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6月6日至9日，在阳光灿烂的南加州帕萨迪那市，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主办的第八届“基督教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顺利召开。同往年一样，今年学会也选择了一座美国学术机构作为会议的协作单位，这就是世界驰名的富勒神学院。

“基督教与中国”国际学术会议是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主办的系列年会，今年会议的主题是“从中国处境理解基督教”。年会的参加者主要为在北美的华人基督教和其它宗教的学者，许多从事其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也参加了今年的会议。在3天的会议中，来自美国、中国大陆、台湾等地的70多位华人学者汇聚一堂，就会议的主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研讨交流。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45篇，这些文章从不同学科的角度探讨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社会的关系，给与会者新的启迪，使大家受益非浅。

在6日晚的开幕式上，富勒神学院副院长Sherwood Lingenfelter 代表神学院做了欢迎词。他并现身说法，通过自己从一个对基督教反感的人类学家到一名基督教神学家的经历，说明科学与神学之间并非是水火不相容的冲突关系。接着，学会会长王忠欣博士为会议致开幕词。他从基督教在中国的处境、中国人对基督教的误解、和基督教在中国的本色化和独特性等三个方面，论述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并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历史、信众人数、和影响等方面，论证基督教已经在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土壤中扎下了根。他的发言为大会的研讨铺设了背景。

接下来作学术发言的是富勒神学院院长Richard Mouw 教授和基督徒人士交流协会会长余国良博士。Mouw教授发言的题目是“基督教与文化：新中国所面对的挑战”。他以尼布尔所提基督与文化之关系的五种模式为理论，以富勒神学院从与文化分离到参与文化的转变为例，分析了中国基督教面对的困境、机遇和挑战。他指出在今日巨变中的中国，基督教面临一个机遇，有可能对当代中国文化作出贡献；然而中国基督教深受美国基督教基要派的影响，对文化持有一种保守的态度，这又使中国基督教面对一种挑战。回应这一挑战的重要一步就是加强中国基督教的神学建设；神学建设必须论述今日中国道德选择的新环境、基督徒生活和思想对日益增长的多元文化的积极贡献、以及基督徒提倡共享福址努力的神学基础等问题。

余国良博士所作的发言为“基督教与中国社会与文化”。在他一万五千多字的文章中，余博士从中国目前社会经济的巨变入手，首先讨论了市场经济和城市化对中国基督教的冲击与影响，以及教会与信徒个人对此作出的回应；然后分析了基督教神学对中国法制建设、国民道德的建立可能作出的贡献；接着他又论述了基督徒的文化使命，以及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最后，余博士特别讨论了基督教在中国的特殊处境，即神学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他的发言引起了与会众多学者的兴趣，也使大家对基督教在今日中国的处境有了一个宏观的了解。

从7日开始，会议进入研讨阶段，30多位学者宣读了自己的研究心得，并同与会的其他学者进行了切磋交流。今年学者们研讨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

同往年一样，很多学者都对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比较、对话兴趣浓厚，今年也有不少学者围绕着这一主题进行研讨。旧金山州立大学教授郑继宗向大会提交的论文是“从中国的‘三不朽’看基督教的‘永生’”，他首先探讨了中国文化中“不朽”的含义，然后介绍了基督教新约圣经中有关“永生”的论述，最后指出，圣经与中国古籍中的“永生”、“寿”、“不朽”，字虽异而义相似，达到的方法也有异曲同功之妙，只有在爱德中，我们才能与天地参，永不止息。

在题为“道，与文以载道”的发言中，旅居洛山矶的自由作家刘前敏比较了中国文化“文以载道”的见解与耶稣基督“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的宣告，认为传统中华文化“内胜外王之道”与耶稣之“道路、真理、生命”的义理是符合一致的，由此也说明了中华文化与爱的“福音”之契合关系。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郑家栋发言的题目为“儒家思想中的父子关系及其与基督教的比较”，他认为“父子关系”在儒家思想中居于非常核心的地位，基督教和新儒家对此有不同的理解，由此引出了两个问题：一 是诠释方法上的问题，即如何面对哲学的诠释与历史的诠释之间的紧张及其引发的诸多问题，二是在儒家“爱有差等”的伦理序列中，“父子关系”能够突破人际之间的有限性，向更高或更根源的存在开放吗？这是儒家和基督教对话过程中必须面对和加以阐释的问题。

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季国清提交大会的论文是“价值论与基督教”，他认为价值必须既是“是”，又是“应该”，即价值既是超越的又是内在的；从这一角度去看，基督教是世界上最大的最成功的宗教，因为基督教开宗明义宣告上帝是既超越又内在的。在此基础上，他对基督教和儒家进行了比较，认为儒家“三纲五常”中最成功的是父子关系，它既超越又内在，历时均等；而君臣关系与夫妻关系只超越不内在，是其最大败笔，这也反过来证明基督教的价值准则。

