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信仰、伦理与人的价值”为主题的小型座谈会，于2012年8月2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举行。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王忠欣博士、清华大学卢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魏德东教授、中国科学院大学肖显静教授、中央党校靳凤林教授、北京化工大学崔伟奇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张秀华教授以及北京师范大学刘孝廷、王天民教授参加座谈会。座谈会由刘孝廷教授主持。

在开场白中，刘孝廷教授描述了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即中国学者的“59”现象：国外退休之后的很多高龄教授还仍保持着到处讲学的激情与精神气，但是国内很多大学教授则是在职业生涯结束的同时，思想的创造力就此枯竭，学术生涯随之结束，甚至是“身未退，心已退”。由此可见，中国人的幸福指数、社会关怀程度甚至是文明程度，都是很成问题的。我们虽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学者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诚恳态度，以学术的眼光去正视和关注这些实际问题。于是，座谈会就接着这一描述在学理上展开了富有针对性和张力的对话和研讨。

王忠欣：今天的话题实际是很多学术会议经常涉及的老话题。话题的核心是信仰问题，而信仰形式很多，但它的主要形式是宗教信仰。现在，我们是回到中国当下、中国语境下思考问题的。我经常来往于中美两国，切身感受到两地的反差，如信息方面。现在，中国社会存在着许多的不安或不确定性因素，存在的问题很多。我个人是倾向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为信仰问题，都与信仰有关。我觉得，社会上没有了信仰，就会导致社会的很多不确定性。当前，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焦虑就与此有关。

对于宗教为何能在当代社会存在，美国波士顿大学宗教社会学家彼特伯格指出，现代性摧毁了传统的确定性，这就会使人产生极大焦虑，于是，人就需要寻找一种确定性。中国现在的不确定性很多，在政治、经济、价值观上都有表现，信仰本应在其中起到调控作用，但中国的宗教信仰原本就较弱，加上长期抑制宗教而使它没有一个很好的成长环境。所以，中国民众在面对现实的很多不确定性时，就缺乏一个有效的信仰支撑。中国人经常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的唯利是图，但是，资本主义国家有宗教、教会，资本家所获的利益可以通过教会、慈善基金等回馈社会，而中国富人却还没有很好的渠道去回馈社会。

人的价值与道德、宗教是有密切关系的。自由就是人非常重要的价值，如裴多菲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就突出了人的自由价值。西方人对自由的追求，是制度所许诺的最大的自由，是一种精神性的自由。在中国社会中，很多人追求的自由并非这种精神性的自由，而是一种突破道德底线的自由，这其实是对人的自由价值的扭曲。

卢 风：部分中国人对自由的理解和扭曲与中国传统中对自由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信仰是多样化的，不能定于一尊。说中国的传统中没有宗教，也许可以，但讲没有信仰则是不确切的。中国传统信仰和基督教不同，它有自己的独特性，如对人性之善的信仰。中国古人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儒家也讲神，不过强调的是神道设教。古代大儒们的信仰是非常理性的，不需要一个人格神，只强调知天命。而普通百姓所信仰的天，虽不同于基督教的人格神，但是也强调了天对人间事务的监视。儒家在中华文明传承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保证了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发展。我认为，对一个文明来讲，如何引导智能知识的创新、创造力是非常重要的。中华文明就将人的创造性、创造力引导到一个很安全的领域，如唐宋文学创造、人格创新。没有基督教的中华宗法文明有自身的长处，它未必是一个低级文明，也可以创造出灿烂文化。

现代性是孕育于古希腊对逻辑清晰性的追求，经过基督教到现代文明。现代性产生于西方不是偶然的，而是有一个内在的逻辑，这与古希腊对逻辑性、清晰性、精确性、追求性的重视和追求有关。到基督教中世纪也是如此，基督教将自然看作是上帝创造的，由人来管理的对象。再到现代性，将人的创造性更加引导到财富创造、技艺创新，即如何通过奇技淫巧来满足人越来越膨胀的私欲、贪欲。我们现在的扭曲，很多程度上是将西方的文明嫁接到我们的文明上，从而造成了现代性对我们的扭曲。其实，我们应该以多样性的眼光看待文明，而不是强行纳入到统一的轨道上。

