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全球伦理签署30周年之际，由爱学学团和东西文化国际研究院合办的“全球伦理与未来文明”爱学思道论坛于2023年2月18日通过视讯方式召开，来自中国和北美的30余位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活动，19位学者做了主题发言。

一、 全球伦理历程回顾

北京师范大学万兆元副教授报告了《第一至三届“全球伦理国际学术研讨会”再回眸》，从历史角度回顾了这几届会议。他指出，1993年“世界宗教议会”在美国芝加哥通过《走向全球伦理宣言》，确认各宗教教义含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宣布人类一家、人人相依，呼吁遵从“己所欲施于人”的金律。该宣言是由基督教界发起而得到世界各宗教响应的全球伦理运动的一个里程碑。此后，全球伦理成为世界上众多宗教领袖和相关学者所关注和探讨的焦点之一。1998年，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与美国太平洋地区发展与教育协会在北京主办了第一届“全球伦理”国际学术研讨会（Global Ethics Symposium），主题为“宗教、伦理道德与文化”，会后编辑出版了《天下大同》论文集。中国学者和巴哈伊学者合作举办这次全球伦理研讨会有两个基础。一方面，全球伦理的概念契合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和巴哈伊教的“人类一体”原则；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与巴哈伊文化的交流始于二十世纪早期，中国学者和巴哈伊学者在八十年代恢复了交流，在九十年代得到了进一步加强。2002年，这两家单位再次携手，在洛杉矶举办第二届“全球伦理”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为“社会伦理与宗教良知的当代影响”，会后发表了《洛杉矶宣言》。2005年，双方在北京举办了第三届“全球伦理”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发表了《北京宣言》。连续三届“全球伦理”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大大促进了中外学者在宗教研究和伦理教育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推广了“多元统一”和“天下大同”的理念，增强了通过“全球伦理”的教育和发展方式共建人类美好家园的意识和希望。

北京语言大学张华教授在《<全球伦理读本>编撰记》的报告中指出，《全球伦理读本》由其编著，赵林教授作序，山东大学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出版后由香港道风山杨熙楠总监带往欧洲亲呈孔汉斯，孔汉斯随即从相关基金会募款资助道风山的学术工作，一时传为佳话。此书出版后，亚马逊网站有售，上海《社会科学报》发表吴春生教授6000字书评。两年前，孔汉斯去世，道风山发表杨熙楠撰写的《怀念孔汉斯教授与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此书作为重点再次被提及。张华教授回忆，其第一次接触“全球伦理”这一概念当是从中国人民大学杨慧林教授那里，他是全球伦理大会中国理事会的主要发起人。其实，全球伦理、世界伦理、普世价值之概念，总体含义一致，但有些许差异。普世价值这个概念是中国人首次提出的。

