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29日，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主办的“宗教与生态文明”学术研讨会在波士顿郊区华人圣经教会举行，来自中国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来自哈佛大学、波士顿大学等高校的访问学者及当地基督教研究人员和学生近30人参加了本次研讨会，9位学者提交了论文并做了主题发言。与会学者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分别对宗教与生态文明的关系做了阐述，并进行了深入和富有启发的交流和讨论。
会议分上午和下午两个阶段。上午的会议由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会长王忠欣博士主持，会议主题侧重于综合论述宗教与生态文明的关系，来自四川大学的闵丽教授、华南师范大学的勾文增博士、同济大学的宗成河博士、黑龙江大学的王晓东教授共四位学者做了主题发言，下午的会议由闵丽教授主持，主题侧重于具体阐发各宗教的学理与生态文明的关系，来自同济大学的张涵博士、湖北大学的林季杉教授、华南农业大学的何方耀教授、王忠欣博士、中共中央党校的靳凤林教授共五位学者做了主题发言。
闵丽教授的发言题目是“论宗教与科学的认识差异及其功能互补——兼论科学主义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在发言中，她认为科学的认知方式是理性，而宗教的认知方式是非理性，通过区分科学与宗教的不同认知方式，她把科学与宗教当作两种相互对立的东西。她的观点的新颖之处在于，尽管宗教与科学是相互对立的，但二者却是互补的。换言之，她认为宗教是人类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东西，有其特有的社会功能，科学与宗教应该“各司其职，各尽其能”。科学是对客观世界的真实描述，但人类社会却离不开宗教。科学给现代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科学在现代人的观念中也得到了过高的评价，以至于在思想领域形成了“科学主义”的思潮，同时，科学的负面因素也显而易见，比如科学主义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闵教授认为，宗教正可以弥补科学主义的过失，比如在生态文明方面。与会学者主要就其对科学与宗教的区别做了深入的探究。
科学与宗教的关系确是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个大题目，勾文增博士的发言亦是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作为着眼点，他的发言题目是“科学与宗教视野中的生态危机”。勾博士主攻科学史，他的发言以科学史学界对宗教与科学关系的思考作为理论资源。根据勾博士所述，科学史家们注意到了科学与宗教的更为复杂的关联，“科学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能够真正完全自主和自治”。但是，“在19世纪下半期的西方世界，科学在建制上已经几乎完全从宗教中摆脱出来”。而科学的这种独立性，恰恰伴随着人类对自然生态的破坏。而基于科学与基督教的原始关联，林恩·怀特这样的科学史家认为，基督教应该为现代世界的生态困境承担最终的历史罪责。科学导致了生态灾难，而基督教是科学的母体，所以最终责任者是基督教。不过，“生态危机更多地被认为是社会问题甚至是制度体系的问题”，菲利普·克莱顿就主张“通过协调科学、宗教、生态与社会来构建生态文明”，于是，勾博士最后大略谈到了基督教和基督教义理在构建生态文明中的诸种积极作用。林恩·怀特的极有争议的观点特别引发了与会者的激烈讨论。
勾文增博士已经谈到了生态问题与社会和制度的关联，而宗成河博士的发言正是从现代伦理、现代政治、现代生活方式这一维度来理解生态问题。他的题目是“生态问题、现代性与宗教”。他的发言注意到，现代化、宗教衰落和世俗功利主义的兴盛、生态危机，这三个事件在历史上是相伴而生，或许这三者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而诸种现代化理论正是肯定这种联系，他们认为，现代化是历史发展的进步方向甚至是必然归宿，宗教去魅则是现代化的必然条件，而生态危机则是世俗功利主义的自然结果。宗博士认为，这种必然联系并未被历史所证实，在理论上他则肯定人性的普遍和永恒，认为现代世界的变化虽然让人眼花缭乱，但其实“人类根本上的生活并未变化”。而宗教信仰也会一如既往地持续存在，并为生态困境做出贡献。
王晓东教授的发言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对生态危机做了解释，并用马克思主义为生态危机找到了出路。他的题目是“生态危机的历史实践论反思”。王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以实践为根基的历史理论和发展理论”，而历史具有总体性特征。换言之，历史是人类生活的总体（他所说的“实践”似可以理解为人的生活），因此必须从人类生活各个具体方面的总和来理解历史，而不可从生活的某个片面来理解历史。（理由大概是说，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联系在一起而不可分割。）基于此，不可以仅从生态危机来理解生态危机，必须从现代人生活方式的总体来理解。所以，生态危机仅仅是现代人生活方式（或者“实践”）总危机的反映，是其一个片面。而要克服生态危机，也不能仅仅克服生态危机，而必须对现代文明“做出总体性的改变”，“实现观念、技术和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全方位变革。”王教授所说的“总体性”概念，特别引发了大家的讨论。
