性的问题，总会寻找精神支柱。人生的每个阶段都会确立阶段性的目标，然而，人生的终极目标是和永恒、绝对、大全相关的。今天，我们的灵性不断觉醒，对宗教的态度在发生变化。只要去寻找，只要不放弃，生活的幸福感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在当前时代，每个人都要解决“按智生活”，还是“按心生活”的问题。按心生活与知识无关，甚至知识越多越会障碍按心生活，然而，按心生活却会使人的生活别有天地。

中央民族大学的谢爱华教授认为，自己旅美访学期间与基督教、基督徒的多次接触，使自己的心理和心灵世界震动很大，促使自己思考如何使基督教与中国的文化土壤更好地相结合。他认为佛教与中国文化土壤结合的比较成功，基督教目前与中国的文化土壤结合得还不够好，自己也在努力探索如何使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

北京师范大学的王天民教授认为，建构和营造幸福的生活，首先要纠正错误的生活观念，确立正确的“活的原则”。当前中国的民众所遭遇的诸多痛苦和不幸福，主要是由错误的生活观念所导致的。错误的生活观念，体现为传统的良知、贞洁等底线道德的丧失，以至于善恶不分、荣辱不清，在浑然不觉中沉沦堕落；也体现为在物欲横流的市场经济大潮中，物欲、权欲和情欲的恶性膨胀所导致的理性丧失和人格废弃。其次，建构和营造幸福的生活，必须为罪恶的人身铺设可靠的救赎之路。人性之恶在罪恶的境遇下被激活，被助长，恶性的肆虐造成了生活的痛苦，然而单靠人自身有限的理性自制力是无法捆缚人性之恶，消除生命之痛的。所以，罪恶的人身需要救赎，然而救赎之路在哪里？我们相信基督教徒是被救赎了的过着幸福新生活的新人，然而，如何使非基督教徒的双脚踏上救赎之路呢。孔子讲，非道能弘人，人能弘道也。在救赎之路上，是靠上帝恩典，还是靠个体的返悟呢？

北京化工大学的郭菁教授认为，对于幸福生活，不同的人，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体会和认识。对于90后的学生群体来讲，他们或许认为衣食无忧、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就是幸福。然而，对于她这样一个有过在美国生活经历，感受过宗教生活的人来讲，自己虽然还不能说多么幸福，但看到过幸福的人；自己摸到过幸福的门，却没能进入幸福的家。内心的空虚和灵魂无着落感着实让人体味到了“精神惶惑”的痛苦。羡慕庄子的“逍遥游”，自己却活的不逍遥，心向往飞，却飞不起来。所以，信仰上居于中间的状态是很痛苦的，信仰给予的力量要比个人的理性力量大得多，没有信仰，事业上难以持之以恒，生活难以长久幸福。获得幸福生活，需要信仰先于行动，在信仰问题上跨出关键的一步。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王立志教授认为，追求幸福，首先要改变社会上的诸多不幸。当前教育对少年儿童的扭曲，以及由之造成的少年儿童的精神毁灭是社会之大不幸。他认为，目前教育理念和体制层面的重智育轻德育，重技术培养轻灵魂塑造的弊端，造成了少年儿童日趋“烂泥”状态和 “精神避孕”的后果。他主张，在当代中国探寻幸福之路，为中国的下一代探寻幸福生活，知识分子要有特殊的作为；应该通过静心阅读文化经典，领会文化精髓，治疗教育的精神贫困和民众的生活痛苦等；爱学可养垂天翼，四海皆闻击水声，用心倾听经典中的精神信号，才能踏上灵魂救赎之路。

与会学者就幸福生活和宗教信仰问题各抒己见。张璐博士后说，自己在理论上赞同信仰论证，对古希腊神人共在的理念很受震撼。古希腊哲学有信仰体系在，其中的信仰理念，对于自己的生活实践具有醍醐灌顶的启示意义。自己对生活充满感恩，并愿意坚守自我，做好该做的，能做的！博士研究生杜疆认为，信仰使人有使命感，使人不那么在意身外的东西，向着永恒的目标前行，精神性的目标是需要人付出一生的努力！硕士研究生李润虎认为，痛苦是因为没有底线，太贪心了；有底线，就会幸福。然而，把外在的东西（钱财、权利、虚荣等）当成底线，也不会幸福！人人有本难念的经，守住精神底线，就会幸福！

乔宁先生认为中美青年学生在人生与信仰方面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但不同的是美国的青年人基本上都能看到自己的生活前景。而中国年轻人的前景却是模糊的，那么多青年人挤在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他们面对着学业、事业、情感、婚姻诸多待定的问题，他们的未来是不确定的。他们应该有某种资源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跻身于大学教师行列的知识分子，可以依靠经典著作的熏育，修身养性，应对生活中的压力和危机。但是，对多数普通人来讲，如何应对未来，却是未知的。他认为，人应该追求永恒的价值。宗教信仰可以使人超越现实，使人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性，从而把信仰内化为原动力，应对生活中恶的挑战。

刘孝廷教授认为，在信仰和幸福问题上知识分子应发扬担当精神，对处于生活底层的民众施予更多的关怀。他认为，道在低处，道在百姓的心间，要意识到社会的进步和变化，要关注和关怀具有新的生命理念、代表新的发展方向的新型群体。他强调要适应时代变化，在利用和发挥现代科技好的效果的同时，充分反思现代科学坏的方面，解决好现代化过程中的精神生活问题。他认为，今天的时代是选择的时代，现在人的生命是垃圾做的，我们要有清道夫精神，通过做出“愿意”或“不愿意”的选择，清理垃圾，找到生命中的真我。幸福不能滥用，要把幸福跟一个人的“成人”结合起来。解决信仰和幸福问题的根本全在自我觉识，每一个人都是后来者，必须寻找原形，通过原形敞开构建自我。没有原形，就是盗版的人。信仰是使人站立起来的途径，要通过教育，要转化观察谱系，提升自我觉识，在风雨飘摇、灵魂无着的整体境遇下，塑造完整人格和本真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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