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组织的“基督教与中国”学术年会，于2012年7月先后在洛杉矶和纽约召开。7月6日至8日第一场会议在美国加州洛杉矶阿罕布拉市第一联合卫理公会举行，这次国际学术会议的主题是“宗教与社会文明”，来自中美的3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大家研讨的议题非常广泛，从众多的视角对“宗教与社会文明”这个主题进行了热烈深入的交流和探讨。

会议有两个主题发言，一个是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会长王忠欣博士作的《基督教与现代文明》，另一个是《国际日报》总编辑朱易先生作的《基督教对美国体制的影响》。王博士认为，现代文明首先在西方产生，基督教作为西方文明的主体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文明产生的基础。基督教对现代文明中的法治、民主制度、宽容妥协、政教分离、权利的分散和制衡的形成以及促成现代文明的制度转化等诸多方面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与影响。基督教组织、宗派的多元化，特别是16世纪宗教改革之后，基督新教的多元发展，为人类关系的处理和调整提供了一个演练的平台，在避免大一统的专制、建立现代社会文明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朱易先生在报告中，总结了美国教会参与政治活动、改造社会的两种类型：一是保持与权利相隔，从体制外的运动，例如马丁·路德·金所引领的民权运动；二是从体制内，通过获取权力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例如基督徒权利运动。当今美国的潮流属后一种方式。但从目前的情况看，保守派基督徒的确获得了权力，却未见可以改造社会。所以，他认为福音对政治产生何种影响，并不容易下一结论。

阿罕布拉市第一联合卫理公会主任牧师Richard Bentley先生作了题为《基督教与公民的塑造》的报告。他指出纯正的基督信仰可以拯救人、使人获得新生。因为通过圣灵的工作，信仰在基督徒身上可以结出很多的果子，比如：爱、快乐、平静、耐心、亲切、慷慨、温和和自控等等。所以，基督教对现代市民的培育有重要的作用。他强调，基督徒必须要时常研读《圣经》、经常祷告、经常参加崇拜仪式，努力正确地理解耶稣基督的话语，并在日常生活中把基督的教导行出来，因为没有行动的信仰是空的、死的。

恩福杂志编辑夏训智先生做了《基督教与“人格尊重”》的报告，他指出，人性是自私性，同时人生来都有被尊重的需要，这就造成了人在“人格尊重”上的矛盾性：人一方面要求自己被人尊重，另一方面为了私利会践踏他人的“人格”。因此需要用“恒常”的社会制度来保障“人格尊重”的实施。基督教摩西十诫中就有关于平等、人权、法治的明确内容，现代普世价值中的“天赋人权、人人平等自由”等都是基督教和基督文化在西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结果，都来自《圣经》的基本原则。所以，香港、美国等法治社会中的“人格尊重”能够较好地得到实施。而相比之下，中华文化是以等级和人治来维系社会运作的，它崇尚变易，缺少对“恒常性”的认识，因而也就缺少了“人格尊重”。

上海同济大学的张涵老师在《一个宗教？关于多元文化和一元信仰的思考》的报告中认为，世界只有一个统一本源，不同宗教对它的表达有上帝、真主、佛、梵、道、天理之区分，这就是“一神多圣”。之所以是“多圣”是因为各民族先知所表率的生活方式、所践行的道理和所传承和确立的传统不同。因此，当某人宣称自己是某宗教徒时，代表的只是他的立场、传统和接受模式。诸宗教的目标都是为与“绝对”合一，而“诸”绝对难道不就是“无”绝对吗？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难道不就是只有一个宗教吗？佛教徒难道不就是匿名的基督徒或其他正信的信徒吗？

上海复旦大学的刘平老师作了《现代性危机与守安息日》的报告。他介绍了《圣经》中守安息日的传统、过安息日的具体内容和安息日的神学意义，并阐述了当今世界的现代性危机。他认为，这种危机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或思维方式的危机，而是一场深刻而切入骨髓的价值危机。人的内心世界和外在世界都被物质化了，人际关系冷漠，人提前死亡，社会板结，自然恶化。他指出，守安息日的基本原则与人本原则截然相反，只要人委身于技术世界和经济世界，那么他会有陷入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之危险。现代文明的出路不是复归技术或电脑化的社会，而是从中退出，这样才能求得一定程度上的独立。安息日的宗旨就在于此。在这一天，人似乎独立于技术社会。安息日弃欲取向体现出《圣经》的物质财富观——财富的目的是购买特殊、不可忘却的瞬间，而非相反。