另外，我认为普通人是离不开宗教的，宗教不会随着科技的发展而消亡。但思想家不一定需要宗教，因为他的思想应是独立、自由的。海德格尔就认为一个有神论者是不思的，思考必须直面存在本身才是真实的。思想家则不能满足任何现存的哲学体系、宗教体系去思考存在问题、人的价值问题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他必须结合到自身所处的实践，给出自己的答案。当然，也不是说有宗教信仰的人就不能成为思想家，只是说宗教信仰不是成为思想家必须的条件。

肖显静：刚才卢老师谈到，现代性对我们的传统造成了扭曲。而我认为不是现代性对我们的扭曲，而是我们扭曲了现代性。

从“科学与宗教的差别”，就可以解释我们为什么要有宗教。显然，宗教是人的本性的需要，人不是上帝，他需要一种安慰、情感、寄托、向往、美好；甚至从精神的角度看，人还需要一种超越。这就需要一种精神上的寄托，因此就需要信仰。人没有这些，就不知道人成为什么样的人。有两类人可能不需要信仰：一是成为上帝的人，但这不现实；二是成为绝对专制者之类的人，他们拥有了极大财富而无所顾忌。但是，对绝对多数人来说是需要信仰的。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此前的很长时间以“科学”无神论的东西取代有神论，走向了一种“唯物主义”，以一种政治信仰（如集体主义等）取代了其他信仰。丧失了纯粹的精神信仰，而转为物质信仰，追求名与利，人成为一种单向度的人。以物质、功利、金钱信仰填补精神信仰。这些信仰导致中国道德的堕落。

对于自由，我认为，中国在无关紧要的问题上很自由，在根本的问题上却非如此。自由需要一种权利的维度。一个社会不能没有宗教信仰，中国急需启蒙、国民急需教化。

魏德东：目前，中国社会在合法体系方面集合了四大社会（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坏东西。回到宪法体制，是中国下一步改革的趋势。佛教讲三布施：法布施、财布施、无畏布施。无谓布施就是最大的布施，就是要免去恐惧。中国文化可以布施印度文化、基督教文化，而且是替天行道的文化，如“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我认为宗教可以分为两大类，即神本宗教与人本宗教。神本宗教以基督教为代表，它以神为中心，神创造世界，人回到神那里去。而人本宗教以儒教，特别是佛教为代表，它是人创造宗教，以人为中心，宗教是为人服务的。如儒教的“神道设教”，佛教中所有的佛像为“表法”，即吸引人向善，启发人向善，人不可以崇拜佛，否则就成不了佛，人佛不二。这种是东方式、中国式的信仰，强调以人为本，核心是觉悟，而觉悟就是伦理。现在中国就需要让社会觉悟，需要官僚觉悟、自上而下的觉悟

另外，宗教有两个层面，即信仰与组织。仅仅信仰还不是宗教，那是哲学；宗教必须要有组织，如教会。基督教有个特点是比较“硬”。儒家是拿得起，佛家是想得开，道家是放得下，基督教是扛得住。基督教文化进入中国，要注意中国文化的特点，如果和中国民族主义结合那就是祸害。中华五千年之所以能够延续，就在于它的文化比较“弱”，“柔弱胜刚强”，儒释道相互形成阴阳和合、强弱结合，具有弹性、包容性。它有自己的自豪感、自尊心，这需要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慢慢转化。

靳凤林：总体感觉是，目前中国的问题比较多，但是没有预想的那样糟糕。中国权力和资本的勾结，造成对劳动力的严重侵蚀。对此，中国体制内的高层对中国现实的把握还是比较清楚的。中国在转型过程中问题越来越多，治理难度也在加大。现实很多问题也许需要对体制作一些根本性的调整。

