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城的春天，繁花似锦，生机盎然，水润明艳。在这如诗如画的季节、如梦如幻的仙境，2019年4月19日至22日，以“生态环境”为主题的第九届佛教与基督教比较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千佛山校区顺利举行。此次盛会由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及齐鲁神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华南农业大学宗教与文化交流研究中心、西南大学宗教研究所、广东四会六祖寺协办。来自同济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长安大学、云南大学、齐鲁神学院、江西佛学院、重庆社会科学院、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等二十余家单位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大会共收到学术论文30余篇，分别从基督教、佛教、道教等多元宗教角度，对现代社会日益突出的生态问题进行了不同的阐释和解答，展现了当代多元宗教的和谐对话以及对于当代公共话题的现实关怀。

一、佛教生态伦理观阐释与实践

1.佛教生态观念的梳理

生态环境问题的核心在于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一种出世型的宗教，佛教对于人类生存的现实世界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但佛教又从缘起和轮回的角度解释人与众生的相互转换联系，由此佛教的生态伦理强调人对其它动物的慈爱和保护。佛教的思想资源对于当代的生态环境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佛教伦理观中的缘起共生思想、平等互利思想、慈悲护生思想、无我利他思想、建设净土思想等都具有一定的生态保护价值。

用佛教的传统观念来阐释现代生态问题，是佛教生态研究的基础工作。长安大学闵军博士的《佛教生态伦理观的三个层面》一文，从“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三个层面解析佛教的生态伦理观，认为经过止恶、行善、净心三个层面，层层递进去反思人们的行为和内心，从外到内地提升人们的思想境界，对于应对当前世界的生态环境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五台山铁瓦殿法祥住持释海田在《宗教与生态》一文中，援引祖师法言“无缘大慈：超出法界”“同体大悲：有情无情，同圆种智”，作为佛教生态观的基本原则，试图从宗教与生态、心灵与物体、心灵与肉体，以及宗教与生态、心灵与物体的平衡等角度阐释宗教与生态之间的关系。重庆社科院杨孝容研究员在《佛教生态观念之人间净土与净化人心》一文中指出，佛教生态观可以从“依正不二”和“心境不二”两个角度来描述，从来就没有独立于人类自身之外的大自然，改善环境的根本在于改善自心，对全社会而言，也只有通过净化人心才能够创造人间净土。

生态学作为一种现代科学，古老的佛教教义如何与之相结合？这是当代佛教生态研究不可回避的话题。同济大学张涵教授在《试论大乘佛教中的生态伦理观》一文中指出，佛教并非现代意义的生态学，认为人类内心“贪、嗔、痴”的无限扩张，是自然生态失衡的根源和实质，故而佛教把生态平衡的根源最终归结到人类心态平衡。与小乘佛教相比，大乘佛教更强调“物我平等”“共生共荣”，以把无量众生度化到彼岸为己任，这是与当代生态伦理的契合之处。云南大学杨勇教授的《论佛教与生态思想的离合》认为，佛教中的生态思想资源被不断挖掘和开发，展现了佛教现代性的一面，同时，也应看到“佛教生态思想”是一种被动理解之下的阐述，因此表现出较强的动态诠释性特点。结合生态学的视角，无尽法界缘起能够比较直观和切入地说明佛教对生态整体的思考。依于业力说，佛教体现了伦理取向的思考，正与生态伦理所面对的问题互相契合。南京大学杨维中教授在《佛教教义与生态和谐简论——以“唯识无境”为例》一文中，对“现代化”“生态伦理学”等概念进行了梳理，并且从“唯识无境”说的角度，来论述佛教在解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的善巧和殊胜之处，认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是“人”为自然赋予意义，而人类总是武断地以己之意来扭曲或忽略了自然的独立意义，如此做法，恰恰是众生烦恼的总根源，是需要坚决“转舍”的。西南大学张爱林教授的论文《基于四缘理念创建生态文明》指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基石，中国已经把生态文明建设列入国家发展总体布局。佛教基于缘起学说，倡导僧伽组织和广大信众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与国家生态文明的理念是一致的。生态环境是生物之间及生物与其所依存的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的环境系统，这个系统中各参与因素之间相互作用，“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符合佛教缘起法则。

当然，不同地域或不同派别的佛教，在生态观方面也有一定的差异。山东理工大学陈红兵教授在《中印佛教生态观比较》一文中指出，印度佛教很少关注现实的生态论题，而印度佛教缘起论对于我们今天批判反思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源，探讨生态环境建设方式及途径，则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中国佛教思想多与生态论题直接相关，是独具特色的生态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形成生态文化世界观、价值观、实践观、生态理想观等，具有多方面的启发意义。