关岛大学哲学系教授谢文郁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庸》的君子论与基督教的恩典论”的发言，他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分析了以诚为本的儒家君子论与以信为本的基督教的人生观，指出基督教的恩典论能够清除儒家君子论的生存误区，而儒家君子论则可以避免人们在恩典论中所培养的消极等待的生活态度。他并提出了以信为本的君子论，认为恩典概念的引入是中国基督教发生发展，乃至进入中国主流意识的关键。

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丁四新的论文是“论《圣经》与《墨子》言‘爱’的差别”，他通过对两者所传讲的“爱”的比较，找出两者间的根本区别，即墨子的“兼爱”因对象和作为的不同而有差等，耶稣所说的“爱”则无人我之分；墨子的“兼爱”是从治国平天下的功利主义的角度而言，耶稣则从神性、人性相交往的角度而言“爱”；在墨子的“兼爱”中，人的存在并无神性的一面，而在基督教中，神藉着“爱”住在人里面，人对“爱”的追求是主动的。

恩福基金会会长陈宗清博士在会上论述了“中国人对基督教的理解”，他认为传统上中国人往往从社会功能、历史发展、宗教比较、外交侵略、人心空虚等十个方面去理解基督教，而基督教竟究是什么？他指出基督教的核心应当是耶稣基督，透过耶稣基督才能正确理解基督教。

广州社科院哲学文化研究所的李大华教授就“中国人观念中的上帝”一题作了发言，他认为上帝观念在上古中国已经存在，并深深地印在中国人的观念世界，虽然这种观念是一种原始和朦胧的，从未像圣经中那么清晰、具体。他进一步指出，没有一点宗教情感的人在中国并不是普遍现象，人无论怎样敢于挑战世界，却不能没有对未知世界的敬畏感，而这种敬畏就是对主宰这个未知世界的意志的敬畏。

基督教在华史

基督教在华史也是每年会议研讨所必不可少的主题之一，今年有数位学者向会议提交了这一方面的论文。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教授李民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基督教残迹漫谈”的发言中，介绍了埃及纸草发现所带动的对早期基督教，特别是诺替斯派的重新发现，他认为这些发现对重新理解和认识中国古代文明体系中保留的基督教文明因子提供了便利条件。他进一步论证，根据这些考古发现，可以推断出中国传说中出现的“桃花源”、“水帘洞”、“启母石”等均是基督教文明影响下的产物。

中国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允熠所关注的问题是“文化冲突与融合”，他以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前三次失利的历史为背景，讨论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互补与兼容，认为任何一种外来文化如果不寻求与中国文化会通的结合点，就将须臾无法立足。

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苏发祥本人是藏族人，对基督教在藏区的传播非常感兴趣。他在这次会议上宣读的论文是“一位美国传教士在藏区的短暂经历”。在对基督教在藏区的传播进行概述后，苏教授集中介绍了美国“国外基督教布道会”的传教士洛富慈在藏区医疗传教的经历。他认为基督教在藏区的传播和发展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研究课题，基督教文明与藏传佛教文明间的交流对今天各文明间的对话具有启发意义。此外，四川大学外语系教授姜源的发言，介绍了从13世纪到20世纪初欧美游记中提到的中国与基督教，特别是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及对基督教的看法。

波士顿华人圣经教会的陈一萍女士则以幻灯的形式，通过一张张真实的图片，介绍了基督教从唐朝到20世纪在中国传播的历史。

当代中国宗教与基督教

宗教包括基督教在今日中国的状况，以及学界、出版界的宗教研究和出版也引起了与会者的关注。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教授王永江对西方科学社会主义颇有研究，他向大会提交的论文是“宗教与社会主义”。在文章中，他首先回顾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的联系，以及近代宗教与社会主义的分离，特别是西方科学社会主义者的反宗教倾向；接着他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指出马克思、恩格斯都主张宗教信仰自由，而苏联和中国在20世纪实行的消灭宗教的做法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最后他通过亲身所见所闻讨论了80年代后宗教在苏联和中国的复活，以及随之而来的宗教热。至于如何看待宗教的复活，他主要从科学发展、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角度作了分析，认为正当的宗教（非邪教）对社会、对国家都会起到安定团结的作用。

