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9日，爱学学团与东西文化国际研究院在北京举办了“大内卷语境下的信仰与生命价值”学术座谈会。来自北京、上海、河北、江苏、贵州、河南和美国等地的20多位学者参加了座谈研讨。与会者围绕“信仰与生命价值”这一主题，结合近期中国频繁发生的年轻人自杀等事件，讨论了与之相关的社会现象和热点问题，以期引起社会公众的关注，并倡导在内卷语境下运用信仰的力量托撑起生命的尊严。

苏州大学杨渝玲教授在座谈会上做了题为“信仰的精神疗愈与心理能量激发的若干体验”的发言。她指出，近期自杀现象增多与当前中国的内卷式发展密切相关，疫情迭加恶化了这一态势。以发生在天门山的集体自杀事件为例，四个青年人相约天门山赴死，其中的关键信息值得关注：一是参与者共同筹划。自杀本来是一个非常个体化的极端行为，参与者居然可在一定时空内相互邀约，且能够达成共识；二是共同奔现付诸行动，实施极端行为；三是参与者意志决绝。选择服毒后再跳崖，显示出其准备之充分，也表明了其抱定了必死之决心。杨教授坦言对这起自杀事件有很多疑问：他们对生命与死亡的态度？是什么让他们能如此赴死？是无奈？还是绝望？我们无从了解真相。不过，关于死亡的事件，在疫情期间变得格外频繁，也在冲击着人们的思想。杨教授指出，三年疫情下来，人们在面对不确定的过程中有太多的感受，这对人的心理素质的要求极高。她认为，心理能量是一个人成长中重要的精神支柱，人们遇到的一些事情，会颠覆和摧毁我们的认知和三观。我们要学会心理建设，并且要有储备，以应对更多不确定性的未来。但是这其中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为什么在中国会出现这么大范围的虚无主义的泛滥？群体性极端事件背后隐含着一个重要的社会心理危机，就是人们在面对变故时精神上无所依托和信靠，只能以自己的极端方式解决。所以，对大多数人而言，从人一出生开始就需要有一个信念支撑，这个信念应该是一个稳定的、可以供一生所相信的。这个信念就是信仰，用这个信仰去面对不确定的世界。如海德格尔所言，未来的不确定性会让人感到恐惧，但是那才是真正的存在情境。当我们需要自己去面对未来的时候，才发现如果有那个“信念”，我们的内心就会得到支撑。

东西文化国际研究院院长王忠欣博士在座谈会上分享了他的看法。他说，疫情严格封控三年后突然开放，很多人感到异常不适和困惑，感到内卷，对前边将要发生的许多事情都看不清，把握不住。近期一些地方出现的自杀现象，可以说与这种迷惑及信仰缺失有密切关系。王博士从三个方面展开了他的论述。首先，人的生命的价值或意义一定要与信仰结合起来，只有在一个信仰的坐标体系中，生命才会有价值和意义。也就是说，人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是由信仰所赋予的，生命本身并不具有价值和意义。如果没有一种信仰，生命就只是度过几十年的时间直到耗尽，谈不上有什么价值和意义。信仰，包括宗教信仰，给人的生命赋予一种意义，让人活得比较充实，比较有盼望。其次，如果从基督教的角度看，基督教赋予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就是基督教最常讲的信、望、爱这三点，使基督徒在人生中有了一个依靠或者一个目标。所谓“信”就是去接受信仰，采取一种主动接纳的心态去接受这种信仰。接纳这种信仰以后，你自然就会按照这种信仰的要求去思考。基督教的很多思想都是在圣经里，圣经中有很多关于生命、关于人生价值的思想，这对我们很有帮助。因为我们在现实的世界中生活，最容易给我们造成困惑的就是生活中没有盼望。如果你在前面看不到希望，你就会感到很绝望，绝望的时候就会觉得生命没有价值、没有意义，你可能觉得把生命结束掉反倒是一个更好的解脱。所谓“望”就是有所盼望，这是基督教里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来看，终极盼望就是盼望耶稣基督的再来，他来了以后会带来一个新天新地。所以对基督徒来讲，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心存这种盼望。这种盼望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基督徒克服俗世的各种压力、困惑、困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或者方式。信仰和盼望也会让你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正面的表现。比如说你因对生活充满盼望而变得比较阳光，比较有爱心去关心、帮助周围的人，把自己那种非常喜悦的心情或物质方面的东西与别人分享，这就是“爱”。爱会感染和帮助周围的人对生命持有一种比较积极的看法。第三，关于自杀。基督教信仰不主张自杀，对自杀也是有很多告诫。圣经《约伯记》1：21记载约伯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所以生命是上帝赐予的，人不能成为自己生命的主宰，随己意结束。《传道书》8：8也说，“无人有权力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力掌管死期”。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3：16-17中，使徒保罗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个体生命的肉身是神的殿堂，神的灵住在肉身中间，肉身是一个载体，所以人的身体是不能随便毁坏的。基督徒在现实生活中遇到各种困难时，会有这些教导去提醒他们、鼓励他们，帮助他们去扛住那些压力。人在患难中，物质的帮助固然重要，精神层面的鼓励更加可贵，尤其是在遇到人生重大挫折时，物质层面的东西其实已经无所谓了，更需要的是精神的、信仰的、友情的这些超越世俗物质方面的帮助和鼓励。