宗教为什么能够存在?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观察视角。刚才，忠欣老师讲了不确定性，而我认为，在所有不确定性中，人的死亡是最大的不确定性。只要有死这件事存在，人对事物的关注就会是非常特别的。死亡的不确定性，导致人必然地追求信念的活动。生产发展、科技发展，并不意味着宗教的消亡。我认为，只要死亡问题存在，宗教就会永远存在。宗教是关涉到人类存亡的东西。对确定性的追求，其实是一种生活信念的追求，而不管何种宗教，都可以是一种生活信念。死亡的不确定性使人追求确定性的生活信念。我认为，信仰最重要的是真、善、美、圣。信仰的本质就是在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圣与俗的对立中追求最高的真善美圣。信仰是人的本性。人的“有死性”以及对死亡的不确定性，就依靠信仰提供的生活信念追求，在生与死之间形成剧烈的冲突。人类如何在必死性与死亡的不确定性之间找到解决的途径，主要是靠文化，人类只有在文化创造的过程中解决上述的矛盾。这里的文化要做一个广义的理解。文化中最核心、最本质的东西，就是道德。伦理这个词“爱修斯”，在希腊本是个空间概念，一种空间意识的布局。它离神庙很近，但又永远达不到神的地位。这种空间意识，使得人是兽性与神性的中间物。这和中国人对伦理的理解有所不同。

崔伟奇：我觉得，我们可以有两个角度：一个是个人角度，从这个角度看，信仰、道德都是个人问题，它纯粹是私人经验的分享；另一方面，今天讨论的话题又不可避免地具有公共意义。如果从确定性看的话，角度还是传统的，代表性的观点有两个的：吉登斯叫本体论的安全，以及杜威在《确定性的寻求》中探讨科学与宗教所追求的心灵的宁静。在公共性的角度看，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实际上是理智与信仰是否存在着冲突。此冲突的解决也有两路径：一是普遍性路径，如康德；一是个体化的路径，即现行美国文化中将信仰转为个体的事。其实，美国是多元文化、多种信仰并存的。

美国的宗教信仰差异性非常大，却又非常和谐，这是中国可遇而不可求的现象。中国的公共价值是建构性的，不是自然性的。在信仰层面也是如此，这与长期政治文化的规约有关，比如许多中国信教的人，包括官员、学者，都是特别自负的。我们自身的公共性的东西始终没有建立起来。美国有维护自由的公共性，而中国的公共性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但马克思是一个学者，而我们将它转为信仰，只能辅以“科学”来修饰，却缺乏马克思的劲头，也不清楚到底信仰什么，只是一种空壳架构，只具有工具性，没有实体性价值，从而导致价值真空。

关于宗教的消亡问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只要人间有罪恶，宗教就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不消失，宗教就不会消失。在现实中，中国人还缺乏公共性的尺度。我们用的是物质性的尺度。维特根斯坦说，人离不开信仰，否则没法生活。当然，信仰可以是静态的，也可以是动态的。怎样建设公共性价值，是一个大问题。西方的公共性是一个相对自然发生的过程，但是中国则是建构性的，但建构不成功，而自然开放地推进又不被允许。中国还是没解决启蒙的问题。虽然现代性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且还未完成，但现代性的很多东西，如启蒙中的基本自由还是非常好的。现在，中国对恶的东西就没有办法，恶的东西肆意泛滥。我们一味讲好的东西，成为一个不断寻找好人的社会，这非常糟糕。此外，中国人还严重缺乏平等精神和态度，没有基本的权力制约和人际间的相互礼让态度，没有对他人的尊重。

王天民：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是有自由、自觉性的。但是生产劳作的层面，谈不上人的自由自觉性，只是按照机械的规律去耕作。只有在道德的层面，才能谈人的自觉性。但是，道德层面的自觉性、持久性、普遍性，如果没有信仰作为其根基，所谓的道德的秩序是无法实现的。“道德”实现的根基在信仰那里，没有信仰的人，很难说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就如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中说的，离开了上帝的恩赐，每一个人都不是贞洁的。偶尔的好事容易，但不持续，就很难说是一个高尚、纯粹的人。席美尔在《历史与社会当中的信仰》中讲，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种信仰的固有倾向。离开了信仰，就很难说是一个人。人要获得激情，想得开，看得过，拿得起，放得下，这些要求仅仅在道德的层面讲，是非常痛苦的。很多人都是潜在的宗教信仰者，因为在实际生活参与中，感觉到孤独和无助。各种体制的限制，使得人的很多想法不能体现出来。