2.佛教生态实践及其反思

佛教生态学是佛教回应现代环境危机的衍生产物，其理论基础是自身的独特世界观和义理体系。但是佛教生态伦理不止于解释生态问题，更重要的是致力于生态环境改善的实践。宜春学院周湘雁翔博士在《佛教环境伦理的可能性意蕴》一文中认为，佛教环境伦理学必须突破某些局限性，不应站在特殊的境地上讲述宗教的意义，而应在宗教与社会共许的实践与持续性上阐明其意义，在保持宗教独立性的同时，必须放弃宗教的排他性，融入到现实社会之中。目前的佛教生态学问题不是“有没有”，而是在确定了“有”的前提下，如何“用”的问题。换言之，相比于纯理论层面的讨论而言，在当今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危急时刻，关注实践问题似乎显得更为迫切。台州学院刘振博士在《试论佛教生态哲学的接受论纬度——佛教生态哲学诸问题》一文中，提出了佛教生态哲学的定位以及佛教生态思想如何介入到生态文明建设中等问题，他认为，佛教生态哲学的研究，应该有与之相应的佛教工业观，明确佛教在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之间的定位，通过对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深入了解，挖掘自身理论资源，建立契合现代社会的分类原则，提出能超出信仰者范围的生态理念，从而通过佛教团体的积极践行，深入地介入到生态文明的建设中去。总之，以接受论为指引，佛教生态哲学的研究方向会更加明确。

佛教生态实践的个案研究，是本次研讨会的亮点之一。从纯理论讨论到理论与实践相联系，再到真正落实到实践当中，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山东大学李芹、刘伟两位作者的《佛教背景公益慈善组织研究——以青岛慈润爱心社为例》一文，以青岛慈润爱心社为例，展开对佛教背景公益慈善组织的研究，指出该组织的基本特征之一，即“将佛教的慈善理念和对生命的关怀化入慈善实践中，有效引导公众的慈善观念和行为”。孙桂彬的《山东地区“志公”求雨信仰考》，以山东地方志及碑刻里留存的大量有关“志公”的资料，从志公的雨神信仰切入，研究“志公”求雨信仰所体现的佛教生态观。

放生是佛教慈悲济世精神与和谐共生理念的集中体现，也被认为是佛教生态实践的重要内容，宁波大学张凯博士以“慈云遵式、四明知礼”为中心，对北宋天台宗的放生实践进行了考察，并指出遵式《放生慈济法门》、知礼《放生文》所制定的放生仪轨，为当今的放生实践提供了较为规范的仪式范本。不过当前十分火热的佛教放生活动，并没有在科学层面考虑所带来的生态破坏，反而造成了新的生态危机。山东大学陈坚教授的《生态佛教：菩提本无树，树树皆菩提——兼谈我参访贵州黔灵山的佛学感想》一文，在肯定佛教是“深层生态学”的重要理论资源的前提下，以“放生”所带来的危害为例，结合参访贵州黔灵山的实践经验，认为要克服佛教对于生态的不良影响，建立佛教与生态之间的良性循环，最好、最省心的办法就是禅宗的办法——“直下承当”“直了成佛”，就是把生态本身当成佛教——“生态即佛教”。浙江乐清双林庵住持释心仪尼师结合自身实践，在《佛教“放生”与生态环保》一文中，列举了丰富的例证，说明无节制、不科学的放生活动，其结果往往事与愿违，违背了放生的本意。佛教放生组织必须要与环保部门或者动物保护组织、环境监测部门等相关单位保持长期协作与沟通交流，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放生，让佛教的“慈悲”之心真正落到实处，切实为生态环境保护尽一份力。

二、基督教生态观的阐释与实践

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其思想体系中也蕴含着与生态保护相关的内容。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王忠欣博士在《基督教与生态文明》一文中，从“土地与人的责任之间的关系”切入，通过对基督教的经典《圣经》的解析，指出人对自然界肩负着治理的责任，而人的失误则会导致土地生态危机。《圣经》中还有明确的关于土地要休养生息的论述。“治理这地”“守圣安息”，这些生态保护思想，蕴含了基督教的智慧，也正在被广大的基督教信徒积极践行着。华中科技大学林季杉教授的《论圣经的生态伦理观》，从基督教圣经旧约的经文中寻求对生态伦理问题的解读。她通过关于上帝创世的相关经文，得出了“人不是自然的主人，只是自然的看护者”的论点；通过关于原罪的相关经文，得出了“罪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扭曲”的论点；通过安息日和安息年的设立，得出了“自然也要休养生息”的论点；通过关于设立禧年的相关经文，得出了一种基督教的生态修复模式。基督教早期神学著作中涉及自然及生态的论述，主要代表为中世纪的“自然之书”及“管家执事说”。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来，基督教神学内部逐渐兴起以大自然、生态、环境为主题的神学论述，形成了一场新的生态神学运动。北京师范大学刘莉源博士的《基督教生态观的历史发展与反思》一文，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背景及哲学思潮，来梳理不同时期基督教生态观的发展和取向，以此来反思当今生态哲学的未来走向问题。

