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15日，由东西文化国际研究院主办的“人工智能大潮冲击下的精神生活重建”学术论坛，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圆满举行。来自海内外的15位华人专家学者参与了这次论坛活动，论坛研讨活动由东西文化国际研究院王忠欣博士主持。本次论坛旨在探讨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今天，如何看待人工智能对人类生活、社会、教育、职业、伦理、信仰等领域的深远影响，以及如何在这种大背景下重建人类的精神生活。

北京师范大学刘孝廷教授首先做了开场发言，表达了人工智能时代对线下聚会的珍视，并强调人与人之间亲密关系的宝贵。

随后，他从全球技术变革与人类存在的影响谈起，分析了人工智能时代对工作和生活方式的影响，指出传统的工作模式将逐渐被取代，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可能在未来加剧，成为社会普遍面临的严峻挑战。而为应对这一挑战，除了物质层面的调整，更需要在精神层面进行转型。过去人类生活的核心围绕财富积累和消费，未来应回归更高层次的精神和灵性生活，去应对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各种新技术所带来的压力和冲击。

刘孝廷教授进一步论证了信仰与精神传统在人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基督教、佛教和儒家文化的智慧为应对时代变革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现代人应从这些传统中吸取能量，努力以精神生活作为新生活的出发点和前提，特别需要重新定义“成功”的标准并审视生活的真正意义，因为真正的“成功”不应只是物质的积累，更是精神的充盈，这是人最内在的本质。

刘孝廷教授还谈到新技术对新精神生活重建的积极影响。他指出，过去许多只能从信仰角度才得到支持和说明的问题，今天可以通过技术和思维进步在逻辑和事实的意义上展开理解。这样，信仰就从以往比较严格苛刻的社会语境下得到释放，从而成为一种纯粹的精神生活。这对人们选择更高层位的抽象的信仰具有极高的精神价值，也为后续人类过好精神生活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对此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并加强研发，以便立足于此重新去解读和梳理传统的信仰，做到返本开新，进而建构新语境下人类的精神生活形态。

东西文化国际研究院王忠欣博士从神学、信仰、技术、历史等方面入手，分析了技术进步与人类的关系，主张以积极的心态面对人工智能的发展：既要充分利用其带来的便利与益处，也要避免盲目恐惧和过度担忧。人类通过合理的政策和伦理框架，完全可以运用人工智能来促进人类的自由和幸福，提升精神生活。

首先，从神学角度看，人工智能的出现应当被视为上帝创造的彰显：上帝创造了人，并赋予了人创造的能力，同时为人的创造提供了必要的资源，人工智能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发展出来的。所以在上帝原初完美的创造并提供充分资源的基础上，人类才有可能进行二次创造。因此人们应该欢迎人工智能作为上帝创造的一部分，将其视为上帝给人类的一个礼物，而不需产生危机感。

其次，上帝的创造是无限的，但人的创造是有限的。尽管人工智能具有许多先进功能，但作为一种人的创造，其功能还是有限的，并不能完全取代人，特别是在人最重要、最关键的功能方面，如情感和深度的人际交流。人工智能仅具有智能，其情感是模拟的，不可能真正达到人与人情感交流的深度，也无法产生真实感。因此，人工智能只是在辅助性的方面取代人的某些劳作，比如救生、探险、检索收集资料等而不能完全取代人的工作和生活体验。

第三，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看，上帝在万物中赋予人独特的地位，只有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创造的，并被赋予了灵魂。上帝赐福人类，让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并把治理这地、管理万物的重任交付给了人。可见在上帝的眼中，人在地上的特殊地位是不能被任何其他智能所替代的，人类完全不必杞人忧天。

第四，从历史上看，人类经历了无数次的科技革命，从19世纪开始，就经历了工业革命、机车、飞机、电报、电话、电视、电脑、智能手机等科技发展，每一次的新发展都会使部分人感到恐慌和焦虑，但人们最终还是适应了这些变革。不仅如此，新科技也都成为为人类服务的工具，使人类的生活更加便利。所以面对人工智能时，人们没有必要过度恐慌焦虑，应该认识到，人工智能不是人类的替代者。

第五，人类应当充分使用人工智能，一方面提高生产效率，从繁琐的劳作中解放出来，拥有更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来追求和享受精神生活；另一方面运用人工智能所提供的各种先进功能，来提升精神生活。用人工智能手段达成的精神生活，就是一种人工智能化的精神生活。

