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9日至12日，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在美国波士顿沃克国际文化交流中心（Walker Center）召开了为期四天的“2010年基督教与中国学术年会暨第六届中美学者宗教对话学术研讨会”，30多位中美学者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主题为“科学与宗教”，围绕这这个主题，与会学者们发表了25篇学术论文，从多个视角研讨了科学与宗教的问题。

一、 宗教研究与解读的科学路径

在会议的开幕式上，美国波士顿大学的卫斯理·魏德曼（Wesley Wildman）教授作了《宗教的科学研究》的报告。在他看来，宗教本身的科学研究有四个领域：社会学、心理学、生物学和医学，而且它们之间有许多交叉，如宗教与属灵经验的研究就包括上面所有领域。由于每一个领域的学者和专家都有局限，所以设置科学与宗教研究，可以整合各个学科的知识。接着他介绍了宗教的科学研究的几个具体例子。一是对于宗教信仰的进化论起源研究，考察进化的分支、副作用，以及进化适应等。二是对于宗教体验的定量研究，目前有26个领域。通过研究发现，宗教体验不同于平常体验。三是对于宗教暴力的科学研究，用电脑分析对比人与人之间交流的结果。魏德曼教授的发言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极大兴趣，他的研究方法在中国还是罕见的，对中国学者颇有启发。

二、 从西方哲学的角度看科学与宗教

武汉大学周玄毅教授在发言中着重讨论了近代经验科学的司各脱主义背景，以期给出“李约瑟难题”的一种新思路。在他看来，国内学界在回应“李约瑟难题”时存在一个令人深思的理论盲点，即忽视科学形成过程中的非理性因素，对基督宗教内部的思想资源关注不够，因此，有必要从中世纪晚期经院哲学内部的分歧出发，对孕育近代科学精神的司各脱主义思想有更多关注，从后者所蕴含的唯意志论神学、经验主义倾向、简单性原则以及对理性进行限定的思想，来重新理解近代实验科学精神的产生。

中国政法大学张秀华教授在其报告《走向科学与宗教的一种整合：从过程思想来看》中指出，以怀特海为奠基者的过程思想家们，通过确立自己的中介地位和中间路线，试图整合科学与宗教到基督徒的历史性生存结构中，使二者从冲突走向融合。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候选人刘益宇研讨了《拉塞尔关于科学与神学的“创造性互动”方法论》，认为拉塞尔提出的“创造性互动”方法论是当今科学与宗教领域最具建设性的创见之一，强调从科学和神学两方面出发，走向两者的动态而又对称的互动，为科学与神学关系带来新模式。

波士顿大学博士候选人单传航以《论宗教与科学的统一关系》为题，通过阐释伊恩·巴伯的宗教与科学的三种神学模型，探讨了科学与宗教的统一，否定了进化论在科学与宗教统一关系中的命题合理性。他从基督教角度，运用科学方法，提出建立新型的统一关系模型——验证神学。这种“验证神学”能将神学中的推理认识论和科学中的实践方法论结合在一起，从而深化宗教与科学之间的统一关系。

武汉大学的赵林教授在会上做了《从西方文化的历史发展看科学与宗教的辩证关系》的报告。在他看来，在西方文化中，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并非一种一成不变的模式，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调整、变化的一种辩证关系。在中世纪，教会攫取了绝对的专制权力，而科学与哲学只能仰承宗教之鼻息，完全不具有独立地位。随着近代理性精神的崛起，科学开始逐渐摆脱宗教的影响，二者之间的关系发生根本性逆转，最终导致了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对宗教信仰的猛烈批判。但是，这种激进的宗教批判并没有从根本上摧毁西方人的宗教信仰根基，相反，它导致了科学与宗教之间的一种共生和互补的新关系模式，至今仍然深深地影响着西方人的精神世界。

北京师范大学的刘孝廷教授作了《科学与宗教关系沿革的实质及对策》的报告，他认为从宏观上说清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是不容易的，因为二者关系远比人们想象的复杂，永远不可能归于一成不变的看法。因此，他围绕揭示科学与宗教关系的本质，着重探讨了三方面问题：第一，科学与宗教关系的扭结。 第二，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实质。第三，协调科学与宗教关系的中国思路。由于科学与宗教的张力关系是现代西方文化的固有特征，因而不可能在其视域内整合。但，中国阴阳思维模式对理解科学与宗教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中国大陆更应表现出对自己古老文化传统的敬畏、对一切外来文化的尊重，特别要努力健全社会，探索文明对话的中国经验。

三， 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科学与宗教

中南大学的吕锡琛教授以东晋兼道教徒和科学家于一身的葛洪为案例，来说明宗教与科学的关系。葛洪的成就取得与其思维方式、认识论有关。他在回答神仙的质疑中，揭示了人的有限性。获得的感官经验和知识绝对少于未知事物，所以不要用固有知识来排斥异己和未知事物，不要盲目自大。这种认识态度和思考方式是很好的，有助于科学创新。因为科学探索动力就是对未知事物的好奇。