张涵博士的发言题目是“谁扰乱了世界的安宁——佛教的生态文明观”，她从佛教的义理为生态危机做了解释，并提供了解决的办法。她首先解释了佛教的“因缘果报”原理，所谓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因而，现代世界生态的破坏，必有其前因，而作为人类共同的果报，也必由人类共业所引起。而人类的共业，张涵博士认为正是现代人“欲望的极度自我膨胀，内心充满自私、贪婪”。人类本是相互依存，现代人却只为自己。这说明现代人心灵失去明见、正见。心灵的痴迷，正是事件之源头。“扰乱世界安宁的是人自身的无明贪欲。”因此，要走出生态困境，必从内心开始。“人类的问题，无论是外在的灾难，还是内在的情感和心理危机，”必须从内心修持之处获得解决的钥匙。
林季杉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旧约》中的生态伦理学”，她的发言是从基督教圣经旧约的经文当中，去寻求关于生态伦理问题的理解，从经文中解读出一种生态伦理学。对基督徒来说，圣经是信仰和生活的根据，一切的智慧都在圣经当中，所以，通过经文来理解当下生活问题，可谓是理所当然。林教授通过《旧约·创世纪》关于上帝创世的相关经文，得出了“人不是自然的主人，只是自然的看护者”的论点；通过关于原罪的相关经文，得出了“罪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扭曲”的论点；通过《旧约》中安息日和安息年的设立，她得出了“自然也要休养生息”的论点；通过关于设立禧年的相关经文，她得出了一种基督教的生态修复模式。通过她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到《圣经·旧约》中指明了人与自然本真关系，也指明了这种本真关系何以遭到破坏，并给出了修复这种破坏的道路。有学者建议她使用“基督教伦理学”这个概念。
何方耀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佛教‘依正不二’生态理论的当代意义”，他跟张涵博士一样，也是从佛教的义理，来寻求关于当今生态问题的智慧。何教授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人与自然环境的一体不二而非主客二分。何教授认为，这就是佛教“依正不二”理论的含义。佛教的因果理论当中，有依、正两种果报，所谓正报就是众生的身心，所谓依报是指众生的周遭环境，而这两种果报其实是“二而不二”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何教授用佛教的三个理论来论证这一点，第一是“缘起性空论”，是说万物无自性，皆生自因缘；第二是“真如理性论”，是说万物虽于名相上千差万别，其本质则一；第三是“万法唯心论”，依报和正报都是人类业力所致，而人类业力发端于人心。这三个理论都证明了“依正不二”的原理。既如此，世间万事万物都系于一心，而所有问题的根源、症结、解决之道，都系于一心。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何教授的论点跟张涵博士的论点的诸多一致处。根据佛教依正不二的原理，何教授认为，当今的生态问题并不单单是生态问题，而是源自主客二元划分的思想模式。而解决生态问题，就必须从根本抛弃这种主客二分的思想模式，抛弃那种把自然当作客观对象进行操作的模式。
王忠欣博士的发言题目是“基督教与生态文明”，他的发言主要阐述了基督教圣经中上帝赋予人治理土地的责任的问题，并从中说明基督教所蕴含的关于生态文明问题的智慧。王博士首先描述了现代世界特别是当今中国的生态困境，描述了水、空气和土地——“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三个元素”——的污染，然后单就其中的土地问题，援引基督教圣经进行论述。王博士认为，《圣经·创世纪》中上帝给人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治理这地”。“土地是中性的”，上帝要人治理这地，自是让人往好的方向来治理。土地是中性的，而人的治理则有好坏可言。至于人的最早犯罪，则说明人没有尽到“治理这地”的责任，于是，地因为人的罪而受到诅咒。按照王博士的解读，所谓地受到诅咒，在今天看来，就是土地遭污染、破坏。而原因则是人没有尽到向好的方向来“治理这地”的责任。王博士同时也援引了《利未纪》中关于土地休养生息的训诫，这点跟林季杉教授的发言有相合之处。王博士还引述了基督教历史上“治理这地”的正面案例，即中世纪早期修道士们在欧洲蛮荒之处开垦荒地的例子，从而说明基督教对于解决当今生态困境的正面价值。
靳凤林教授发言的题目是“在人类价值观的重塑中克服生态危机”。靳教授认为，面对生态危机，有各个层面的对策：技术上的、法律制度上的、价值观上的，而他要论述的是价值观层面的对策，也就是说，通过人们价值观的重塑来解决生态危机问题。靳教授认为，生态危机在价值观上的根源是人类中心主义和主客二分的思想模式。正是这种价值观，导致了人类用功利的态度、无限制地使用自然。这一点跟张涵博士、何方耀教授的发言都有相合之处。靳教授进一步认为，近代以来的这种主客二分的思想模式，甚至在西方古代思想中就有其根源，甚至是一个从柏拉图一直延续到黑格尔的思想传统。为了克服人与自然的分裂，靳教授援引了基督教思想家莫尔特曼。靳教授说，“莫尔特曼认为，人类的历史是在地球所处的宇宙中展开的，”因而，若是人过度地使用自然，人类及其文化根本不可能生存下去。而这种过度使用自然的态势在近代科技文明以来已经达于极限。为了寻找出路，莫尔特曼援引了中国的阴阳观念。他认为，“阳的行为与自我有关，阴的行为则与自然相协调”；为了人类的持续生存，“就再也不能将自然合并到人类的历史中去，恰恰相反，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归纳到地球的生态循环之中，要在人类文化与大自然之间寻求和谐”，要保持人、自然、上帝三者之间的均衡协调关系。莫尔特曼也援引了《旧约·创世纪》中关于上帝赋予人管理自然——而非支配自然——的责任。人要“溶入他人、自然、社会、上帝之中”，这才是为解决生态危机而有待重塑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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