清华大学田薇教授在其“社会、自我、绝对他者：实现生命价值的三条支持路径”的发言中指出，生命是最值得珍视的“目的性”价值，可是近期在“内卷”处境下接连发生“自杀”现象，不能不令人深究为什么。作为目的性价值的生命存在需要各种路径支撑或泉源滋养，如果缺失的话，就有可能陷入毁灭。首先是外在社会路径的支撑。任何个体性生存都需要在社会中实现，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安排能否保障个体的生存和发展，社会化客体化的观念体系能否为人格自我的建构提供合理有效的价值观指引都至关重要。这条社会救赎之路一旦失序和失道，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必将陷入逼仄之地。其次是内在精神世界的建立。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并不能完全通过制度化-社会化的途径来保障。为什么拥有优越的社会条件和富足生活的人也自杀，主要是因为内在的意义生活无着落。虽然物质性的外部世界优裕，可是精神性的内部世界贫乏。这就需要开启一条自我救赎之路，比如科学追问、艺术审美、道德修养以及哲学反思都可以滋养人的精神生活，使个体小我和天地大我相贯通，从而跳出自我存在的限度。在这种情况下，困顿和磨难不能解构精神自我，一草一木也能使人发现生命的美丽。最后是对永恒生命存在的信仰，这是一条绝对他者的救赎之路。个体精神的挺立虽然可以支撑今世的磨难，获得今生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但终究无法突破死亡对“个体-此在”的否定，作为生命的最后归处不免使充满意义的人生沦为虚无。如何打破死亡的禁锢，除了儒家“三不朽”之外，还有基督教里绝对他力的超自然救赎。是否存在这种超自然力量已经突破了人类理性自身的认知和经验，只有转向信仰之路。借用克尔凯郭尔的话，通往客观知识的理性之路是确定的，通往绝对他者的信仰之路是不确定的。上帝如同深渊，是一种无限的可能，从确定到不确定需要“信仰一跃”，蒂利希称之为“存在的勇气”。存在还是非存在，生还是死，走向信仰之路是一种生存的“冒险”。然而，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只要确立了这种信仰，就在“信念”中获得了“个体永生”的真理、道路和生命，它将为此世人生提供最强有力的精神支撑，以应对一切异己力量的挑战和诱惑，维护和坚守良知和正义。