台湾基督教与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赵天恩博士多年来一直关注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他这次在会议上的发言为“从中国处境看河南教会的发展和转型”。通过对河南教会从1978年到2003年长达25年的观察，他分析了教会在传播、教育、组织和神学思想四方面的转型，认为中国独特的社会、文化、经济等环境有助于教会的发展和成熟。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廖克斌对中国目前的宗教热，特别是学术界的宗教研究热进行了研究。在其论文“关于目前中国大陆宗教救世论的一点思考”中，他指出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生物信息学和克隆技术的出现，导致了道德伦理观念严重失衡，和对人生意义的困惑；在这种困惑和恐惧中，人们又把目光投向了宗教，而由此兴起的宗教救世论思潮会在中国存在相当一段时间。接着他又讨论了中国需要什么宗教以及基督教如何在中国本土化的问题。他认为基督教应学习佛教在中国落地开化的经验，进行与中国本土文化相适应的改变。

对华学术联会的陈梯女士在其发言中，对中国近年来出版的有关基督教的书籍进行了介绍。据她统计，从1985年到2002年中国官方出版社出版的有关基督教的书籍超过了300本，这些书涵盖教会历史、基督教神学、基督教伦理学、圣经介绍等20多方面，对中国人的宗教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洛山矶国际神学院院长唐崇怀博士在会上的发言“时代的文化余民－当代文职和文责的再思”，通过观察历史上中国文人的经历和下场，以及近年来文人学者下海的现象，从基督教的神学观点思考了中国文人学者在当代文化和文明中的使命。他认为中国的文人学者是文化和文明的支柱和传承的苗种，应受珍惜敬重。他特别呼吁基督教的文人学者以宗教和社会余民的情怀，负起自己的文职和文责，对当代文化和文明的挑战予以领悟和响应。

基督教与伦理道德

越来越多的学者都已经认识到伦理道德与宗教的关系，在今次会议上学者们对这一主题也进行了深入的研讨。浙江大学国际文化学院教授余潇枫在会上宣读的论文是“基督教伦理价值观的现代转型”，他指出基督教伦理追求的是爱，爱是基督教精神的核心，是人对自身的罪的忏悔与超越；基督教的爱又是一种普世的爱，体现在对现世的时时“施与”与处处“慈善”中。他认为，基督教伦理从对罪的忏悔与超越生成对普世的爱的社会情怀，是基督教信仰对世俗社会的最文明的贡献。在谈到工业文明塑就的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对基督教伦理价值的全方位挑战时，他认为基督教“普世的爱”的伦理价值取向应转向或体现为具有现代性价值纬度和普世性的“当下的爱”。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肖巍，则从女性主义的视角讨论了天主教神学家孔汉思提出的普遍伦理。她介绍到，女性主义认为以往的普遍主义是一种虚幻的普遍主义，仅仅适于白人和男性主体；女性主义追求的是没有人被排除的普遍伦理。她认为在普遍伦理的建构中，女性主义是一种批判武器，能使人们不断地校正方向，在现有的不合理、不公正的世界秩序中追求合理和公正。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贺璋容的论文是一个比较研究，题目是“孟子与基督教人性/道德论之比较”。她从三个方面对两者作了比较：一是人性－德性与罪性，二是道德－修养与信仰，三是目标－仁政与得救。她认为基督教对人性的看法也许更接近人的真实状况，只要人类的本性尚未改变，人就必须对人的道德努力所能达到的程度保持一种警觉和清醒的认识。

广州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于静在会上的发言，集中讨论了基督教伦理在中国社会现实中的实践。在题为“基督教传播及其对当代中国婚姻家庭生活的影响”的论文中，她指出了目前中国婚姻家庭生活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如婚外恋、包二奶、嫖娼、家庭暴力、婆媳冲突等，然后介绍了基督教的婚姻家庭理念，如一夫一妻、互相忠诚、彼此相爱等。在其观察和研究中，她发现在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婚姻中，往往是非基督徒一方出现违背伦理道德的行为，由此造成家庭冲突和离婚。她认为基督徒面对另一方不忠而选择离婚，恰是对基督教婚姻家庭理念的维护，因此不能将基督教理念的传播看作无助当代中国婚姻家庭生活稳定的论据。

宗教与环境保护

环保问题，特别是从宗教的角度审视这一问题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今年的会议上，几位学者从不同宗教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和交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广保主要从事道教的研究，他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是“洞天福地理论－道教的环保观”。他指出洞天福地理论是道教宇宙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理论主要是说在人类居住的地球上还存在一个特殊的地下世界，即洞天福地，这些洞天福地大多位于中国的大小名山之中，其中栖息着等级较低的仙灵或避世人群。他认为这一理论反映了道士们观照天、地、人、物的独特视角，意义深长；尤其是在今天我们面临全球环境危机，大天世界的生态环境陷入极度困境时，研究这一理论具有现实意义，即这一理论能够帮助我们揭开大地山川全部的内部秘密，使洞天福地可以接纳避世的人类。

