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京师范大学科学与人文研究中心、宗教与文化研究所和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联合主办的“中西宗教与现代文明学术座谈会”，于2011年4月3日在北京师范大学英东学术会堂举行。会议由刘孝廷、王忠欣主持。来自北京地区高校科研院所和新闻单位的20余位知名学者，及北京师范大学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共40余人参加了会议。与会者主要围绕东西方宗教与现代文明的关系展开了讨论，内容涉及三大问题：基督教与现代文明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宗教与现代精神生活的重建问题。其中每一个论题都表现出了巨大的张力，体现了不同学者观察点和思维指向的差异，显示了广阔的对话空间。

一、基督教与现代文明的关系

刘孝廷（北京师范大学：关于城市、基督教与现代文明的关系）：人类已经进入“现代”，现代与古代有什么不同？主要体现在生产、生活方式上，而这又和他们生存的聚落形态有关。古代是农社文明，基本靠惯习生活，如中国古代就是靠宗法来维持的；现代则由于战争等原因，导致新的不依赖于农村的城市出现，城市主要依托市场和工业，其中商业发挥了巨大作用，导致城市出现自治，并产生了自己的社会主体——市民，从而形成新的聚落文明——城市文明。所谓工业文明也是以城市为底托或平台的，所以现代化的很重要一项内容是城市化。任何文明体系都具有规范性，需要一种精神武装，而基督新教的追求和规范满足了城市的这个需要，它奠定了城市文化性格与交往原则。近代很长一段时间，宗教在城市精神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教堂成为城市的中心。中国为什么长期没有进入现代，就和城市不发达有关。中国的城市是农村的中心，本质还是农村，中国传统的所谓天伦之乐就是用家族代替宗教团契。由于城市和农村不分离、不自立，市场原则、城市主体和现代精神也就无法出现，以至于我们至今还是用农村的方式领会现代思想。现代文明的基本主体单位是单一的个人，可中国人一直没有确立起个体感来。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被白天的体制化生活被如家族主义、单位主义、国家主义削平了。结果，中国人生活中出现的各种怪现象其实都是因为对现代的不适应，这和西方没有太大的关系，是自己造成的，属于“中国特色”。这些问题归根结底在于，你怎样进入一种现代性的生活，你又如何据此整合自己的精神资源？包括自己的传统及如何就地获得精神与灵性的某种满足等。中国号称有“四超”：人口、地缘版图、GDP和五千年文明传统。但是传统已被客体化了，我们已不能从五千年传统中直接获得自身生活的完全满足。时代变了、处境变了，这就需要我们自我审视。

王忠欣（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关于基督教与现代世界准则的关系）：法国大革命后人类进入现代，文明有古代和现代，不同的分期肯定是有所不同的，那么现代文明与古代文明究竟有什么不同呢，主要体现在现代文明的一些准则上，这些准与基督教的关系似乎更密切一些，而与东方宗教差距大一些。比如：（1）民主的思想。这个思想与英国基督教中的公理会思想比较密切。它采取的管理形式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民主的原则。教会的最高权利属于全体信徒。教会的主要领袖包括牧师等，都是要经过教徒或会员大会的选举产生的。（2）宽容的精神。中古时期是政教结盟，但是宗教改革之后出现了宗教宽容，但它不是单一的，宗教宽容的背后是思想宽容，不同政见之间也要宽容。（3）政教分离。人类历史上最先实现政教分离的是美国。由于最初的13州个都有自己的官方宗教，无法在联邦的层次上建立一个统一的国教，所以美国就没有国教。于是美国宪法规定，国家不能设立国教，也不能干预宗教的自由实践。这个分离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宗教，而不是限制宗教。这就有了宗教自由，也形成了政教分离的原则。目前欧美的大多数国家已经基本实行，在全世界上也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承认。（4）权力制衡的原则，如在美国出现的三权分立，也是和基督教对人性的罪的看法有关。（5）妥协原则，这已成为现时代一个新的准则。现在交往讲双赢，它不是零合的游戏，而是共赢的。这是涉及对待不同群体对立时的一个基本原则。当然，现代文明不是基督教思想影响的直接结果，而是由于基督新教的存在，它和天主教的互动之下产生的。我们有时夸大思想的影响，其实最重要的是制度。只有上升为制度才要影响。而在制度中，重要的是合约，它有限制性。有的人认为，儒学思想比较完备，佛教也这样认为。但是在外王这个方面，东方宗教的作用是比较弱的，没有形成制度，也就没有开出现代文明的果实。