波士顿华人圣经教会的谢昌礼先生则从科学启发与成长的文化背景省思科学在今日中华文化中的角色。他认为以逻辑（欧几里得几何）与实验为准绳的科学，的确为文明的进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反思文艺复兴时代的科学史以及中国过去30多年取得的进步，对于我们整合科学与中国文化遗产有借鉴作用。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蔺桂瑞提交给会议的论文是《中国道教文化与人本主义心理治疗》。她指出，许多西方心理治疗专家和心理治疗方法都吸收了道教思想，因此研究中国道教思想与人本主义心理治疗的关系，有助于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对心理治疗的价值，促进东西方文化的融合。

四，科学与宗教的互动

美国剑桥圣公会神学院鲍福来（Frances Bogle）教授在发言中首先提醒大家，基督教有众多宗派，因而宗教是多元性的。她认为，对科学与宗教的讨论是一个古老话题。许多宗教都有对宇宙地球的看法，特别是当科学的新发现对宗教组织的信仰有挑战时，宗教组织会有一些强烈反应。近代哥白尼被开除教籍，是因为他的科学改变了当时教会的信仰，这是难以接受的。上个世纪美国科学家发现了妇女的避孕措施，但遭到天主教会和保守教会的反对，该产品很难在美国推销。上帝创造的世界能满足我们的需要，也能让我们认识世界，并荣耀上帝。所以，基督徒可以把宗教信仰与科学技术结合起来，去治愈、保护地球。必须看到，这个世纪的挑战就是如何用信仰和科学技术去创造和谐的世界。

北京师范大学的张百春教授在《作为科学背景的宗教》的报告中强调，一般把科学与宗教看成两个对象的关系，从逻辑上探讨二者有关、无关，而严格说来，宗教只是科学发展的背景。因为，在狭义上理解科学与宗教，科学指科学定理，宗教指基督教。几乎所有科学定理都与基督教有关。现代社会诞生了一切，基督教在完善自己，新教的产生就是对基督教的完善。此时，在基督教土壤上产生许多“花朵”。科学、哲学被孕育、生长。这就是基督教与科学或与文化的关系。

美国基督中心的黄敏杰博士从“7个R”即实在、合理性、启示、偶然性、重建、救赎、和研究等关键词出发，讨论了在科学与宗教以及二者之间的冲突与整合过程中，它们的互动关系。进而，试图说明单纯科学信仰不足以坚固可持续的先进文明之基础。

哈佛大学硕士研究生Holly Norwick在会上的发言是《美国神学生的宗教与科学观》，她主要介绍了普通美国大学生是如何看待宗教与科学之间关系的。

武汉大学的刘小英教授在《从唯物主义角度看宗教的意义》的发言中指出、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国的社会道德明显停滞，产生很多社会问题。而宗教信仰有助于这些社会问题的解决。

美国邦克山社区学院硕士生李林在《进化？抑或创造？- 进化论中的矛盾》的发言中，对进化论的证据提出质疑，认为进化论仍是一个假说。

波士顿麻省福音堂的何若珍牧师在《基督教的科学观》的发言中，讨论了来自基督教《圣经》的科学观问题。

五，科学与宗教冲突吗？

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的王忠欣博士在《神话：宗教与科学冲突？》中指出，关于科学与宗教冲突的说法，主要是由激烈反对基督教的人所推动的。影响最大的是1874年德拉裴出版的《宗教与科学冲突史》、和1896年怀特出版的《基督王国中科学与神学的战争史》，从此，“战争”开始成为人们描述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形象语言。“冲突说”之所以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与19世纪欧美大众不断增长的世俗化思想有关，以至于想当然地相信科学与宗教处于冲突中。今天，西方主要的科学史家已都放弃科学与宗教相冲突的观点，但作为一种神话还残留在大众中。

美国汉森学院的肯尼斯（Kenneth Arndt）教授在《科学与宗教：一种西方基督徒学者的观点》的报告中认为，有一个流行的神话，该神话被科学共同体中的一些人所强化，使许多人相信科学和宗教之间有“战争”。而他则基于科学与宗教的基础拒绝这个神话。显然，科学与宗教都是基于某种关于实在的假设，这些假设本应该被称为信仰陈述。这些假设是必要的，因为人是有限的存在，而思想或观察并非由无限的知识或无限的视域构成。

六，宗教与生态

波士顿神学研究所的罗德尼·皮特森教授（Rodney Peterson）介绍了美国神学院中的科学与宗教研究。他认为宗教与生态而不是宗教与科学成为美国神学院教学的一个重要教学内容，因为生态问题在美国非常重要。美国有些宗教学术组织推动科学与宗教的对话，目前最关注的问题是宗教与生态、环保问题。最后，他得出关于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基本结论：一是更长远地思考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是必要的，以满足环境的挑战；二是对全球伦理发展的进一步思考需要关注意义和技术的运用。波士顿大学硕士研究生Anastasia Kidd也在会上介绍了《生态学与神学教育》，特别是学生的实践参与活动。美国麻省爱德华兹教会的Debbie Clark牧师在《教会参与生态保护的途径》的发言中，介绍了普通基督徒参与生态保护的情况。

会议期间，与会学者还参观了波士顿的美国非洲裔基督教会，并参加了他们热情奔放的主日崇拜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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