复旦大学刘平教授探讨了人工智能在大学教育和社会各领域的深远影响，指出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已经超越了技术范畴，开始在社会、教育、伦理等方面引发深刻变革。未来，人工智能可能会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甚至可能重新定义我们对生命的理解。

首先，人工智能正在快速普及并广泛应用于大学教育中，尤其是在一些顶尖高校，如复旦、北大、清华等。这些高校已开始调整课程设置，开设涵盖各学科领域的人工智能课程。例如，复旦大学计划在2024-2025年新学年，开设180门与人工智能相关的课程，2024年新学年，复旦大学推出61门AI-BEST序列课程，即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大课，通过整体设计、合力打造面向所有专业和学科背景的课程体系。这种变革不仅仅表现为人工智能作为教学工具的应用，也意味着跨学科的整合以及未来知识构建方式的根本性变化。然而，这一趋势也可能导致一些传统学科逐渐衰退，尤其是新闻学和外语学等专业，而经济学、管理学等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专业则可能成为学生的热门选择。

其次，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对就业市场的冲击也逐渐显现，许多传统的岗位和行业面临被AI取代的风险，尤其是那些重复性和机械化的工作。如手术机器人和自动驾驶技术等AI应用，凭借其高效性和低错误率，推动了相关行业的变革。

此外，AI技术的发展不仅带来了便捷，也伴随着巨大的伦理挑战，尤其是在“永生”和“灵魂”等问题上。随着AI版本的不断更新和自我完善，人工智能可能通过记忆存储和身体复制来实现人类的“永生”，即将人的意识转移到人工智能系统中。这一技术的日趋成熟，可能会对传统的生命观和伦理观产生颠覆性冲击，未来可能会出现由AI主导的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

最后，刘平教授提到，复旦大学等高校已开始设立人工智能伦理学相关课程，并成立了全国性的人类与人工智能伦理委员会，致力于亟待解决的道德和伦理问题，以应对人类社会将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

自由学者张涛博士从教育实践的角度，反思了AI对现代工业教育模式的挑战，强调了基督教信仰在教育改革和社会更新中的重要性，并阐释了回归全人通识教育理念的重要性。张涛博士指出，现代学术界的知识常常与实际生活脱节，这也反映了现代性的问题，特别是过分强调精神与肉体的分离。然而，在AI时代，传统上强调学术能力和学历认证的教育模式将面临取代。例如，AI已经能够轻松完成学术论文和作业，但教育及其评估方式却没有做出实质性的变革，反而在AI时代更忽视了人作为个体的独特性。

早在二十多年前，一些基督教牧者便已意识到工业化教育的弊端，并积极推动改革，韩国的基督化代案学校——士师学校就是这一改革的典范。这所学校坚持全人教育理念，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合作能力，帮助学生找到自己的使命，引导学生与神、自然、他者和自我建立健康和谐的关系，以真正获得内心的安宁。

张涛博士最后强调，基督化教育在崇高信仰的带领下，注重时代所缺失的品格教育、关系教育，培养拥有使命感和丰富情感的人，这些人不仅不畏惧AI，还能够合理使用AI，塑造未来的社会。

山东大学刘新利教授从基督教神学的角度，对人工智能的未来、道德伦理以及精神生活重建进行了深刻思考。

刘新利教授首先从上帝创世的视角出发，提出了一个对比：上帝创造世界与人类创造人工智能。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并设立了“安息日”，而人类则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人工智能，后者不需要安息，且有可能超越人类，成为地球新的统治者。更近一步，当人类因犯罪被逐出伊甸园时，基督拯救了所有受造之物。由此，刘教授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被人类创造的人工智能是否也需要拯救？如果需要拯救，人类是否有能力来完成？

此外，在人类合力建造巴别塔时，上帝进行了干预。由此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当人类创造出人工智能时，上帝是否会再次“出手”？如果会，是否会毁灭人类，还是毁灭人类创造人工智能的能力？刘新利教授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对人类造成最大伤害的并非人类自身的能力，而是大自然的力量。这也许启示我们，尽管人工智能的崛起值得警惕，但它可能并不是人类存亡的决定性因素。

