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5日至7日，由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和沃克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联合主办的2009年“基督教与中国”国际学术年会”、暨“第五届中美学者宗教对话学术研讨会”，在美国麻省牛顿市的沃克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举行。这次学术会议的主题是“基督教与中美文化的重建”。来自中美两国的30余位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学者们提交的学术论文涉及哲学、宗教、历史、心理学、文学等多个学科。

一、文化重建的宏观问题

不论中国还是美国，都希望为了社会的秩序与美好而奋斗。然而，现阶段共同的难题却是社会的紊乱。美国Hesser学院的Kenneth Arndt教授指出，造成社会紊乱的原因是政府的失败和社会伦理的失败。人们在生命意义上达不成共识。Arndet试图给出一个基督徒的回应。人类文明问题之根在人性上，如人们的贪、情绪和自我中心，按人性的缺点生活会导致人性的孤独。人让自己孤独化、陌生化，改变必须来自人的本心。基督徒的改变是自下而上的，从人心改造开始来改变社会。Arndt相信，只有上帝能帮助我们，让我们重生：圣灵能够改变我们，让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神法是至上的，这种法律可以解决终极关怀问题。如果Arndt的观点正确，那么，基督教在中美文化的重建上都将扮演着重要角色。

武汉大学的苏德超教授认为，基督教在中国文化重建中角色的扮演，取决于它能否有助于理性精神的重建。因为，中国文化重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理性精神的缺乏。这一缺乏由中国传统文化造成，近现代历史境遇加重了此种状况，特别危险的是，后现代文化思潮正在推波逐澜。然而，改革事业本身呼唤理性精神的回归或再造。相应地，四川大学的陈廷湘教授道出了中国文化另一方面的缺乏：信仰的缺乏。他引用蒂利希的话，上帝是意义之源，向人间派发全部的意义。但他接着指出，中国文化从来就缺乏这个东西。由于缺乏信仰，所以惟靠知识分子的道德说教。但无信仰根基的道德容易流于空泛。宋明理学想要建立一个宏大体系以维系信仰，但逻辑发展到“天理即吾心”之后，信仰就被彻底解构了。虚无主义开始流行，《红楼梦》原是一场虚境幻梦。近代中国的信仰之旅更多地是为了现世的快乐生活，而并未能给生命一个终极的关怀。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孙玉忠教授着重探讨：曾经先进的技术与法律为什么未能让中国成为文化繁荣、长治久安的国家。与苏德超强调理性精神的缺乏、陈廷湘强调信仰的缺乏不同，她主要将此归结到责任伦理的缺失上。通过引入马克斯·韦伯的理论，她认为，基督教尤其是新教伦理对于中国文化的重建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基督中心的黄敏杰牧师也认同当代世界对人类构成重大挑战，而美国基督徒的使命则是，要在极大的挑战中重振信仰。他反对以人为本，呼吁以神为本。在将基督教文化总结为7C，将中国文化总结为7H的过程中，他论述了基督教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及其对中国文化重建的启示。

中央民族大学的何其敏教授试图将整个讨论放到多宗教而不是某一个特定宗教的语境之中。以中国云南省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宗教多样化形成的两个个案为基础，她指出，中国的传统宗教更多是在制度层面、社会功能层面发挥作用，因而，我们需要注意到中国传统宗教与西方制度型宗教的不同。当然，共识总是存在着：诉诸文化建设为现代社会中的人建构一个有意义的文化空间，这依然是一个时代课题。波士顿华人基督教真理堂主任牧师庄祖鲲博士则从另一个角度提醒与会者，西方文化不止是基督教文化，还有希腊文化、罗马文化等。

二、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互通及其对基督教的理解

美国田纳西大学荣休教授William Stillman谈到了中国文化与圣经传统中许多相契合的故事或习俗，比如，大洪水、血约、天命、献祭系统等。他认为，圣经中包含的真理，对于中国和美国同样亲近或者同样遥远。为了让我们了解人类和认知上帝，需要多学科结合。然而科学并不能解决终极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应当发展出对圣经的信心。否则，就算头脑告诉真理，心里也不一定相信。美国高顿康威尔神学院神学生李民举进一步引用大量文献表明，基督教文化早已渗入到中国文化的血脉之中。他特别阐释了羊左故事嬗变过程中的景教影响因素。中华文化不是与南亚文化、而是与旧约时期的西亚文化关系更为密切。中国人民大学的何建明教授也明确表示，基督教文化已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五个部分：儒佛道伊基。他研究了吴雷川这一个案。吴雷川的进化神学显示出了独特的意义：进化是上帝的真理，教会与释经方式也应与时俱进，通过进化来改造社会，将天国建立在人间。吴雷川的思想既是基督教思想对现代思想的回应，也是中国思想对现代世界的回应。哈尔滨师范大学张明雯教授则指出，基督教已经融入到一个城市的记忆当中。以近代哈尔滨为案例，她记录并探讨了哈尔滨基督教的发展、教堂的建筑及对哈尔滨的影响。北京化工大学的郭菁教授试图表明，我们在这一切之外还能找到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在思想上的一个对接点：他者。基督教文化体系与道家思想都蕴含着以他者为中心的他者伦理。郭菁分别从他者的中心性、大爱的超越性、他者的拯救等方面进行了阐述。