旅美学者李少兵博士在《从理论化的全球伦理到区块链可兑现的全球伦理》的报告中讨论了三个问题：（1）伦理道德命题的源出问题，认为伦理与世界宇宙有“对称性”，如传统的自然宇宙、民胞物与等所描绘的；伦理与信仰宗教有一致性，因为人类和宇宙是有主人的；伦理与科学技术有对应性，如AI技术、区块链、量子芯片、太空wifi可能对应着不同层次的伦理；伦理与政治权力配合，可以构成对权力的分立制衡、限制；伦理与媒体传媒有互动性，社交媒体前沿都对伦理的确立和传播有影响力；伦理与经济金融也有相互影响，可兑现的去中心化生活工作方式；最后是伦理与生命医学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如区块链医疗等可打破大药厂、医院和政府医疗机构垄断等，在更大范围推动伦理普及。（2）理论化全球伦理存在局限和空洞缺陷，如小圈子的自说自话与现实的来源和根据的张力，只是理论的自我光环与技术经济的可兑现的间距，以及辩护体制的主流专家与批判体制的时代先锋的冲突等，都是影响全球伦理扩展的内在症结。（3）区块链或可兑现新的全球伦理，包括社交媒体的金融+媒体和数字货币，以及区块链、AI （Chat GPT）、量子芯片/电脑、天空Wifi、数字货币、生物科技、干细胞等社会发展的新技术元素，都会影响人们的交往规则。如何基于社会发展的新现实有效地审视和构建伦理道德命题的基准，才是当代前沿伦理学家的核心任务。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黄传根副教授在《对全球伦理“金规则”的再审视》中指出，任何伦理体系都在寻觅道德“金规则”，以确立自身体系建立的坚实基础。在1993年《走向全球伦理宣言》中，全球伦理的“金规则”被表述为“每一个人都应当得到符合人性的对待”，亦即“世界诸宗教在伦理方面现在已有的最低限度的共同之处”，如基督教的“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毫无疑问，全球伦理的“金规则”抓住了人之伦理关系的“基线”，具有较为显著的普遍性，但仍留下许多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1）全球伦理“金规则”的人性基础问题。《宣言》以基督教“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和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佐证“金规则”。但它们彰显出的“待人”“爱人”之缘起、程度等并不一致，“金规则”并不能完成对普遍人性的确证。

（2）全球伦理“金规则”对全球化时代人类的“类”意识和世界精神关注不足，使得其未来向度的诉求较为淡薄。

（3）全球伦理“金规则”由世界宗教议会倡导，但该表述淡化了宗教神学的意蕴。这虽有利于关注到弱宗教文明中伦理传统，但伦理本身的超越性也随之淡化，甚至有趋同“普遍的伦理”、“普适的伦理”的疑惑。

（4）全球伦理出场的重要背景是全球性的自然生态环境问题，其须对人类与自然关系原则问题作出回应。但其“金规则”凸显人性基础，仍未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未能为人类走出生态困境开辟伦理新境界。

（5）全球化的发展是全球伦理发展的实践基础，然而，当前全球一体化与多元化趋势并存，全球伦理实践面临诸多的挑战，“金规则”直面现实问题的统摄力、穿透力不足而偏于“倡议”。

目前，全球伦理仍处于初始发展阶段，其理论建构仍任重道远，全球伦理并非一种无法实现的道德理想主义或乌托邦，需要学界同仁共同求索。

二、 全球伦理的基础与实践价值

东西文化国际研究院王忠欣博士在《全球伦理与人类关系的重建》的报告中指出，人类的价值观主要存在于宗教中，宗教奠基或塑造了人类的价值观，因为宗教的一个根本属性就是劝人为善、扬善抑恶，为信众规范在俗世的行为举止，而这正是伦理的一个主要内容。全球伦理的提出始于宗教对话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只有宗教群体才有资格、有底气倡导全球伦理，很难想象其他世俗的、行政的团体可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人类文明与全球伦理所要处理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人际关系，即人与人之间互动的交往规范，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就会产生各种冲突。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不同人群之间接触、互动的历史，接触、往来、交流至今仍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情。人类的早期尚处于各族群独立生存的封闭时期，由于交通、技术等方面的限制，彼此之间鲜有交往，因此也很少有冲突。随着技术与生产的发展，不同人群之间的接触和互动逐渐增加，形成后来的全球化。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传统、生活方式、特别是价值观的不同，导致了不同人群接触中的震惊、误解、敌视与冲突，这就需要建立人类交往的规范，比如国际法、全球伦理、普世价值等，使人类的接触、交往与互动能够和平友善地进行。人类关系的建立是如此的重要，历史上许多伟大的人物都有这方面的论述。明末来华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到达中国后不久就撰写了《交友论》，讨论如何交朋友，建立和善的人际关系，这对文明之间的对话尤为重要。人际关系的形态代表了文明程度的高低，而一个更高的未来文明需要人类关系的重建。全球伦理的提出为人类关系的重建提供了一个参照，有助于人类跨越传统、国情的不同建立人类交往的普适规范，提升人类的文明程度。