华中师范大学的朱虹老师作了题为《诺拉·沃恩及其作品中的宗教影响》的报告，深入分析了美国女作家诺拉·沃恩的中篇小说《珍珠街》。小说的女主人公贾桂萍从小在教会学校学习，受到西方文化和基督教自由观念的熏陶，向往个体自由和幸福，这与她所处的中国社会传统激烈冲突。她为了追求与丈夫的幸福生活而逃离了自己的家族，当丈夫染上重病、家庭生活不再幸福和睦时，她为了自己的快乐又抛夫弃子，去追寻心中的上帝。当她受到上帝的感召后，她意识到她应该像基督一样帮助他人，为别人着想和服务，而不是只想到自己的需要。于是，最终她又携带着丈夫和儿子愉快地回归了大家庭。朱老师认为，作者借此探讨了这样的观点：基督教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基督教的思想和教义可以有效地阻止西方文明中个人主义思想往狭隘的利己主义思想发展。所以，中西文化间与不同宗教间应该相互理解和尊重。

西南财经大学的潘斌老师作了《<圣经>与<佛经>“孝”观念之比较》的报告，主要通过考察《地藏菩萨本愿经》和《圣经》这两部经典中的“孝”的观念，分别从“孝”之本源、“孝”之途径、“孝”之泛化等三个方面探讨了这两部分别代表佛教、基督教经典的书籍中所蕴含的普世性伦理观念的异同。

《海外校园》杂志的施玮女士作了《箴言与论语处世之“道”》的报告，施女士从人与神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人与他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四个层面深入探讨了旧约圣经《箴言》与儒家经典《论语》处世之道的异同。她指出，因普遍启示与特殊启示都来自于同一位造物主，所以《论语》中有关处世之道的劝言与《箴言》中的教导有许多相近之处。又因着“神观”的不同，决定了对神人关系、人的定位的认识的不同。《论语》重横向的社会性，《箴言》则重与神关系的纵向性。这必然影响社会文化的架构，影响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处世之道。她认为只有活在正确的神人关系中的人，才能合宜地、有智慧地活在人的世界，并处世有道。

北美中华福音神学院的谢文郁老师作了《判断权问题：两种思维方式之争》的报告。谢老师风趣幽默，联系实际生活深入浅出地分析讲解了《约翰福音》中所呈现的两种思维方式，即：以理性为基础来处理信心和理性的关系（希腊哲学的理性思维模式），和以信心为基础来处理信心和理性的关系。他认为，每个人生活在世界上都不可能没有理性，我们总是根据我们的经验、我们过去积累的观念来做判断，在判断选择中进入下一刻的生存。同时，我们每个人又都是有信仰的，或者说是信任情感，而相信就是放弃判断权。所以，理性和信心在现实生活中都是不可或缺的，没有信心或理性的生存是不可能的。但这两者又并不总是一致的，当它们发生冲突时，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关键所在。在《约翰福音》作者看来，耶稣要求门徒重生，改变思维模式，就是要培养一种以信心为基础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是基督教思想的核心，是我们理解希腊哲学转向中世纪哲学的关键环节，当然也是我们理解西方思想史的关键环节。

杭州师范大学的王康老师作了《论社会转型与当代大学生的宗教皈依》的报告。她首先从三个方面深入分析了在中国社会急剧变化转型期大学生的内在缺失，即：多元文化冲突中的信仰迷失、青春期过渡中的自我统一性危机、巨大压力之下的苦闷彷徨。然后再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宗教信仰对当代大学生心灵的契合，即：宗教皈依能够为部分大学生提供一种意义系统、宗教皈依有助于提高部分大学生个体的社会化程度、宗教皈依能够为部分大学生提高某种精神抚慰和心理调试、宗教皈依能够满足部分大学生的某种归属需要。她强调指出，社会转型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大学生们内在的冲突与失衡，使他们的内心更加脆弱，他们需要崇拜、需要慰藉。大学生信教并非所谓的“思想出轨”，它集结着大学生们对世俗生活的许多需求和渴望。将大学生的宗教信仰简单地视为迷信和落后，实质上是极大的误解和鄙视。

圣谷汉学院的金钊老师向大会介绍了洛杉矶华人青年的基督教团契的情况。他以阿罕布拉市第一联合卫理公会青年团契、洛杉矶基督教锦光教会和基督教新曙光教会为样本，从与世俗社会生活的关系、模式、与旧体制的关系、与传统教会观念的差距、目前的发展阶段等方面系统考察了青年团契的特征。

《山行》文化报的曾庆华牧师以洛杉矶为例向大会作了《华人新移民与基督教会》的报告，介绍了华人移民的概况、新移民带来的社会影响、华人基督教会为新移民所作的贡献。并做出了三个结论：新移民壮大了美国华人基督教会、华人基督教会帮助了新移民安全的落地生根、双向的交流有利于中美民间关系的发展。

会议期间，学者们还参观了洛杉矶马鞍峰基督教会和三一广播网，并在华人基督教徒岑峰先生家进行餐叙，由岑峰先生主讲“基督教信仰、工商与教育”，学者们与岑峰先生夫妇进行了多方面的坦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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