香港中文大学唐洪林先生的《生态危机下的人观再思》一文，认为虽然基督宗教本身并不必然地会带来对环境的破坏，但人本主义思想无疑是导致生态危机众多因素中重要的一个因素，而基督教关于只有人是上帝形象的解读，与西方对自然采取一种操控、主宰的傲慢态度的确有一定的关联。故此学者开始反思基督教人本主义的危害，并思考构建适应现代生态观念的基督教生态伦理。河南师范大学李美林教授的《基督教生态伦理的逻辑建构——海德格尔存在论思想的启示》，认为基督教生态思想是建构

“大生态伦理”的理论源泉。作者试图融合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两种伦理观，并运用海德格尔思想解读基督教的生态伦理。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思想破除对象化思维，构建大生态伦理的存在论，而基督教的托管理论既破除了对自然的主宰（人类中心主义）的主体狂妄，又校正了人对自然的臣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主体消解。

基督教进入中国之后，面临着以怎样的方式融入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对生态观念的解读，汉语基督教神学与中国传统的释儒道思想在相互的借鉴中，共同促进了对当代生态问题的新阐释。香港中文大学莫介文的《穹苍、大地、身体之感通：一个生态时代的汉语基督教神学观点》，从宗教学切入生态环境的精神文化问题，先整理学术界对中国文化的生态环境观的研究，并以王阳明的心学为焦点分析中国文化的生态环境观，然后借助当代基督教生态神学家麦克法格（Sallie McFague）的研究，探讨当代基督教生态神学如何丰富中国文化的天、地、人观，从三者之感通提出一个生态时代的汉语基督教神学论述。当然，讨论宗教生态观的目的在于，挖掘不同宗教中的生态思想资源以应用于生态改善的实践。山东大学高鉴国教授的《组织生态视角下的基督教社会服务组织的信仰属性与职能取向》一文，试图从组织生态的视角，讨论基督教社会服务组织的信仰属性对职能取向的影响。

三、不同宗教生态观的比较研究

不同的宗教传统都有独特的生态观念，反映不同文化传统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认识，这些观念千差万别，甚至存在尖锐的对立。华南农业大学何方耀教授在《“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对生态环保的影响——以基督教、佛教为中心》一文中指出，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倡导的是“人类中心主义”，但“人类中心主义”并非基督教所独有，亦非基督教所首创。人类中心主义根深蒂固，影响深远，直到近代才受到反思和批判。相反的，以佛教为代表的“非人类中心主义”，从学理上更具哲学深度和理论价值，但需要概念、判断、推理等复杂的逻辑推理和深入的理论建构才能理解把握，面对现实往往曲高和寡，苍白无力。故此作者对当代生态环保的现实深感忧虑，生态环保从理论正确到行动到位还有着漫长艰难旅途等待人们去跋涉。

宗教的生态观念也不可避免地具有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影子，山东大学陈家富教授《指向一个生态经济伦理学：一个耶佛对话的视角》一文即从经济与伦理的角度比较佛教与基督教的生态观念，文章认为基督教与佛教对生态式的经济学有着一种积极性的远象，以群体、同情共感、整体幸福优先原则、可持续性为焦点等为经济考虑。基督教与佛教能够共同指出现代经济学里的生态破坏性原素，批判这种经济学片面和过渡追求经济增长而遗忘了大地上生态和物种的价值，人被塑造为自私自利的个体，以致难以以他者和群体出发来建立一种群体式的关系模式。

作为中国文化根底的道教，虽然其影响力主要在东亚文化圈，但其对于人与自然的前瞻性思考和积极的实践，是其他宗教文化所不具有的。道教弱化了人类中心主义而尊崇自然之道，成为最有生态问题发言权的宗教。在生态问题日益突出的当代，自然主义的道教越来越受到西方文化的青睐。长安大学刘康乐博士的《全真戒律的环保理念与实践——兼与佛教三坛大戒、＜圣经＞十诫比较》，基于对道教全真戒律中生态理念和实践的考察，认为道教全真派奉行严格的戒律，在这些条目繁多的戒律中，非常突出修道者必须时刻保持对自然的尊重，这种尊重体现为对于自然生态的维系和其他生命的保护。与佛教戒律和基督教戒律相比较，道教全真派的戒律更为苛刻和具有实践操作性，在自然生态保护方面走得更为彻底，这种素朴主义和简约主义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推崇而成为新的时尚。洞天福地是道教生态学的突出代表，是道教自然主义哲学的理想建构。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高叶青研究员的《华山生态保护中的道家思维》一文，详实考察了十大洞天之一的道教名山华山，在古今生态保护的实践活动中，深刻体现了道家自然主义的生态思维。