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钞晓鸿也从中国民间宗教的角度讨论了环保问题，他在其论文“民间宗教与环境保护”中，以陕西南部环境变迁为例，从寺庙道观、官府民间等方面考察了环境保护的各种措施，并分析了民间宗教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及其局限性。

在题为“宗教文化资源与环保文化构建”的论文中，武汉大学法律系教授柯坚介绍了东西方宗教文化中的生态观，特别是当代西方基督教中的生态管理思想和生态伙伴思想。生态管理思想是指上帝把治理这地的权力授予人，但人并非地的真正主人，其真正的主人是上帝，人只是承租人，是花匠；人要治理好这地首先要依靠上帝，其次要积极与上帝合作，认真负责地耕耘、栽培、保存好这地。生态伙伴思想是指人与自然是平等的伙伴关系，所有被造物都为上帝所钟爱；上帝的创造是一个整体，人与其它受造物是相互依存，他们是合伙人；人类不仅应该尊重它们，还必须与它们和睦相处，结成伙伴。在讨论中国儒家文化时，他认为儒家不具备宗教精神的超越性和彼岸性，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人文生态，这种人文生态对当代中国的生态实践产生了一些直接的负面影响。他最后指出，从环境保护的角度看，宗教文化为引导、规范、评价人们的社会行为，推动环境保护社会规范的实现，提供了特殊的纬度和思路。

中美宗教研究

美国不仅是政治、经济、军事的大国，而且也是宗教的大国，这主要是指美国信仰宗教的人数众多，并且宗教多元、宗教自由。许多在美国学习、生活多年的学者都对这一现象有所认识，会上也有几位学者对此发表了感想。美国Syracuse大学宗教学系博士候选人涂笑非宣读的论文是“从美国处境下的禅学看中国处境下的基督教”。他认为当我们从中国处境理解基督教时，一个有益的角度是观察东方宗教在西方处境中的被理解。从这一角度出发，他探讨了美国学术界对佛教禅学的两种基本取向：一是将禅学作为哲学解读，二是客观主义的研究方法，即专注对宗教具体历史形态的重视，否认宗教“体验”的重要性，排斥将佛教哲学化、现代化的努力。他进一步指出，美国学界对东方宗教的取向与中国知识阶层对基督教的态度颇有相似之处：两者都以建立在理性之上的居高临下的姿态将宗教当作“客观分析”的对象。

波士顿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候选人吴科平对中国和美国的天主教现状进行了比较。她特别考察了美国天主教中的灵恩派，指出灵恩派在美国东北部和中部的天主教中有较广泛影响，但在中国的天主教中则明显缺失。究其原因，除了灵恩派传教努力不够外，主要还在于中国现存的其它宗教形式和传统如神婆、大仙等，完全能够取代灵恩派在美国天主教中的作用。她认为不论是中国的天主教，还是美国的天主教，都受其所在的文化的影响，宗教现状是其基本教义和所在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

旅居旧金山的自由作家郑柏铭从语言学的角度观察了美国“九一一”后的政教关系，他指出“九一一”后美国出现了宗教热，从总统到平民都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使用了许多宗教语言，如向国旗敬礼的效忠誓词，布什总统所说的向恐怖主义的十字军东征等，而这些宗教语言由于语言学的转向，出现了很多误解，造成了政教关系的紧张。因此他认为，当代美国政教关系，以及宗教冲突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就是宗教的语言学转向的问题。

此外，在这次会议上，还有两位学者专门讨论了中国的佛教。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周齐探讨了“明代佛教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她指出佛教的起源和传播并非出于政治目的，但在中国的深入发展显然又与政治密切相关，一方面佛法兴衰系于王臣的支持与否，另方面帝王也需要佛教来阴翊王度。在具体分析明代的情况时，她主要论述了佛教特有的宗教社会功能，以及它的哲学思想和相关宗教文化对明代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产生的影响和作用。

普林斯顿大学宗教学系博士候选人陈怀宇则作了一个历史的考察和比较，他的论文是“受戒和洗礼：一个入教仪式的比较分析”。在论文中，他全面考察了唐代佛教中的受戒过程，参与人员和使用的经典，并将此和中世纪欧洲基督教的洗礼仪式进行了比较，试图说明一般入教仪式的宗教学和社会学意义。他特别说明，唐代的戒坛是真正中国形式的戒坛，这种新式戒坛的建立是中国佛教本土化的重要一步。

今年的会议由于受到非典的影响，一些本已报名参加会议的学者无法从加拿大、香港、台湾、新家坡、和中国大陆前来，但他们都寄来了论文，内容非常丰富，质量也很高，其中有一篇论文还是从神学的角度探讨非典问题的，可惜这些学者无法亲自与会，同大家进行深入的交流和切磋。我们热切地盼望，也衷心地欢迎朋友们能够参加我们明年在纽约举行的第九届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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