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与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组织的“马克思主义与宗教学术研讨会”于2008年3月1-2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侯惠勤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张曙光教授、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会长王忠欣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刘孝廷、张百春教授，以及来自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和宗教学研究领域的近3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宗教思想、马克思主义与宗教的关系、当代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处境、今日中国的信仰状况、当前文化建设等相关问题。与会学者畅所欲言，对许多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通过研讨对话，学者们对世界宗教和马克思主义宗教思想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一，宗教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与会学者认为，马克思对宗教认识的一个基本前提，是马克思对宗教有很深的理解、了解和体验。他所生长的那个时代的宗教状况对他的宗教思想影响很大，今天我们研究马克思的宗教思想，不能脱离对那个时代宗教状况的理解。针对该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侯惠勤教授在会上作了题为“青年马克思与基督教”的主题发言，着重介绍了基督教对青年马克思的影响，以及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对宗教的看法。侯教授认为，作为西方文化最重要特征的基督教对马克思诸多思想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不可能脱离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大背景。

黑龙江大学哲学系王志军副教授的论文“拒斥与重建”持有相似的观点。他比较了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共产党宣言》，认为犹太教和基督教对马克思的思想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研究马克思的宗教思想必须从这一历史处境出发。他特别指出，马克思在《宣言》中所说的“与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并不必然包含彻底否定一切宗教的内容，而是指与宗教中的与剥削制度相关的内容决裂；马克思的宗教批评使宗教、哲学的虚幻本体被否定了，但宗教、哲学关于人生存的意义、价值问题并没有被抛弃；共产主义思想正是马克思“消化”而不是“消灭”宗教的结果。

关于马克思的理论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清华大学哲学系田薇教授在会上就此问题作了“马克思与基督教关联的双重面相”的发言，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建构与基督教之间具有或“显明”或“隐秘”的关系。马克思秉承了近代启蒙主义思想框架，持有典型的进步历史观。他的思想是带有一种终极性完善意义的历史观，映射了基督教末世论概念。马克思具有强烈的拯救情怀，他是要勇敢地承担现实的苦难和罪恶，这与基督教把解决苦难的盼望放在来世不同；马克思的自由王国和基督教的天国接更近，他的共产主义和犹太弥赛亚主义、先知主义以及基督教末世论的联系，是深层的和隐秘的。在马克思思想理论的背后埋着深深的和热烈的宗教情怀，而在“显明”处恰恰是反犹太-基督教、反宗教的。马克思的着眼点是人的解放问题，他总结了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社会构想，所以与基督教是不矛盾的。马克思对宗教的关注着重从社会、功能角度理解，从道义角度关注，而对基督教的起源、发展相对忽略，而同时代的韦伯就不同。马克思宗教观的另一个深度缺失，是消解了个体存在与社会存在的差异，使个体生存的空间意义和内容完全被社会生存所吞没。

在会上，有些学者探讨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宗教思想的异同，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历程不同。在宗教问题上，恩格斯比马克思走了更为痛苦的道路。恩格斯宗教情怀更深，他的一生没有离开过宗教问题，也没有中断过宗教问题的研究。他们对宗教的重视程度不同。另外，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有着特殊的贡献，比如对宗教史学的历史贡献。列宁曾说：不研究恩格斯的著作就不能了解马克思。事实上，不了解恩格斯的宗教观就不能了解马克思的宗教观。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牛苏林研究员认为，宗教史学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一个理论弱项，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从四个方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历史内涵：一是揭示了德国宗教改革的社会根源与阶级构成；二是全面评述了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中主要人物的政治立场、宗教思想和历史作用；三是论述并揭示了近代共产主义运动与宗教的关系；四是阐明了宗教改革运动对近代资本主义兴起的历史意义。

那么是否恩格斯的宗教情结大于马克思？有些学者认为不一定，这要看以什么为标准来衡量宗教情结的大小，是以文本来，还是其它元素？马克思18岁之前基本上是在母亲奉持正统犹太教的家庭教育背景中成长起来的，这对他一生的影响不可低估；马克思后来对金钱的态度与犹太教有紧密联系。这两点足以说明马克思有深厚的宗教情怀，更不用说当时欧洲文化的大背景了。由于马克思家庭背景问题，可能马克思比恩格斯的宗教情怀更隐秘、更痛苦、更复杂。马克思后期较少宗教论述，是不是就不关注宗教了呢？事实上，马克思后来也并不是没有论述，比如他的晚年笔记有相当多的内容涉及到宗教，当然有待进一步梳理。

