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北京师范大学科学与人文中心主任刘孝廷教授邀请，美国麻州塔夫茨大学营养研究中心的乔宁先生,于2011年3月2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就“现代处境下的精神生活”与师生进行了座谈和分享。参加学术座谈会的有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宗教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张百春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天民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王立志教授、清华大学田薇教授、以及北师大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共20余人。交流的话题集中在信仰、教育和自杀三个方面。

一、关于信仰问题

乔宁先生先就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作了简要介绍。他说当年自己是个心志很高的人，因而怀着1980年代特有的追星心态到厦门大学学数学。由于道路坎坷增加了许多痛苦，一直有自杀的念头，即使找到工作以后，也没解决，直到有了信仰之后，这个念头才消失了。当然，没有精神痛苦，就没有宗教需要。后来出国留学，在美国受香港著名基督徒艺人乔宏的影响而最终成为一位基督信仰者。后来才发现，自己能够认识耶稣其实就是上帝的恩典。在信仰中，上帝好象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带领你往前走。他认为，精神生活是个体的。在人生中对痛苦的摆脱与挣扎就类似过坎儿，外在的生活与内在的心路历程是有一个吻合的。生活问题的出现其实更多是世界观、价值观本身的问题引起的，出在自己不认识自己，自己没有把握住自己，不明白自己真正的位格是什么。怎样才能保有个体？这和基督教的拯救有关，拯救非常重要，没有拯救许多问题都无法解决。因此，他认为世界观价值观的转变是可以改变生活本身的。

张百春教授对乔宁先生的分享从宗教学和个人体验两方面进行了回应。他认为，从宗教学的角度来说，精神生活一定是个性的，没有共同的精神生活，共同的只能是文化生活。文化生活与精神生活是相对立的，前者是共性的，后者是个人的体悟。张教授认为中国人离精神生活还很远，中国人个性的精神生活缺失，我们还不习惯甚至不知道什么叫精神生活。所谓精神生活，其实就是一种灵性的生活，黑格尔谈到的所谓绝对精神其实就是圣灵，只是译成汉语后变了。中国人应当向西方学习过一种有灵性的生活。另外，精神生活或灵性生活也是一种个性化的生活，需要的是个性化的探索，是个人心智成长的过程。中国文化更多地是共性的，缺乏个性立场、中国文化没有自我觉醒的资源和条件，缺少培育个性精神生活的土壤，中国传统文化的发达即是某种个人个体性的消失，而没有个性的东西便没有发展的希望。基督教中有许多中国文化可以学习的东西。

王立志教授结合自身生活体会从另一角度做了回应。他先谈到了生命的大循环即生命的周期，认为精神生活虽然很私人化，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更多地是从家庭出发开始的，在家庭里形成一个循环。从中国文化的视野来看，若不顾家庭，则其他一切看似辉煌，实则彷徨。中国传统里也讲“慎独”，而宗教就是一个人独处时发生的事情。假如今天中国的读书人对传统采取虚无主义态度，抛弃一切，啥都看不见了，那他究竟还能做什么，还能有自己的精神生活吗？知识分子不是物质生产者，而是精神生产者，那么我是以一种怎样的方式在生产精神产品，我们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出来的产品是否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就总要和自己的文化接上。

对此，乔宁先生认为，信仰寻求理解，所以无法经过理性思考，走逻辑路线进入信仰，这也是由于人的有限性永远不可能真正理解信仰，而且信仰的外在表象有时会淹没其本质。因此，走向信仰的过程既是漫长的不能预知何时转折的过程，也是一个有波折的过程。当然，上帝的主权与人的自由意志之间存在着张力，很难说进入信仰都要经历一个类似神秘体验的环节。上帝也不是抽象的，而是在很具体的团体、关爱中体现的，在这方面宗教信仰团体提供了精神资源，教会是个小社会，许多人带着各种原因和问题进入教会，在这个小社会里什么酸甜苦辣都能够见到，并得到关怀。但目前中国还普遍缺少这样的精神资源和空间。