最后，刘新利教授呼吁专家学者建立起智能伦理学科，以应对人工智能所带来的伦理挑战。她特别强调信徒要在今天人工智能时代承担起特殊的使命，不仅用语言宣扬福音，还应通过行为去做见证，去传扬神超越性的存在。

北京师范大学王天民教授从技术发展和人类独特生命属性的角度分析了人工智能。王天民教授认为，作为具备灵性领悟力和创造力的高级生命，人类应以乐观且负责任的态度来看待和应用AI技术，并通过完善的制度和发展模式来引导技术进步，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人类，比如将人从繁重、危险的工作中解放出来，使人有更多的时间追求更高雅全面的生活。然而，现有的社会结构和发展模式限制了AI的积极效应，特别是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加剧了人们对AI的恐慌，担心它的普遍应用会导致失业和贫困等社会问题。实际上，AI本身只是工具，其效果取决于如何运用。若能在教育、生产和艺术等领域合理使用，将带来积极的变化。 良好的制度和发展模式能激发创新，推动技术进步，赋予人们更多自由和解放；而不良的制度则抑制技术的发展，限制人的创造力和和生命自由。技术和制度的互动，决定了AI能否更好地服务人类，并促进公平与和谐。

与传统技术相比，AI不仅是劳作的替代工具，更是人类智力和学习能力的延伸。尽管AI模仿人类智能，但本质上仍与人类不同，因为人类具备深度学习、代际传承以及灵性和创造力。通过“信息”这一载体，AI有助于人理解灵性存在的可能性，从而促进全面的自我认知与发展。

武汉大学荣光启教授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了人工智能对社会结构及个体认知的影响和挑战，并展开了对三个问题的讨论：技术存在，是否就必须被运用？技术的运用是否一定带来好处？人工智能技术给不同领域的人带来的挑战是什么？

特定的技术存在，是否就一定要被运用？技术的存在就一定会带来好处吗？这涉及到技术伦理的问题，尤其是在数据隐私、技术控制等方面。例如，有人不愿意使用支付宝，是不希望成为“大数据”的一部分（人们通常会嘲笑这样的人“老土”）。不同的人群和文化对技术的接受和使用有着不同的态度和价值观。在今天，人工智能时代的人脸识别、大数据分析等精确地监控和管理，也影响到个体的自由和隐私。荣教授举例说他常携带现金，有时选择用现金支付，作为一种隐私保护，尽管这也带来了一些不便。这种对技术时代的“先进”保持警惕，反映了我们作为知识分子与这个世界的某种关系。

技术被运用是否必然带来社会的进步？社会学家涂尔干在对阿米什人（Amish）生活方式的研究中，指出阿米什人拒绝现代技术并非因为金钱或技术本身，而是为了保持社会的整合性，维持人与人之间相互需要、配搭的共同体生活。这一例子提供了关于“进步”是否等于“更好”的反思，即技术可能并不总是带来“更好”的社会，反而可能加剧社会的分裂与个体的孤立。

荣光启教授认为，人类始终面临一个难题，那就是人的罪性。如果不解决人性犯罪倾向这一难题，技术越先进，可能越会带来灾难。因此，对技术的警惕并非反对技术本身，而是警惕人的罪性可能在技术时代带来的负面后果。

关于人工智能带来的现实挑战，荣光启教授特别提到文学创作领域面临的AI生成作品等问题，这使得创作和创新的认知变得更加复杂，作家们的焦虑也越来越多。作家的主体性到底在何处？人工智能是否会代替一些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的工作？此外，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逐渐进入“赛博化”的状态，身体与技术的界限变得模糊，这对个体的自我认知和自我实现带来了新的挑战。

荣光启教授最后提出，作为教育工作者，应该保持博学和宽广的视野，在提升自己的学识、见识之外，要多专注了解学生的生存处境和当前社会环境，切实帮助学生应对生活中的困境，尤其是在与生命相关的问题上。在生命教育方面，学生若只依赖人工智能的帮助是不够的。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流、师生之间的亲密关系、老师的生命见证以及对学生的无私付出，都是至关重要的。作为一名大学老师，现在面临的一个难题是：如何在技术时代，以真实的信仰和人文关怀应对那些人们日渐依赖的教育模式之挑战？