二，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宗教思想

我们应当怎样现实地看待马克思主义与宗教？北京师范大学张曙光教授认为，宗教消亡是有条件的，有人说马克思宗教观过时了，事实上，只要这个条件和土壤还在，马克思宗教观就还有自身的价值。马克思主义在知识分子中还是有一定的生命力的，但现在中西马之间没有什么对话，即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很难对话，这是需要我们反思的。

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副教授认为，宗教是历史条件的产物，对宗教的批判与改变都依赖于改变其所依赖的历史条件；马克思认为有比宗教更根本的东西，所以他没有专注于宗教的研究，也没有成为一个宗教学家。

中央党校龚学增教授认为，我们应当对宗教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有一个恰当的评估，对宗教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地位不能估计过高。马列主义宗教理论产生于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有特定的国情背景和强烈的针对性，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在《马恩全集》的汪洋大海中，论述到宗教的文章只有150多篇，以宗教为题的文章更是少而又少，只有十几篇，微乎其微。马恩是从什么角度来看待宗教的呢？首先他们不是宗教学家，对宗教没有精深系统的研究；其次他们是为工人运动提供指导思想的革命家，但在指导工人运动的过程中他们要面对大量信仰基督教的工人，所以就要涉及到宗教问题，只是从这一角度，他们才讨论了一些宗教问题。

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的王忠欣博士持有相同的看法，他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主要集中在对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进行深刻的批判上，并试图找出一个解决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种种问题的办法。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和宗教的认识和批判都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他面对的是原始资本积累时期的资本主义和正在世俗化的基督教，并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和宗教在他以后的发展变化。而恰恰是由于宗教的存在，化解了资本主义带来的种种问题，比如资本家剥削工人、获取利润，但他们又把赚来金钱捐给教会或宗教慈善机构，回馈给了社会，这种例子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比比皆是。西方国家由于宗教的存在，化解了社会矛盾，帮助资本主义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今天我们看待基督教，不能用中世纪的眼光看，而要与时俱进地看。基督教在宗教改革后，特别是在英美基督教大复兴运动后，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可能都是马克思没有看到的。基督教凝聚了人类几千年的智慧，是一种大智慧，我们应该从中汲取营养。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我们需要跳出马克思主义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否则就变成自说自话。

北京师范大学的刘孝廷教授在题为“从信仰传播看马克思主义的被宗教化”的发言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也是信仰，既是信仰，就摆脱不了宗教性，因而难免被宗教化的可能。所谓被宗教化，就是被中心化、教条化、威权化。在马克思还活着的时候，有些人试图把他的学说宗教化，马克思断然声明自己不是那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在马克思身后，他的学说却无法遏止被人宗教化。马克思主义被宗教化是从俄国开始。中国古来没有一神教传统，但也不是彻底无神论的，所有宗教里的神都是具体而且是多神的。中国后来接受了明显具有排他性的俄化马克思主义，并在一定时期进行了造神运动。马克思主义被宗教化给中国带来了一系列灾难，这是我们都目睹的，应该汲取这个教训。目前我们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寻找马克思主义与宗教的建设性关系。

三，中国的信仰与道德状况

讨论马克思主义与宗教问题，离不开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当前现实。对后者的认识一定程度地决定着对马克思主义与宗教问题的现实理解、积极消化和吸收。在会上，学者们对中国的信仰状况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西南大学宗教研究所的杨玉辉教授在会上指出，中华宗教传统是中国传统社会秩序与稳定的终极思想基础，它不仅为传统中国人提供了根本的人生价值观，而且还为缓和和消除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机制。近代以来由于错误的思想指导和对宗教的严重误解，导致了对中华宗教传统的消解和摧毁，从而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带来了包括信仰扭曲、价值失落、道德论丧、制度失范、物欲横流、环境破环等一系列的严重问题。他特别提到，在欧美和亚洲的发达国家，宗教信仰都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没有一个政府把宗教看成愚昧落后的东西，更没有试图将其消灭，他们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社会发展更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他提出当今中国的现代化必须首先恢复和重建包括佛教、道教、和儒家在内的中华宗教传统，放弃以否定宗教传统来寻求社会发展的方式。