张秀华：今天的话题，实际上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的全人类问题。这也是在近年来一直被讨论的话题。现在，人类遭遇到了生存困境，而在中国语境下则形成如下几对张力：一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张力，现代性使人类面对的一切都变得不确定，人要获得幸福，就需要在不确定性的现代性中寻找确定性的平衡；二是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张力，面对现代性、现代文明的问题，就有回归传统文明以寻求答案的可能，我们需要在同传统文化或文明的对话中重建现代性，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平衡；三是物质与精神、价值的张力，仅仅物质繁荣是成问题的，需要考虑如何在繁盛的经济、物质情境下，重建衰落的伦理和价值；四是规则与潜规则的张力，表面上我们在规则中，但中国文化有劣根性即过强的潜规则现象，这就需要将其与现代规则接轨并保持张力；五是宗教和宗教性的张力，宗教可能消亡，但宗教性不可能消亡，宗教性是人本性的表达；六是神本宗教与人本宗教的张力，选择何类宗教，与文化传统有关。在民族国家和多元文化的背景下，人本宗教与神本宗教也许可以实现某种平衡、达成张力关系。

刘孝廷：今天讨论的话题与现代化密切相关。如果不是现代化的西来，中国的一些问题就不会那么突出。基于古典学的视角，中华文明还是很不错的模式。但是，现代化是不能回避的，是必须走的。现代化、现代性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基督教文化的继承，而这还更早地在希伯来和古希腊传统中就保留了基因。但是，现代化进程中更有突破，其根本性的突破是技术对传统信仰的突破。科学留有形而上学的基因，也有自己的新特性和追求，其中（1）世俗化运动凸显了个体人的地位；（2）与资本的合一彰显了对自然的暴力态度；（3）意识自身的建构性及其反多样和差异的诉求，则使人背离了博物性的文化乡土；（4）全球性伴随资本和市场的全球化，超越了以往一切宗教的影响。世俗化是一个不断释放人的内在物欲和潜能的过程，对此宗教信仰有挽救的功效，它们各自把握不同的维度。

当前，中国伦理的最大问题是，对人的底线伦理的突破。这种情形是史无前例的。中华文明现在基本断了。针对今天的情况，东方的传统经验非常重要，但传统经验都是博物学的，它解决不了现在的西方问题。同时，我们也必须在广阔的国际视野中，吸收全球的经验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今天，中国的问题就是世界性的问题。中国传统经验具有自身的特点：体知性、实践性、伦理性、内省性、集体性。当科学主义在中国盛行时，我们要向传统敞开，它们都有自身的价值。基督教或其它海外宗教到中国来，带来的是中国比较缺乏的宗教经验。科学技术也可以提供一种经验，但它必须要与一种不同的经验保持平衡与张力状态。李泽厚讲现代之处的中国是“救亡压倒启蒙”，这缺了一个信仰的维度。没有信仰，民主就缺乏一个精神根基，没有了民主，科学也靠不住。宗教成为现代社会的一部分，宗教是每个人在社会上保持自我的力量。在今天中国，宗教有着特殊的意义。中国并不是一个无神论国家，传统中有许多“杂神”信仰形式，并成为民间文化的重要内容。科学与宗教的对立，是西方近代史上的特定事情。而俄化马克思主义传入后，在中国宣扬科学与宗教对立，对传统的信仰是一种毁灭性的破坏，如“批林批孔”、“打倒孔家店”。在中国，过分和片面地宣传科学无神论，就会阉割了自身传统文化或祖先文明的丰富性。这是在中国鼓吹科学与宗教冲突的独特后果。现在，人们呼吁告别革命，但有一种革命却无法阻止和告别，即精神革命、自我革命。当前中国所面对的纷繁现象，能够创生出一种新的信仰形式，这是中国未来的努力方向。在此意义上，中国确实需要启蒙、觉悟和重建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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