北京师范大学王天民教授在《第二文明开端的实践进路》中指出，第一开端文明面向的是物的世界，其基本属性是物质文明，其主题是物理世界的拓展、科技发明和器物创制，导致的结果是物理世界挤兑人文世界、器物特别是智能器物取代驱逐人类；与之相对的人的文化生命却被离弃、荒芜，人成了“失根”“失重”的离基深渊的存在者。第二开端的文明开端于文明的生命意识的觉醒，重点在于使新的文明负载或焕发更充实的文化精神，即呵护和化育人的文化生命的精神。厚植化育人的文化生命，最基本的学理依托当然是伦理学，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讲，第二开端的文明也即意味着人类文明的伦理转向。一切的伦理规范、道德律令、甚至法律规章在实践上都需要信仰来赋能加力。正如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中所强调的，“离开了信仰，一切法律都形同虚设”。人类敞开信仰自由的世界，才能悟觉生命的来处与去处，才能知晓“道虽不言、道之常在、道之不可违”，才能在信仰的层面，“守天道、畏天命、知止不殆”，才能在伦理的层面把自然之天道化成日用之人道。所以神学、伦理学、生命现象学、文化哲学必然成为第二文明开端兴起过程中的显学。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郦平教授在《走向第二开端的全球伦理》的报告中指出，自孔汉斯于1993年发表《全球伦理宣言》以来，全球伦理问题受到了学界的广泛重视和关注，同时也遭受了釜底抽薪式的批评，且被质疑难以实现。全球伦理为何难以实现？这涉及对《全球伦理宣言》所表达的原则、“无条件的伦理规范"有多少人认同、接受且践行，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达成共识。若此两点得不到满足，全球伦理则难以实现。全球伦理难以实现的根源是因为人类共之难的根源未得到充分厘清，为此需要展开不同于古代、近代的第三条哲学思路，重构第二开端之新文明的哲学范式，建构第二开端的伦理学。全球伦理的立论采取的是经验论方法，但经验归纳法并不能证明规范的正当性。全球伦理指向某种规范，试图将人们的思维观念与行为方式引向某种规范，其推动力量主要有对自然神的敬畏、对权威的服从、对惩罚的畏惧抑或对利益最大化的考量。但随着智能人、宇宙人、星际人的出现，这些既定规则和做法是难以为继的，所以第二开端的全球伦理需要走向对存在者之此在的追问和建基。第二开端的全球伦理的立论基础是第二开端的共哲学，强调全球人应具有休戚相关的共存、共在意识。在自然符合论的基础上对人的自然性、物理性的解释走向对人的精神性、伦理性的解释；在思维观念上，从生命保存论走向生存超越论，既秉承地球人应有的全球意识，更强调万物一体、万有相通的共存意识；在人性的塑造上，走出物欲本能、锻造文化本能，从物质人学走向精神人学。

美国西北大学刘莉源博士在《谁是你的邻舍？——从《圣经》中的好撒马利亚人的比喻看自由与责任》的报告中指出，伦理学的宗旨是探讨何为好或何为善的生活。其中，自由和责任是伦理学中一个很重要和基本的论题。以《圣经》中的好撒马利亚人的比喻为切入点，即可由浅入深地探讨和解释《圣经》中对邻舍、自由与责任的理解。正如朋霍费尔在《伦理学》中所指出，“责任和自由是对应的概念，责任事实上——虽然不是时间上——以自由为前提，而自由只能存在于时间之中。责任是唯独存在于上帝和邻舍的约束中的人的自由”，而谁是我们的邻舍在《圣经》中有独特的理解。邻舍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不是根据地理位置或距离而划分的特定群体或对象，相反，邻舍是我们所怜悯或采取负责任行动的对象。换句话说，我们有自由决定谁是我们的邻舍。即我们既可以在世界各地有很多不同的邻舍，也可以根本没有邻舍。这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上帝的爱与自由概念。正如《圣经》中所说“在爱里没有惧怕”，也就是说，在爱里人才有真正的自由。