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副教授也认为中国精神家园的建设需考虑引入宗教资源。他在“马克思的宗教观及启示”的发言中指出，应该从人的角度去理解和对待宗教，怎样对待宗教就是怎样对待人的问题，以人为本必然要求尊重宗教；很多宗教，特别是基督教与现代市民社会是契合的；他最后特别强调，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面临一个非宗教的信仰（精神家园）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可以形象地说成，在中国引进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马女士（市场）之后，要考虑郭祖母（上帝或善）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鉴传今副研究员在“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一些困惑”的发言中提出，中国目前出现的信仰和道德问题是中国独有的，还是世界具有普遍性的世界问题？他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在宗教气氛浓厚的国家也同样存在，因此我们不要过分自卑，而要积极寻求解决之道。

关于中国社会和文化中有没有信仰？与会者的观点大体可分为两种：一种认为中国文化中没有信仰。多数学者同意中国文化没有像西方那样的宗教信仰。另一种认为中国文化中有信仰，虽然中国没有相对统一的宗教信仰，并不表明中国人没有信仰。信仰是任何民族、任何国家都具有的，也是人人都具有的；不一定没有宗教信仰就是没有信仰，像中国传统的儒家、现代的马克思主义都是信仰。北京市委宣传部崔新建教授认为，一般而言，具有信仰对个人来说就是有精神支柱，对别人来说你的行为是可预期的、可控制的、可判断的。所以没有信仰是可怕的，是因为他的行为不可预期。中国几千年文化很难说没有信仰，支撑中国人走过来的精神力量就是信仰。

关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中央党校的龚学增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从广义上看，指的是马恩及其后人不断发展的宗教观。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仅仅学马恩是不够的，仅仅看青年马克思更不够，还需研究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的宗教政策。龚教授指出，前苏联在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方面留下了深刻的教训，而中国在1957年后的“左”的年代中也在宗教问题上走了弯路，付出过沉重的代价。进入21世纪后，中国政府进一步纠正以前“左”的错误，强调“宗教走向最终消亡可能比阶级、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强调能否保持和促进宗教关系得和谐，事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国政府也重申以人为本，尊重人权，尊重和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及合法权益。

四、生死问题与宗教的存在

在会上，学者们也热烈讨论了有关马克思关于宗教消亡的问题。清华大学田薇教授认为，只要有生死问题，就会有宗教存在；人不可能消除对死亡的恐惧，宗教是永恒的。只要有生死，就有宗教，就有终极关怀。王忠欣博士也指出，宗教主要是来满足人的心灵需要，和科学、经济的发展没有直接的关系，并不意味着科学与经济发展了，宗教就要消亡。所谓宗教消亡的问题只是表示宗教的外在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其内在方面即满足心灵需要的方面不会消亡。我们所说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也只是去解决经济问题，精神、心灵的问题还是无法解决。在历史上，我们曾尝试用美学、科学、道德，或别的东西来代宗教，但宗教就是宗教，别的东西是无法替代它的。龚学增教授在发言中也提到，中国第三代中央集体领导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特点，根本是长期性，宗教走向最终消亡可能比阶级、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

也有学者指出，人的拯救一定要有外力的介入，要有对超越者的信靠。还有学者提出，宗教总是在谈永恒、光明等问题，而我们人制定的东西总是在变，自己没有宗教信仰，和宗教徒在一起时感到自惭形秽。

与此相左的意见认为，生死问题是自然现象，人不一定对死亡怀有恐惧，古今中外都有这样的例子。此外，生死是否可以超越？既然它是自然现象，那么就有超越的可能性，因为“超越”既包含客观因素，更包含主观的力量。伊壁鸠鲁的幸福观、佛教的生死观可以给我们启迪。有学者指出，人类对生死问题的解决方式至少有三种：一是宗教的采用天堂、地狱的方式。二是如孔子“不知生，焉知死？”，采取回避主义的态度，说明有时候人是可以忘死的。三是庄子的齐生死，生就是死，死就是生，模糊生死界限的方式。这些方式都可以消解生死问题。心灵的解脱方式有多种，不是只有一种。

两天的研讨会很快就过去了，尽管大家利用会上、会下、餐桌上的时间不断地进行交流，但与会学者还是感到意犹未尽，要交流的话题实在是太多了。这次研讨会开阔了学者们的眼界，促进了不同学科的学者之间的思想交流，也使中国的宗教学研究上了一个台阶，意义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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