广东白云学院凌杰教授分析人工智能对信息和知识平权的影响，以及个人在这一冲击下的感受与思考，探讨了在AI技术所引发的社会变革中重建精神生活的重要性和路径。

首先，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进步，尤其是在信息和知识获取方面的便利，教师的传统角色和价值受到了挑战。过去，知识的传递通常由教师主导，但如今AI能够迅速提供信息，打破了知识传递的单向性。这种知识的平权使得教师们的传统优势大打折扣，进而引发了教师们的焦虑，开始质疑自身存在的意义和社会角色。

其次，在AI时代，虽然技术能够帮助政府或其他权力机构加强对人们的控制，但随着信息的自由流动，人们的思想会更加难以掌控，集权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这种现象加剧了集权者的焦虑。目前，公众更倾向于相信自媒体和其他非官方渠道的信息解读，这种对信息来源的不信任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层面的焦虑感。

最后，在网络时代，每个网络终端都有可能成为信息的中心，这种去中心化的特征进一步挑战了传统的集权模式，改变了社会权力的分布和运作方式。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信息平台获取权力，这也凸显了技术带来的社会结构变革在面对AI冲击和社会变革的焦虑和不确定性中，凌杰教授特别强调，重建精神生活的关键是回归到人与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层面，不仅仅是依赖技术，还应通过信仰以及人际关系中的情感与互动，找到在时代变迁中的立足点。

四川师范大学崔立国教授结合科技进步、伦理、教育以及信仰等方面的思考，对AI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以及不准做什么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探讨了人工智能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以及人类如何应对这一技术革命的挑战。

AI能做什么？19世纪部分文学作品曾预言大数据和科技异化对人类隐私及潜在威胁的影响，如今的AI技术对于人类来说仍存在相似的担忧。例如，AI创新技术在农业、工业和文学创作等领域的应用，展示了其在处理大数据和分析文献方面强大的类人思维能力。然而，尽管人工智能为人类生活带来了便利，如智能手机和人工智能设备的普及，但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如网络成瘾、注意力分散以及对技术的过度依赖等问题。这些问题表现为刷短视频、沉迷游戏等，严重影响了健康和生活质量。

AI不能做什么？尽管AI能够在很多领域模拟人类行为，并可能带来一系列伦理挑战，但它无法替代人类在精神和存在层面的神圣价值。比如，在教育过程中，AI无法胜任对学生高阶批判性思维和信仰力量的塑造等任务。教育依然是人类智慧和情感投入的重要领域。从信仰的角度来看，人类作为受造物，具备理性、灵魂和情感，面对生命、死亡与意义等问题时，拥有独特的体验，并与上帝保持亲密关系。

AI不应做什么？人工智能带来了许多未解的伦理问题和技术挑战。个体层面上，人们应学会主动设限，避免被技术操控。在社会层面，可以通过法律、伦理框架和公共讨论，限制AI的过度使用，确保其优势为人类服务。同时，人类应坚守自身独特的价值观和信仰。

武汉大学李美林博士从海德格尔对技术批判的哲学角度展开他的讨论，反思了现代社会对技术的依赖，提出用基督教信仰中“爱”的理念，促进人类与AI技术之间的和谐关系。

海德格尔认为，随着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理性科学的推进，人类可能会逐渐被技术所奴役。但技术本身是中立的，既可以奴役人类，也可以用于反制技术的压迫，例如通过反欺诈软件应对技术的滥用。然而，人类与AI技术之间仍有潜在的合一关系。当技术将人类关系转变为以利益为导向的对象化关系时，人类往往陷入功利主义的交往模式。但如果人们不以“对象化”思维把人工智能看作工具，而是将其与人类融为一体，那么AI就不再是外部的威胁，而是“新新人类”，并可能推动一种新的社会和谐。

从信仰的视角看，基督教思想中的“爱”能够使人类与AI的关系实现合一，而非对立。这种爱能化解对死亡的恐惧，也能化解对AI的焦虑，从而帮助人类寻找一种更本真的存在，使社会重拾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和真诚。

四川大学徐君教授从信仰的角度探讨了人工智能与精神生活之间的关系，指出精神的充实源自对天国的理解与期盼，尽管人工智能日益改变着社会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但精神生活的核心依然需要回归信仰的本质，即对天国和永恒的盼望。