中国政法大学讲师王政博士在《论斯宾诺莎<伦理学>中实体与人性的共生关系》的报告中指出，现代社会所产生的生态危机实则源于近代哲学中的思维谬误，即人与自然之间的二元论与功利主义的伦理观。在诸多近代西方哲学家之中，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体系”颇为另类，他致力于将本体论、知识论与伦理学融为一体，亦即从实体（神或自然）出发，借由知识的方法路径，最后达至人之自由（至善）、获取人的心灵与整个自然相一致的知识。本体论最终必须落脚于伦理学上，求真必须与至善相统一，这是斯宾诺莎哲学体系最鲜明的特征。对斯宾诺莎而言，实体概念的界定与澄清是全部哲学的基础，唯有厘清关于“神或自然”的问题，进而才能明晰人类的知识和理性，从而才能抵达最高的幸福。斯宾诺莎先是用“哲学”称呼自己的思想体系，后用“伦理学”代替哲学，这一变化意味着：一切知识都服务于如何通过人的研究来达到人的最高的完美境界，凡是不能引向这一目的的知识，都必须被拒斥，因为它是无用的。通过将道德与宗教分开，斯宾诺莎完成了将人类经验完全自然化的工作，并将其引向了关于人对自身、人对他者和人对其所属世界的责任。

三、全球伦理与当代科技前沿伦理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何琼辉从两个方面讨论了《巴哈伊的动物伦理及其生态意义》。 首先，动物在创造界中有位置。因为宇宙的每一部分都是通过某些纽带与其它部分相连接——这些纽带强而有力，不容失衡，也不得有任何松弛。在这有形的创造界，一切都是食者和被食者：植物吸收矿物质；动物啃吃庄稼，吞食植物；人以动物为食；矿物质又吞没人体。肉体从一种生命转变为另一种生命。一切都在转化和改变，只有存在的本质是永恒不变的，整个创造界的每个物种、每个偶然实在，其生命都是以它为基础。合作和互惠是固存于存在界统一系统中的基本属性，没有这些属性，整个创造物就会沦为虚无。其次，必须善待动物。上帝的钟爱者不仅要以慈悲和同情对待人类同胞，而且对所有生物都要表现出最大可能的仁慈。善待动物应从儿童的教育开始：从孩子的幼年时代起，就要教育他们无限温柔地对待动物，热爱动物。一旦我们改变了人心，就不会再有对动物的残忍行为，医学研究也将以尽可能消除实验中的痛苦的方式进行。

哈尔滨师范大学孙玉忠教授在《科幻现实中的技术与伦理》的报告中指出，长期从事科学哲学研究的人，有一个关注的视角几乎是永恒的，就是关注并跟踪科技的发展，以及它以怎样的广度和深度影响和改变人类生活。最近电影《流浪地球2》的上映和《三体》的热播，把关于人类自身未来命运的思想和实践困境问题再次摆放到眼前。

首先，是冲突与合作问题。在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时期，人类的冲突是源于资源稀缺，就此技术的努力是必须的，但只有技术的努力是无法拯救冲突所导致的人类可能毁灭的命运，所以伦理是一定要在场的。问题是伦理以什么样的方式和路径参与到这场拯救中？《流浪地球2》中给出了一种选择样式：团结与合作。为应对太阳危机，人们成立了联合政府，只有团结互助才能拯救人类，团结延续着文明的活动。

其次，人类能否自己拯救自己？《流浪地球2》中的主角说了一句话，人类每遇到决定自身命运的关键时刻，总有一种力量会出来拯救人类。而在影片中这个任务是由“数字生命”技术完成的，也就是最终还是人类自身的技术拯救了人类。不过，这个主题在《三体》中却不同。《三体》的统帅叶文杰代表着一种理念，人类凭借自身的努力是无法拯救自己的，原因就在于社会道德的沦丧。那么，在这两个案例当中上一个情节是伦理前提技术实现，人类靠自身的力量拯救自己，但是《三体》中的情节则是祈求外来文明的拯救。