中央民族大学谢爱华教授在座谈会上指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必须内在于一个信仰系统，是信仰系统赋予生命一个超越的价值维度。纯粹从物质和科学的角度看，生命的确是没有意义的，是信仰将生命与一个终极的价值目标相关联，从而使生命具有了意义。比如，基督教认为，肉身是神的殿，因此，自杀是不道德的行为。存在主义作家加缪认为，自杀是唯一的哲学问题，即生命是否值得过的问题。因此，哲学乃是“习死之学”。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将生命划分为三个阶段：感性阶段、伦理阶段和宗教阶段。感性阶段是放纵感性欲望、耽于感官享乐的阶段；伦理阶段是禁欲主义和道德责任心处于支配地位，承担起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的阶段。克尔凯郭尔认为，仅有这两个阶段是不够的，生命还必须通过升华，从伦理阶段飞跃到宗教阶段：此时，生命既超越了世俗的物质欲望，也超越了世俗的伦理道德的羁绊；人把自己活成了信仰的骑士，与自己内心深处的上帝单独对话。人生的道路就是通往上帝的天路历程。从某种意义上说，自杀者其实是比其他人更珍视生命的价值，因为他是以亲手毁灭自视为世间最珍贵的东西的方式，向这个世界发出最强烈的抗议和最极端的反抗。除了重度抑郁等病理因素外，导致普通人采取自杀行为的原因无非有两种：极端的厌倦与无聊，或者极端的悲观与绝望。而一旦有了信仰的支撑，生命便可能更容易从这两种极端状态中摆脱出来：一方面，信仰为生命树立了一个终极的目标，使信仰者更加重视生命的质量与厚重感。他会更加感觉到人生苦短，而生命中尚有许多未竟之事等着他去完成。他将更加迫切地感到要尽量利用这有限的时间去做更多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事情，又如何会感到厌倦无聊以至于要到非自杀无以解脱的境地呢？另一方面，信仰赋予生命一个超越的维度，将有限的生命与一个终极的价值目标相关联，从而无论遭遇到何种的不幸和痛苦，这个超越世俗人伦的信仰对象与终极价值之源都会给予他慰籍和鼓励，支撑他度过人生最艰难的时刻。若如此，他又如何会在极度的悲观绝望之中采取自杀的方式以终结生命呢？我们看到每当遭遇人生的重大变故，或面临生死攸关的抉择时，基督徒都会向上帝祷告，佛教徒则会在心中默念佛经，从各自的信仰对象那里汲取源源不绝的精神力量，使人生的一切痛苦和不幸有适当的安放之地，疲惫的心灵有平和安怡的慰藉栖息之所。信仰者藉此从失意和低谷中振作起来，重新燃起生命的希望和生活的勇气。这便是超越的终极信仰赋予生命的价值和力量，而我们在生活中也的确随时随处都看到了这种价值和力量的无可怀疑的证明。

中国政法大学张秀华教授认为，生命问题是一个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哲学问题，古往今来，哲学家们总是在不同文化背景和哲学观下思索这一问题。当下，对大内卷语境下的信仰与生命价值这一主题的探讨，需要将其放置在“文明之问”的语境下，沿着现代性批判与拯救的路径加以思考。现代性最大的问题就是人的精神危机，异化和物化生存使人之生命的整全性难以为继。因此，对“生命之问”必须回到“人之问”。人不仅具有自然肉体的生命——种生命，具有物性，而且还具有超越自然肉体生命的精神生命、文化生命——类生命，具有人性的光辉。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物质世界的丰裕，人们却将工具理性等同于理性，作为神话解毒剂的理性本身成为神话，走向非理性，在资本逻辑、强权逻辑和暴力逻辑下丧失了自己生命的意义。就此而言，哈贝马斯试图用价值理性、交往理性来范导工具理性、科技理性以期拯救现代性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价值理性强调共同体必须基于主体间交往和商谈来确定价值规范及行为准则、进行法律生产，彰显的是生活世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民主对话、平等协商和公平正义，体现出对他者的尊重和人文关切。所以，面对今天人之生存的困境和人类的急难，我们不得不追问教育者何为？启蒙者何为？我们究竟如何致思？如何做哲学？做什么样的哲学？这也是为什么当代哲学家们把哲学的目光重新朝向生活世界进行语言分析、生存分析和实践分析，推动哲学的价值论、生存论以及伦理、政治与生态转向的根本原因，试图从不同的理论进路寻求自然的解放、劳动的解放、人的解放，从而使每个人绽放生命本有的潜能与力量、在创造性劳作和共同体交往中让精神到场并获得自我实现、社会认同与满足感。