徐君教授指出，上帝作为自有永有的存在，是我们认识世界和自我的起点。虽然人类在科学上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渴望探索宇宙的奥秘，但地球在浩瀚宇宙中的微小与脆弱，常常令我们感到人类存在的渺小。尽管如此，人们依然渴望明确知道自己的去向及存在的意义。

信徒们经常诵念主祷文，祈愿神的国降临，希望在世间的生活能够充满天国般的喜乐与和平。但是在现代科技迅猛发展的冲击下，人们在精神生活的追求中，是否愿意去了解信仰与天国的内涵？是否能真正领悟到在个体灵性生命中最深层的是对永恒天国的盼望？以此来作为自己从容应对各种冲击的盾牌。信仰的真谛不仅仅存在于学理的探讨之中，更在于对信仰本质的认识和把握。

武汉大学李会玲教授从信仰的角度讨论了人工智能对个体及他人精神生活的影响以及如何重建精神生活。

作为一名从事古代文学文献研究的老师，李会玲教授认为，AI技术使得她的工作，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与教学内容的处理方面，面临被取代的可能性。这引发了个人对职业意义与自我定位的深刻反思：在人工智能时代，传统的职业和知识是否依然具有价值？如何在技术变革中保持内心的镇定和宁静？

在帮助他人重建精神生活方面，李会玲教授分享了自己的教育经验。面对焦虑的家长和成绩不理想的孩子，不直接介入学业的辅导，而是关注家长焦虑的根源，即对教育与未来的不确定性。她认为，尽管教育形式与方法可能因人工智能的发展而发生变化，但若能坚守一些核心价值观，便能在不确定的时代中找到不变的支点。同时，家庭中父母在信仰上的持守对于培养孩子内心的稳定与独立至关重要。

李会玲教授近一步指出，信仰为自己提供了精神支持。通过与上帝建立亲密关系，能够在面对外界变化时保持内心的平静，继续持定生命的意义和方向。

北京怀特海国际幼儿园的幼教专家阎晓霞老师在对个人精神生活和教育工作的讨论中，反思了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双刃剑效应，探讨了其对教育的挑战和解决方案。

阎晓霞老师指出，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本应是相辅相成的，然而，在现代社会人的物质需求已得到满足时，人在闲暇与孤独中却依赖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来寻求问题的解答和精神慰藉，而无法从中获得深层的精神满足。

阎晓霞老师特别分享了自己在工作中与孩子和家长互动的经验，并反思了自己曾经沉迷手机和游戏所带来的心理与情绪问题，最终发现短暂的娱乐只会带来更深的虚空。然而在当前社会中，许多父母和老师普遍对精神追求存在懈怠，这可能会导致下一代无法抵挡AI时代带来的负面冲击。

面对AI技术对传统教育模式上的挑战，阎晓霞老师谈到自己多年指导幼儿教育实践的思考，指出许多老师和家长尚未充分了解到人工智能的影响，无法为孩子提供有效的精神引导和对AI技术的正确指导。父母和老师的教育水平及精神生活亟待提升。阎老师指出，通过个人反思和自我调整，建立良好的日常习惯是应对这一挑战的有效之法，例如阅读、音乐、绘画等活动，能帮助个体将生活和更有意义的精神相连接，进而活成一道光，照亮并影响他人。

北京师范大学刘孝廷教授在研讨会的最后做了三个方面的总结：（1）信仰需要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变革中扮演重要角色，既要关注人工智能帮助人类实现并提升了属灵的深度和层次，也要警惕其对人类精神内涵的潜在威胁；（2）尽管人工智能在处理程序化、数字化任务时具有强大算力，但它很难触及人类独特的“肉身性”和非逻辑性的感知能力，比如人类肉身经验中挥汗如雨也能诗意生活的人性特质、以及与自然的超验性连接等，更何况人工智能的自组织和人类的自我意识之间也存在本质的区别；（3）精神实践是一种动态的过程，人工智能可以作为工具介入其中，比如在信仰生活中利用人工智能辅助灵修或线上传福音等，但必须限制在可控范围内，任何无度都是劫难。就此，人工智能带来的应该是福音，而不是祸害。本次论坛活动气氛热烈，讨论深刻，呈现出多样性的观点，涵盖了人工智能冲击与精神生活重建的诸多方面，凸显了时代的挑战和应对策略之间的张力，以及在不确定的环境中保持信心和淡定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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