北京大学的田玲教授从大学文化角度表明，中华文化存在着对基督教的需要。她讨论了北京大学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变迁，批评当前大学功能的普遍异化，并认为，一个失去普世价值追求的大学与一个没有信仰的大学是相应和的。她指出，我们需要加强对基督教大学的研究，大学需要基督教的拯救或者某些帮助:：真正的大学是强调全人的大学，而不是只有头脑的大学。

如果中国文化需要基督教，则不可不注意到中国文化对基督教的理解问题。高顿康威尔神学院的神学生Ginger O’Brien提交的论文，从信息论角度探讨了基督教信息传入中国会遇到的加码与解码上的双重困难。一方面，基督教要传入中国，有一个加码过程，而一方面，中国要理解基督教，有一个解码过程。作者在文中指出，当代中国思想的框架可以被看成是几千年来各种哲学思想的融合，作者对中国文化的这种融合主义倾向进行了辨析，并强调，在这种倾向之下，有必要强调福音信息的历史性和“已然而未成”的末世观。

波士顿学院教授吴秀良博士谈到了《圣经》中的一个关键概念——“心”。心在《圣经》中指人的哪一个部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吴秀良教授以圣经人学为基础，分析出了“心”的不同结构部分。这些不同部分，对应于不同的汉语理解。高顿康威尔神学院的神学生匡书仪讨论了另一个重要概念“sin”的翻译问题。在考查希伯来文与希腊文相应字根的种种含义之后，得出结论：“罪”虽不能准确翻译，但比“过”译得更恰当。尽管用中文表示圣经有种种问题，但武汉大学的荣光启教授指出，中文《圣经》是汉语的精髓。以和合本为代表的中文《圣经》，其语言是文学性的，在“意思”之外，译本借助独特的句法、节奏、韵律，有比精确意思更丰富的内涵。现代中国“白话文运动”试图造就的民族共同语——“国语”，其最好的范本就是和合本《圣经》。

三、其它相关问题

基督教与伦理或慈善。美国国际希望基金会的Stuart Glasby以他个的人经历为基础，讲述了国际基金会在当今中国的慈善事业。四川大学陈廷湘教授提交的论文回顾了基督教与近代四川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波士顿大学博士候选人单传航探讨了基督教伦理学中对弱势群体特别是对穷人的看顾。《圣经》中有大量相关内容，而以奥古斯丁、阿奎那等为代表的神学家和以宗教改革运动、新教宣教运动、社会福音运动等为代表的基督教运动都涉及到了这一主题。沃克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的Susan Smith以该中心的功能演变为例，谈到了款待对于行款待者与被款待者、还有所在社区的、包括“退修”与“更新”在内的多重含义。

当代有许多社会问题。这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认同。有生态的问题，麻州惠顿学院的Barbara Darling-Smith教授表示，面对生态危机，要善于从各种宗教中汲取有益因素来应对。也有心理的问题。南京直面心灵咨询研究所的王学富博士谈到了伤害与医治的互动，这既与个体相关，也与民族相关。波士顿大学教授Linda Schiller介绍了能量心理学的相应疗法与果效。麻州爱德华兹教会主任牧师Debbie Clark用丰富的例证显示出，地方教会对社会问题的种种态度，以及在美国文化重建过程中的全面担当。和平正义促进会的鲍福来博士特别表明，艺术和灵性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是怎样的。

基督教要在中美文化重建中发挥作用，需要培养基督教的人才，传播基督教的理念。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董事许基康先生介绍了神学教育在互联网时代的发展。

高顿康威尔神学院的祝峥嵘、匡书仪、和波士顿大学的矫捷、单传航为本次会议提供了高质量的同声传译。在此，想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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