四、其它生态观念的表达和思考

不同的宗教观念需要通过不同的方式展现与表达，宗教教义和哲学往往曲高和寡，而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学则是最为影响广泛的表达形式。华南农业大学吴琪教授的《宗教视域下的当代文学中的生态书写》一文，以宗教视角对生态文学进行审美关照，挖掘此类作品中生态书写所展现的宗教精神，从解构人类中心主义、构建生态美学及建构自然美、人性美等方面进行阐述，分析宗教生态环境对生态文学的影响和现实意义。

现代化工业的大规模发展带来了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的恶化，生态学就是对现代工业文明的一种反思和批判。中央民族大学谢爱华教授的《隐匿与回归：人工智能技术下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一文，关注到人工智能技术目前面临的困境和大数据时代“自然”的隐匿，这种技术困境和自然隐匿造成现代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作者期待于具身性认知科学与人工智能技术的结合，避免工业化造成的生态危机，从而实现“自然”的回归。

在面对生态这样重大的社会话题时，女性主义当然也不会缺席，20世纪70至90年代形成的生态女性主义或者女性生态主义，是女性主义运动和生态环保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在欧美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华南师范大学贺璋瑢教授、广东民族宗教研究院吴宁研究员在《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探略》一文中，考察了西方形形色色的女性生态主义观念，展现了在一个资本主义旗帜下不断一体化的世界中，女性无论是对于严重歧视性的外部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的挑战潜能，还是对于自身生态智慧及身心权利的自主性，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困难。作者称赞生态女性主义的奋斗目标是值得人们敬重和敬畏的，并呼吁人们持续关注和跟踪研究生态女性主义。

五、宗教的社会文化生态

在广义上来说，生态问题不仅仅是环境问题，而且还是关涉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系统内部的生存状态和相互关系问题。江西佛学院宁铂先生在《佛法在汉地面对的机遇和挑战——“社会认知领域理论”的视角》一文中，从具体的个案出发，借助于现代心理学等方法，从“社会认知领域理论”的视角，对佛教在汉地传播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分析，其关注点在佛教在当代社会系统中的生存状态及其与社会各要素的联动关系。

当然，政治生态也是一种生态，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就对中国的宗教、文化和政治活动产生深远的影响，渭南师范学院韩艳秋博士的《初唐佛教的政治文化生态论稿》一文，通过梳理唐高祖至唐玄宗时期儒、释、道三教消长的历程，认为唐代政教关系与三教的关系呈现出一种彼此交织、纷纭复杂的态势，与唐代政局和社会文化发展互为因果，互相影响，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唐代的社会生态产生了重要影响。

“宗教生态”反映同一环境下不同宗教的生存状态，对于研究当代宗教对话和宗教传播有着现实的意义。曲阜是当代中国宗教生态的一个缩影，山东大学赵杰教授《从曲阜“百姓儒学工程”和“书院热”说起——评估行政因素对地方宗教文化生态及心态的影响》一文，基本澄清了孔子-儒学-儒教在曲阜地方文化、公共生活、宗教市场中所扮演的角色，发现孔子-儒学-儒教作为影响中国人生活最为广泛和深远的思想-文化符号，在曲阜并未作为一种“宗教”参与到当地的宗教竞争之中，而曲阜的六大宗教（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民间宗教）在满足曲阜乡民“祈福攘灾、安顿灵魂及生死、保佑平安、祈求子嗣”等宗教需要时，既有合作又有竞争，构成了曲阜宗教市场的主要供应方。孔子-儒学-儒教则分为两支力量，各自扮演着塑造曲阜地方思想-文化特质的角色。正因为角色和“职司”不同，所以曲阜的六大宗教与曲阜的“三孔”文化及儒学-儒教并不构成直接的对立和冲突关系，而是能在日常生活中保持互不侵犯、相安无事的和谐与和平状态。

为期两天的学术讨论，既有激烈的思想交锋，也有理性平和的学术争论，虽然存在不同的信仰和教义的分歧，但诸位学者能够遵循学术理性，基于共同关注的生态公共话题，求同存异，目的在于发挥不同宗教和文化传统的生态资源，为当代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佛教与基督教比较学术研讨会”已经成功举办了九届，每一次的学术研讨都能发人深思，收获思想交流的丰硕果实。通过一次次深入的对话交流，大家建立了亲密的学术友谊，加强了不同宗教之间的相互理解，纠正了不同宗教传统之间的偏见和误会，并且能在共同关注的公共话题中抛开分歧达成共识，这是难得可贵的，在造福人类世界的方面，不同宗教应当而且正在建立亲密合作的新型生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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