最后，人类何以拯救自己？一方面，技术的力量是人类必须要依赖的，这是常规路线。另一方面，怎样依赖伦理的力量，它在什么层次上起作用？是前提的、思想的、规范的还是法律的？会以怎样的方式和技术联手？当然，最大的前提性问题还是要思考清楚，人类到底应该借助于什么样的力量来拯救自己，比如是什么在背后主导道德观念或规范伦理问题？两部作品还只是具象化展现，而启发我们思考的背后问题实在太多。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陆慧在《基于存在主义反思“脑机接口”技术的伦理难题与出路》的报告中指出，“脑机接口”（BCI）是实现将神经活动（思维）转换为获取信号并操作外部设备的通信技术，其应用于医疗、制造、军事、司法等领域。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以现象学方法对技术的“解蔽”本质做了不同于传统西方实体论模式的描述，其存在论渗透着伦理思考。基于存在主义，可以从“技术‘集置’——机脑不兼容的生理危机，文化‘开裂’——新兴术语的模糊性与现存道德规范的错位，认知‘祛魅’——身体完整性的肢解与自我身份感的淡化，社会‘急难’——知情权与隐私权的缺失和责任主体的难觅”四重维度反思BCI技术的伦理难题，并相应地在“向死而在的理性审度、自主决断的知情权、完善民意共谋与网络化机制”等方面提出前瞻性出路，以促进脑机接口技术的良性有序发展。

四、全球伦理的落地与未来延展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李润虎博士在《抗疫与社会伦理的变迁》的报告中指出，黑死病期间，鼠疫的病症及当时的医疗认识让人们形成了鄙夷穷苦人的社会伦理；营养不良和疾病往往在社会边缘人群中更为普遍。英国最富有的人可能比不断增长的贫困人口更轻松地摆脱了困境。许多国家都遭受了反复爆发的鼠疫疫情。然而，几次动荡并没有减少不平等，反而巩固了不平等。鼠疫越来越多地被描述为穷人的疾病。1918大流感期间，挪威奥斯陆最贫困地区的死亡率比富裕区高50%；在美国，工人的死亡率也高于普通人口。黑人的命运也是如此。 1918年的大流行揭示了医疗保健中的种族不平等和断层线。当时，黑人医生和护士希望流感大流行能促进这种情况的改善，但大流行之后，依然没有重大的公共卫生努力来解决非裔美国人的卫生保健问题。今天，新冠的流行再次影响了今天的社会伦理，未来哪些社会伦理会发生改变？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尼泊尔蓝毗尼国际佛教大学博士生刘灿辉在《朝向第二开端的哲学实践》的报告中介绍了“新生态价值观下贵州芭莎苗族民俗‘三棵树’生态伦理研究”。他指出 ，当代文明危机造成的全球性生态环境的灾难危及到人类的生存，人类文明发展进入难以自拔的困境，人类末世就在眼前，人类走出困境的唯一现实性路径只有返回自然，开启第二开端的新哲学构建及实践，构建一个通过对人类活动进行自我约束和限制，保证大自然能够自我修复为底线的新的生态文明发展范式。贵州芭莎苗族部落栽种“三棵树”的传统习俗找到了把伦理学理论转变为广大群众的道德实践的具体途径。芭莎部落人生的“三棵树”分别是：第一棵树——生命树，第二棵树——神树，第三棵树——生命长青树。芭莎苗族部落栽种三棵树的习俗礼仪在漫长岁月中形成传统，使人与自然达成和解、文明得以存续，在贵州大山深处构建了一个神秘的“伊甸园”，这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对于全球生态文明时代新生态伦理的理论建设和实践有着很大的参考价值。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博物文化专业委员会丁宏伟博士在《全球伦理与博物教育——基于身体视角》的报告中指出，新的全球伦理的建构是所有的人应对生态和科学危机，面向未来都应该面对的重要课题。科学危机生态危机迫使我们开启一个新的伦理价值观，进行新开端的实践，改变地球人类共同的命运。博物教育正是基于人类命运、人类生态实践活动来建构新的全球伦理的实践。博物教育从认识大自然、了解大自然、探索大自然回到了以人为本的学习，从强调物的存在到强调人的存在，从关心大自然到关心人的成长变化、人的思想转换，从自然环境回到人本身，就如现象学所说的回到了事实本身。博物教育的目标是转识成智进而是达成学以成人的目标，所以是全新的自然生态文明和科技文明的教育方式。博物教育通过具身的五感体验，使观众能够亲身体验和感受大自然的美妙和神奇，从而促进观众对大自然的感性和诗性认知，不仅仅是对知识的传递和了解，更是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尊重。