北京师范大学的王天民教授在题为“如何看待和应对内卷问题”的发言中指出，所谓内卷，就是源于生存竞争的底层伤害。马克思所描绘的早期资本主义体制下，工人为争夺就业即生存机会展开的相互敌对、伤害行为，正是内卷的真实写照，内卷正是下层社会成员贫穷和道德堕落的后果。内卷与社会文明进步程度密切相关，越是人类社会处于野蛮的时期，内卷越严重。内卷与人类的生命境界密切相关，越是人类接近或类似动物的生命境界，内卷越是严重。以同类为食是动物界的普遍现象。人有时也会像动物一样，残酷地相互伤害，甚至以同类为食。内卷如此严重，卷的底层社会成员悲观绝望、一筹莫展。从大处讲，这说明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依然路漫漫无比修远。从小处讲，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所累积的两极分化，已经达到严峻化程度，阶层固化的情势严重，改变发展的不平衡状况任重而道远。底层社会成员的生活笼罩着浓重的失落绝望情绪，以至于发出“寒门再难出贵子”、“知识未必能改变命运”、“奋斗未必能创造幸福”的哀叹。内卷如此严重，说明人类的生命境界依然处于初等、低级阶段。缓解作为底层伤害的内卷，需要唤醒“当事人”的“做人”的意识，摆脱“畜群”意识或动物性生存境界，按人的方式思考和行动，把人当人看，既把自己当人看，同时也把他人当人看，即康德所强调的“以人为目的”。事实上，只以自己为目的，不把他人当目的而当作工具，自己也成不了人，也会把自己降格为动物。因为所有动物都是天生的以自己为目的，而把他者当工具或手段，这是动物的本能。只有把人当做目的，视为同类，才能产生共情和怜悯，才可能避免敌视和伤害。“以人为目的”，把其他人视为同类，在康德那里是一个道德命题，但是道德一旦失去了信仰根基，必然陷于“鼓吹易，践行难”的尴尬处境，“离开了信仰，法律形同虚设”。道德作为人类的“心法”，其所倡导的同类观念、共情意识，只有以深刻信仰意识为基底才能成为真实的生命样式。具备深刻虔诚的生命信仰，才能产生善待同类的共情意识，才会产生悲天悯人、仁民爱物的慈悲大爱。

河北大学王青原教授在座谈会的发言题目是“内卷化时代与良好生活”。他指出，我们处于内卷的时代。内卷的实质就是社会危机。用经济学语言来表述，内卷其实是指社会生产的增量停滞不前，无法进一步扩张生产，只能靠拼耗存量来维持经济而最终导致边际收益减少。从社会文化视角理解，内卷是指一种社会文化运行模式达致某种零界点，既无法稳定下来，也无法转为新形态，而只能在内部高耗低效重复运行的现象。增量不足，即内生动力缺失，其实就是社会精神产品的匮乏，没有创造性生成，即便我们的时代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物质文化。在这种社会境遇中，人们心理逐步失衡：焦虑、烦闷、畏首畏尾、惶恐、抑郁，甚至会轻生自杀。20世纪20年代末期的西方经济危机以及西方整体人类面貌，与我们所处时代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文明的演进并未能从本质上提升我们面对人类自身危机的应对策略和方式。文明与其说是直线演进，不如说是循环往复。作为个体的人本身如何在这样的人类境遇中尊重自己，尊重生命，尊重生活，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古希腊人从对自然的追问中找到人自身的位置。自然作为一切事物的开端，不仅是起源和源起，同时也是“由之而来”的运动原因。因此以自然主义出发去理解人，也必须是合目的性的善的实践活动，人的意义和生活必须将德性和至善作为目的。宇宙的秩序从自然那里获得，同理世界的秩序、城邦的秩序乃至个人的秩序都必然与此秩序同构共频。在此前提下，人的生命与生活必然是整全主义的，通过善的追求可以过“良好的生活”，善好之人也必然无可伤害（他既不会伤害别人，更不会伤害自己）。人工智能可以取代人的多重属性，唯一不能取代的就是人的精神世界。只有精神，才是真正属人的。我们这个时代应该提供更多的对全部生命尊重前提下的良好生活的多种可能性：不但要让人看到良好生活的可能性，还要让人体验到多种可能性。因为良好生活一旦拥有了多样性，就会变得没有尽头。