雷立柏（中国人民大学：关于基督教与现代法的来源）：基督信仰与社会的关系比较密切，比较强调法律或纪律。宗教都特别强调法律，人一定要遵守纪律。一个超越性的权威会公平地对待每一个人，他可以随时审判你。他是伦理道德的权威，也是立法的根源。中世纪不是黑暗的，现代社会的许多东西是从中世纪开始的。中世纪发明了法学，古罗马没有发明现代意义的法学，是中世纪发明了教会的法律。法学和伦理学守法的精神都是和中世纪有关系的。从古代到今天的一个基本的线索就是守法的精神、法律的精神。这一点对今天的中国非常重要。现在中国的许多人讲法律，想当法官或立法者，但是他自己不准备去守法，而是把自己放在法律的一边，法律没有信仰性，也就不会有人遵守。什么时候法律具有权威性，社会才会进入法治社会。所以，基督教对中国的贡献之一，可能就是突出对原则和伦理道德的严肃的对待。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

田 薇（清华大学：关于儒家与现代生活中的宗教性问题）：人们基本认可西方文明是现代性的文明的典型体现，因为西方的文明更能代表现代文明的特质，中国儒家代表的东西在现代文明中就很少呈现。那我们中国的儒道释，不都讲内圣外王、修齐治平吗？这在中国语境和中国人的生存中讨论似乎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到了现代语境下仍然这样讨论，就是一个大问题了。它已经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说的修齐治平的那个外王了。其中一个比较核心的东西就是一个制度化的结构，这是现代性的和西方的那个意义上的外王。韦伯讲的资本主义精神是理性主义或经济理性主义的资本主义，它给追求金钱一个精神和信仰的支持。纯粹为了挣钱并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精神，但是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把这个丢掉了，这才带来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困境。问题是，我们的传统文化还能够开出现代意义上的外王吗？这不仅是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在现代，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回溯到起源那里了，那就只剩下我们的儒家怎样进入到现代文明当中去的问题。

张百春（北京师范大学：关于基督教和儒家对现代文明的不同关系）：我一直认为中国没有宗教，因为在世界所有的宗教中基督教是最理想化的。超越的维度是人的特性，动物就没有这个维度。如果中西宗教和现代文明对话的话，就是基督教与儒家的对话。比如，民主、自由等都是基督教的贡献，因为最终只有基督教有资格说这样的话。最近二千年的西方文明都离不开《圣经》，西方的创造都和《圣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儒家所说的内圣开出外王，但是你没有开出来。这方面，韦伯的贡献在于，发现在经济等背后存在着秘密，有个资本主义精神，这个精神与基督教脱不了干系。其实，西方的法学观念也是从基督教来的，它给西方法律以神圣的根源——《圣经》的根源。在这个意义上儒家的神圣根源找不到。现在，对伦理道德贡献最大的还是宗教。文明需要认识宗教，信不信是次要的，但是你必须认识宗教。基督教对我们的贡献非常大，它对伦理道德的约束力远远高于儒家。但是，面对人类未来，中国文化具有伟大的意义。对我们而言，如果没有传统文化，你就不再是中国人，因此我们对中国文化还是有责任。对基督教的贡献，儒家可以直接吸收，没有必要拒绝基督教的成果。同时，儒家可以给人类提供某种独特的精神资源，特别是在涉及宗教性方面，儒家提供了任何宗教所不具备的东西，这也是儒家的希望。

崔伟奇（北京化工大学：关于中国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关系）：今天的世俗化与现代文明的对比，主要是指中国的世俗化有刹不住车的感觉。中国的世俗化没有任何一种精神力量可以和它对抗。这里有二个话题需要讨论：（1）中国有没有宗教，为什么西方人在宗教学的意义上不承认中国有宗教？这就是一神论宗教的反思性。西方一神论的宗教与多神论的宗教是不同的。不考虑这种区别，那么中国人的宗教生活与西方人的宗教生活就无法沟通。当我们接受不了一神论的宗教生活，就会造成一种二元的困境。当现代文明植入之后中国人的精神处境肯定是二元的，泛神论的东西不管用了，泛神论下所有的神都有功能。但是当现代文明进来以后，这种泛神论就成了问题。我们的现代文明都是输入性的。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西方的，为什么它们在西方的时候没有我们这么多问题，我们的确需要反思。（2）我们有没有未来。未来是个超越性的概念，超越性的东西一定是往外看。按照中国传统社会的理念，中国是没有未来的，是重复的。这种想法能不能解决我们世俗性的膨胀问题，解决不了，因为原来也是用一个世俗性取代另一个世俗性。中国今天的精神诉求的虚无状况已经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就此，形而上学的重建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普兰丁格批评过后现代，认为后现代的诉求非常简单，就是使我们的生活充分个体化，也就充分碎片化。但那仅仅是个人的事情，怎么把它变成社会性的，则你的超越性的第一推动又在哪里？此外，那种把现代文明的所有问题都归结为工业文明的做法，也值得商榷，今天工业文明犯错误是不是工业文明的特质也还需要研究。韦伯在论述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时，他是没有价值判断的，而只是从学理上做了一个描述。今天，怎样用精神性或宗教性来平衡文明的困难，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三、宗教与现代精神生活的重建