北京怀氏国际幼儿园阎晓霞女士在《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幼童教育》的报告中，以怀特海幼儿园发展为例，探讨了全球化幼童教育问题，认为闭门造车、关门教育不可能培养出国际化人才。全球化教育重心是思考培养人的问题，要站在全球视野重新审视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园长的高度、教师的视野决定着幼儿的高度和宽度。幼童的培养中家长的转变更为重要，家长眼光短浅，孩子的成长就会受到制约。全球化的幼童教育要突破现有观念，落实在教育管理、教育内容、途径和目标上，要正确解读政策，遵循教育规律，不断接受前沿信息，拓展视野，和家长携手共同实施，把培养国际化人才（通才）作为终极培养目标。

北京师范大学刘孝廷教授在《全球伦理与星际文明》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可以简单地按照宇宙的层级把人类文明分为行星文明（星内文明）、星际（太阳系）文明、太空（银河系）文明和宇宙文明。人类在古代时，由于自身比较弱小，所以环境在人类文明的成长和发展中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今天，在人类文明走向星际的进程中，环境的作用又以另外的方式体现出来。当人类在星内活动或处于星内文明时，它的伦理和道德是一种标准，而当人类进入星际时代时，其文明标准或将彻底改变。在这个意义上，全球伦理实际上是人类现有星内文明或曰是“星伦理”的天花板，可它恰恰又是星际文明的起点，进入星际的人类必须走高于星内文明的路。星际文明会有更多问题，但与星内文明的层级不同，而且也会建立许多规则，这对星内文明是一种反向约束而会改变我们星内的一些文明规则，甚至改变地球上人的一些属性和使命，这也是特别值得认真探讨的。人类所在地球的生态环境问题，新兴互联网与信息技术（如ChatGPT等），以及巨大的能量技术（氢能、核能尤其太阳能）等，可以使人类文明在奇点处暴增和飞跃。星际文明有可能改变我们星内文明和人的存在性质，也改变我们的哲学规范和文化理念，这都是需要我们从星际视角回头看才可能实现的。顺着“从未来的观点看”的思路，可以激发我们更多地“从星际的观点看”，所以我们应积极确立太空思维，以审慎、敬畏、不倦和希望，迎接人类文明和新人学新时代的到来！

五、结语

这次的爱学思道论坛打开了人们思考的视野，拓展出许多新的议题，也留下回味思索的空间。与会学者们一致认为，论坛时间恰切、主题深刻、内容丰富、催人奋进、启发颇多、意义非凡，尤其面对曾经肆虐的疫情和人类世界的混乱局面，加强对全球性问题的深入思考和研究就显得更为急切和重要。为此，大家希望随着疫情封控结束和远程交通的恢复，能尽快在线下就论坛所及的相关内容再做更细致具体的讨论，以取得更丰富适用的思想与实践成果，推动全球文明迈上一个新台阶、步入一个新阶段。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