二、关于教育问题

王天民教授从教育学的角度就乔宁先生讲的教育问题分享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他认为，爱没有溺爱，只有爱得不够，我们应努力用上帝的眼光、微笑的宽容来面对子女。关于精神生活，他认为，一个人如何能够面对自己的信仰，建构自己的精神生活？是否都要经过神迹而走向宗教信仰才能解决？这在今天的情况下应该有个仔细的分辨，可惜我们过去的研究非常薄弱。

对此，李少兵博士提出，时代问题被个体直接关注，才能在精神上有感悟，才有文化的真正繁荣，这就像春秋和宋代、民国的状况一样，今天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关注意识，因此按照新的方式进入一种精神生活应该的可能的。

关于这个问题，乔宁先生解释说，在中国的教育里缺少像基督教那样的永恒的东西。这一代中国人自己缺少永恒的东西，就只好把希望都放在了下一代身上，这种倾注本身其实是错误的。从宗教的角度讲，孩子是一份礼物，不可以对其进行任何意义上的限制和扭曲。从信仰角度看，上帝给人的都是最好的。比如，性就是个非常美好的东西，是让你品尝天国美善的浆果的滋味。但是乱来，就什么都没有了。总的看，中国文化是平面的，希伯来文化则一直是向上的。基督教有对永恒的追求，更多地思考最根本性的东西。这样，人活在当下，有了根基，当下的生活才会是美好的。所谓自由是上帝信仰下的自由，才是最大化的自由。这种自由是逐渐对外面限制的释放，不被世俗的限制牵绊，才会更接近自由，从而有时间去思考真正什么是主要的。就如演员孙海英所说的“所谓主要的，就是主所要的。”

三、关于自杀问题

由于中国现在自杀率越来越高，所以与会学者对乔宁先生提到的自杀问题非常感兴趣，他们就身边的自杀事例等向乔宁先生进行了请教。对此，乔宁先生解释说，自杀可以看作是对自我个性的不满，而信仰的超越性，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所有的信仰都有一个对永恒的期盼。其实永恒是非常重要的，它决定你当下的生活方式。基于宗教信仰，你的价值观、世界观若有一个超越的提升，那么个人的生活也就不完全受现实因素的影响。现实问题弱化或抽掉后，实际上是个人的价值观被牵制的问题，基于一种超越，便能拥有真正的自由，达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人生真正需要考虑的是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东西，把根基性的东西首先解决好，当下就比较安定了，其他的问题便自然不存在了，也就不会在每每遇事时都要去琢磨。由于所有社会的问题其实都是个体的问题，拯救也只能是个人的拯救，从而由个人推己及人，因此我们应从信仰的角度去改变个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人的心灵空间虽然是有限的，但太阳升起时你便可以把蜡烛吹灭，心里充满爱，便不会再有空间去填装其他。

刘孝廷教授对座谈会进行了总结。他指出，有灵性的生活对人为什么是重要的？因为失去了灵性的生活，就失去了精神的光辉，就不是一个事关自我的生活，就没有真正的个体。由于灵性与个体天然具有同一性，不可能有超越于个体的独立的灵性，因此没有灵性的世界必然是分裂的和破碎的。什么是一种好生活，什么是诗性的生活？没有灵性和个体的生活能算是吗？在现代的处境中，一个基本的追问是“我在哪里”？在中国是生活在别处。中国人经常讲民族精神，其实就是张老师说的“文化”，而没有个体精神，就没有自我。这是因为在中国一直没有社会的缘故，而没有社会又是因为没有独立的个体。只有个体，才能谈社会团结或凝结。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个体与组织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因为没有张力就没有自我，没有自我就没有责任，没有责任也就没有现代。看看日本一地震，中国就盐慌。这既是信仰和认同的危机，也是个体不独立的一种体现，所以只能从众和跟着起哄。再者，中国之所以有那么多人信仰基督教，在很大意义上是因为我们没有确立起自己的现代信仰。现在已经进入城市时代了，我们的信仰也需要变化，但是我们如同在暗夜里寻找自我，至今还没有找到。而西方已经找到了，这就是基督新教。这种状况怨不得别人。或许就因为如此，基督教信仰的传入恰恰是一种“拯救”。所以，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如何让生活真正进入个体的世界，使精神和思想成为生活运转的一个平台，那就需要向所有文化自由地开放，而这又需要每个人凭借自己的权利而与一切权力保持适当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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