北京语言大学张华教授认为，“生命意义与价值”的探讨，的确应该与对信仰的思考相结合。因为人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肉身，一是灵魂。没有灵魂的肉身就像行尸走肉，而没有肉身载体的灵魂就像飘忽不定的魂灵。随后，张华教授分享了三篇已于近年发表的短文来表达其对信仰与生命价值的看法。在《信仰之用》中张华引用了美国自然文学作家约翰·缪尔的话：心灵和身体接受的是两种不同的营养和锻炼。就是说完整的人由两部分组成，即肉体的部分加上精神或心灵、灵魂的部分，这也是人区别于其他生物体的基本属性。身体成长需要食物，心灵成长也需要喂养，而信仰就是心灵喂养的方式。他说，人的肉体喂养不当会产生疾病，精神喂养不当同样会产生疾病。实际上，得病的身体需要药物杀死病毒，更需要精神力量激活免疫系统，提高免疫力。精神力量强大的人，生命力量同样强大。张华在《生与死》中引述老子《道德经》的第三十三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最后一句谈到“寿”，死而不亡者，谓之寿。也就是说，肉体之身虽死，但道犹在者，才是真正的长寿。佛家也有类似的看法：所谓“死”，只是人给予生命的一个概念，或曰“死”只是整个生命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就是肉体的枯竭、化为灰烬或消失，而“生命”、“生和命”是永远的，永生的。如果细研基督教之“道成肉身”说、“复活”说和“灵魂”说，其道理也是一样的。最后，张华通过《“道”说》一文表达了不同信仰在“道”上的一致性。儒家的《论语》，除了“朝闻道，夕死可矣”人们耳熟能详之外，还有多处用到“道”字。张华认为，“德”也是道的体现，所以“道德”同称。佛教讲究“万物因道生，得者自通灵，悟彻个中理，菩提不减增”；圣经《约翰福音》1：1就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此“道”作为神的话语，作为神，是最终极的逻各斯（Logos）, 就是道家的“道可道，非常道”之“道”。中国人的“天道”就是天与道并列，“天”常常被中国人视作自己的上帝。如此而言，中国人的“天道”就有了与其他信仰群体所信奉的“上帝”、“真主”、“佛陀”等所共有的终极存在的意涵。也正因此，当我们说“天人合一”时，其实是在说“上帝与你同在”，是在说人懂得了“天道”，懂得了规律，懂得了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

北京师范大学刘孝廷教授认为，生命来自于上天或自然，在其没有自然地走到尽头时，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采取任何极端措施予以终止都是错误的，对待生命需要有一种神圣感、一种敬畏感。因为这个生命肉身不完全属于你，而是属于整个世界、属于全人类，甚至属于整个宇宙和上天。每个出生在你家的孩子，你都要把他看作是上苍的恩典，何况这也是爱情和生活的结晶，所以孩童本身应该受到最基本的敬重。也就是说，他只是寄居在你的家里的未来的普遍的人（将在）。今天人类社会不敬畏生命的状况，背后的主导价值观主要是虚无主义的。此外，根据海外学者对大陆企业的一项调查，凡有信仰的企业，比如佛教的或基督教的人当老总，其造假率就非常之低，而大部分造假的都来自无神论企业。这就表明人没有信仰不行，因为任何一个系统按照复杂性讲，都不能自证其自身的完备性，各大定律已经把它否定了，否则的话永动机就是存在的，这可以找到科学上的证据，所以人必须找一个超越者来完全自己。现代人过分强调理性，实际上可以理解为理性的僭妄，反向看实际是理性的自我幽闭。刘教授特别提到，宇航员从太空回来之后，绝大多数都发生了精神转向，即有信仰的回来后更加坚定信仰了，没信仰的大部分都选择了一种信仰，这是科学理性对信仰的谦敬，也可说是对理性的一种自我警示或提升。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就看到有许多问题值得重新关注，包括人的生存状况、原子化、赛博格化、宇宙化等，可以尝试通过导入传统的博物学而扩大生命的真实感、展示生命的丰富意义，进而抵制精神虚无主义。为了做到这一点，就需要用第二开端的境界和视野去重新理解生命、人和精神，从静态人学走向动态成人之学，从此在的人学走向将在的人学，开创星际文明的宇宙人学。

尼泊尔蓝毗尼佛教大学的徐梦茹女士以“生命因信仰而坚强”为题在座谈会上做了分享。她说，本科毕业之后她来到尼泊尔工作，这个国家有各种宗教信仰，如此鲜活而自由。她一直在探索，自己的生命究竟在这个宇宙里有何意义和存在的价值？她经常陷入虚无，也畏惧过，敬畏过，直到坚信神的存在。近十年的工作、生活、学习经历让她完成了对信仰的模糊感受，再到对信仰的畏而却步，再到坚信她的生命都有神的指引和护佑以及祝福的三个阶段。她由一个无神论者逐渐转为有神论者，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的生命是多么受神的护佑。这种感受使她更加坚强，克服了焦虑，摒弃了以前的执念，更加坚定了未来生活的方向。

在为期一天的座谈会中，与会学者从各自的专业背景和人生体验出发，围绕着“信仰与人生价值”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大家讨论热烈，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碰撞出许多真知灼见。我们盼望这样的研讨和分享能对读者客观全面地认识现实社会有所启发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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