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23至24日，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与费城西敏斯神学院共同召开了以“科学与宗教”为主题的学术对话会。会上来自中国的学者与美国的神学学者共同探讨了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尤其聚焦了一些有争议的问题。

特鲁曼（Carl Trueman）教授在《情境化新无神论》的报告中，针对当下一些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攻击，借助思想史的回顾与梳理，说明历史上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实际上并无冲突。他认为科学与宗教的互动与尼采思想相关联，但又远离尼采思想；新无神论接受启蒙运动对人的理性的乐观看法，却也是对世俗主义失败的反映。

周杰夫（Jeff Jue）教授发言的题目是《新教经院哲学、宗教改革和前现代科学研究的局限》。他指出宗教改革的基本主张在于它关注世界的统一。一是教会的联合与统一，17世纪教会分化为众多宗派，改革的目的就是想合一。二是把自然科学内在地关联起来，理解探索自然科学的联系；三是物质与精神世界的互相渗透、整合。他指出了将科学与宗教人为分割开来的前现代科学研究的局限性。

艾德加（Bill Edgar）讨论了《人的起源争论与奴隶制问题》，即亚当与人的存在及其与人种之间的关系。在西方思想史上，为什么亚当、夏娃的历史性是如此重要？原因之一是亚当与西方科学的产生有关。一般认为，亚当堕落前后所拥有的知识能力是不同的。所以，培根提出“自然之书”应该用“启示之书”来理解。原因之二是亚当与种族、奴隶制问题有关。艾德加教授对亚当之前人的存在持怀疑态度，因为放弃亚当存在的历史性，就失去《圣经》的教导，就是罪的开始。

李白轲（Peter Lillback）教授的发言《作为科学追求的圣经研究》，从实践角度探讨了《圣经》研究的五个重点问题：定义、前提假设、讨论方法、信仰与理性、探索领域。他的的思想与荷兰神学家Abraham Kuyper的思想很接近，即认为世界上有两种哲学，因为有两种人，一种是从自我出发看世界，另一种人从基督徒角度、从救恩看世界。

北京师范大学的刘孝廷教授研讨了《科学和宗教关系的沿革与未来》，他主要谈了三个问题：一是科学与宗教关系的扭结；二是科学与宗教关系发生变化及其后果；三是面对这个后果我们应该怎么办。针对如何面对后果问题，他用“三个苹果”的隐喻，从“禁果”到“科学发现之果”，再到我们正在寻找的第三个苹果——“建设性之果”，这是间性原则的核心，即文化之间相处的原则高于各个文化自身的原则。

武汉大学的赵林教授从历史的视角阐释了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北京师范大学的张百春教授在发言时强调，宗教只能是科学发展的背景。武汉大学的周玄毅教授介绍了近代经验科学的司各特主义。中国政法大学的张秀华教授报告了怀特海以来的过程思想家们对科学与宗教关系的考察。武汉大学的刘小英教授从唯物主义视角，考察了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并认为有必要重新解读马克思有关宗教问题的论述。中南大学的吕錫琛教授通过对道教科学家葛洪的个案分析，介绍了道教与科学的关系。

通过会议的交流，与会学者深刻地认识到，对于西方来说，世俗化而不是科学，是宗教的敌人；对于中国而言，科学与宗教的对立是特定政治环境和社会实践下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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