孟建伟（中国科学院：关于超越性与现代人的精神生活问题）：实际上所有的文化都带有宗教性，做学者也讲超越性，这就是对世俗社会不满足。不满足怎么办？那就是追求超越性，这就是宗教情结。在基督教文化里面，可能最有价值的是超越性概念。比如，真善美本身就有一点像上帝，它要追求最高点。宗教的意义最根本的是突出了一个神性的东西、超越性的东西。宗教为什么能够存在，就因为人有神性的东西。从普遍性的角度，大家都需要有一个共同的神性的超越的东西存在，它支撑一个社会的人的精神世界。蒂利希认为，科学就是追求终极关怀在自然领域的表现。其实，所有的文化中都有这个东西。我们在研究文化的时候，这个宗教的情结是缺不了的。我们搞的哲学艺术里面都有这个东西。现代的文化把超越性的东西放下了，把世俗主义、形式主义的东西扩大了。现代文明到最后可能要反思的是如何克服世俗的东西。当然，这个宗教性不是说就是基督教，也不是就是佛教。全世界都服从一个体制化的宗教也是不可能的。学者的研究是自由的，没有任何体制能够束缚它。他的宗教不是要找到一个体制性的宗教，而是一个超越性的思维。以往大家都用指标性的东西衡量我们的劳动，其实超越性是没有指标的，它追求文化内部深层的东西。每个人都需要宗教情结，但是这不应该归结为一个体制化的去处。一旦体制化，政治等内容就跟来了。大学有一个伟大的使命，就是培养人的超越性。光有知识不可能成为学问大家，要成为大家还必须有超越性的意识。

王天民（北京师范大学：关于宗教生活的普遍性与中国未来问题）：宗教性是人的天性，人性中是有宗教因素的。不同的民族和国家有不同的人性观念，但这并不能说明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孔子对天地也是承认和敬畏的。儒家文化对形而上的神的理解与基督教是有相通性的，不是完全对立的。过去我们把信仰看作与社会对立的，这是错误的。近代以后，人们又把宗教信仰归结为愚昧无知反动的东西，这时我们依然是对宗教信仰给予许多丑化形象。在未来的生活中宗教存在的状况会越来越趋于正常化，这和中国精神生活的正常化是一致的。过一种精神的灵性的生活也越来越成为人们的一种选择。要真正超越人与人的观念的对立，必须有一种超越的东西。在中国，宗教的发展是和人们追求超越的生活相关的。

张秀华（中国政法大学：关于现代文明的实质与中国的选择问题）：文明本身一直是在生长着的，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断裂的根本是现代文明的特质在于现代性。现代文明从西方国家向非西方的发展国家扩张的结果，是我们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中西宗教与现代文明的关系就在于宗教本身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是，我们在今天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背景下，如何对待基督教与文明的这样一种关系，也就是，我们是否认同西方的普遍的现代性的观念。实际上，我们也并没有完全放弃传统的东西，在生活中我们还是保留或认同了传统文化中的某些东西，至于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还需要分辨。中国现代精神的重建在很大程度上是如何融合以上两者。

董春雨（北京师范大学：科学在未来文明中的作用）：通过信仰过一种超越的生活，实在是太好了。但它的意义太崇高了，你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有信仰才有幸福。我们在现代化中遇到的问题，为什么在西方没有这么严重？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都导致崩溃，它们只有层次的差别而没有本质的不同。所谓回到传统社会，实际只是个假想，找不到合适的例子。这就要追问技术的原罪。技术产生出来它就是这样。从更大的角度看，人和自然的关系取决于地球本身的限度。要解决根本的问题还是要靠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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