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道学刊 第四辑 二零二一年 秋
Si Dao Journal No.4 Autumn 2021
内容摘要：约是一种文化和文明规范。人类已经历了有神论信仰中神人立约的“神约”时代，和近代启蒙运动所推崇的人人之社会契约的“人约”时代，而进入到现今技术和人工世界突飞猛进导致自然岌岌可危不得不与自然重新立约的“天约”时代。这既是“第二开端”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生态文明建设得以实现的思想根基。虽说“三约”皆“约”，但随着立约人主体地位之变化及成人之道的逻辑展延，“约”之涵蕴与实现难度也大为不同，并最终沿着“信-爱-望”的制序形成整体循环。就此，天约不仅重建了人天关系，也实现了不同含义之“约”的统一，因而是约文化的整体完成。
人与自然（或环境）的关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问题。国际社会几十年的学术探究与实践表明，仅仅通过认知理性的路径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而必须诉诸信仰层面，提高人与自然的关系层级，“与自然有约”即是这一诉求的展现。
一、约之涵义与形态
根据《说文解字》，“约”作为一个汉字，其结构是左边一个角丝，右边一个“勺”。“角丝”是绑的意思，“勺”是专注于某一点及专取一物之意。“绞丝”与“勺”放在一起，有专对某一物进行绑定的意思，就像我们的手机支付都要绑定银行卡一样。引申说，就是专门就某件事情给出不可更改的一种承诺。中国古代讲博闻约礼，就是说这人知道的很广泛，又很遵守礼法。如果在西方话语中讨论，“约”通常指的是《圣经》里的“新旧约”。推而广之，“约”其实是一种文化或文明规范，“与自然有约”也就是重构人与自然之间的契约关系。
通常，人有三种境遇化关系，一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种是人与他人或他者的关系，再一种是人与超越者的关系（不管超越者是神或其他，但总是理念上讲的一个超越性维度）。而历史上真实的思想进程是这样的，人首先跟具体自然如外在的天和地打交道，然后逐渐从天地崇拜分化为抽象的超越者崇拜和具体的祖先血缘崇拜；启蒙运动之后即世理性凸起，人类开始推崇自己，其他的则什么也不拜而被袪魅或“退隐”了，其中最严重的后果之一就是自然死亡了。当然，我们今天所说的人与自然关系和启蒙运动前后在基本涵蕴上也有很大不同。正因此，虽然“约”的思想源于亚伯拉罕宗教，但含义却普遍化了。回首人类文明，可以看到“约”有两种划分方式，第一种是宗教的划分方式，第二种是普泛的划分方式。宗教的专指亚伯拉罕宗教的划分方式，讲的是《旧约》和《新约》。当然，19世纪末以来还出现了新旧约之外的“第三约”称谓，其中德国哲学家尼采和俄罗斯作家梅列日科夫斯基呼声最高。而从普泛尺度的划分看，不论《旧约》《新约》，讲的都是人和神立“约”，可称之为“神约”；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升到时代视野的核心，开始广泛出现人和人立约，西方叫民约或社会契约运动，可统称“人约”。今天人类全体重新与自然立约，也就走向马克思所说的“彻底的人道主义和彻底的自然主义协调统一”的新时代，这里的人是完人或类人[2]，道是天道，所以叫“天约”。
（1）关于神约
神约也就是犹太-基督教的《旧约》和《新约》。这里虽然有二次“约”，但按照《圣经》说法，都是上帝认定了的，所以具有神圣性。根据《圣经》记载，《旧约》是上帝通过摩西给犹太人立的，其成果就是《摩西十诫》；《新约》则是上帝之子耶稣来到人间与万民重新立约。耶稣改造了《旧约》中的严厉管控模式而代之以爱和启迪的仁慈模式，为基督教成为世界性的普世宗教奠定了基础。晚近以来又有人提出“第三约”，比如尼采塑造了一个“超人”查拉图斯特拉，甚至称自己的同名著作为“第五福音”，而梅列日科夫斯基则直接写出了作品《叛教者尤里安》。与此相近，海德格尔没有直接讲“约”，但他一生中的信仰变来变去，后期《哲学论稿》副题“从本有而来”在读者看来就内含着“约”的成分，因为他一直讲要响应本有之“召唤”而往回返，以便进入“第二个开端”（如同复乐园）。所以，如果忽略了海德格尔思想的宗教默秘性[3]，就无法充分理解《哲学论稿》的内蕴，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觉得该书难读的原因之一。就“第三约”而言，虽然多少都有叛教性质或敌基督色彩，却可能是基督教这种拯救文化内部的一种反动，因为凡反基督者又多以基督自居，这在西方是一种惯常模式，就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后现代不过是“现代性未完成的一个方案”而已。而如果转换到文明的视角看，则人类文明的总模式都有这种“失而返”的“伊甸园模式”或“浪子回头模式”的影迹。[4]
第一种“约”的根本是强调“信”和神的威严，所以也叫律法，这和早期的律法时代有关联，其对人的规范比较刚性，“信”中也多少带有强制性。而第二种“约”则采取以爱为代表的开放的劝勉模式，突出爱上帝和爱人如己，这与中国古代从早期商文明进入周文明之由巫入史、由史入礼、制礼作乐而推崇礼乐文化颇多相似处，因为乐理通心。当然，爱是人类文明的情感总纲[5]，基督教讲爱，希腊文化讲爱（爱智慧），佛教讲爱（怜悯），儒家也讲爱（仁者爱人），这是轴心文明时代的一个普遍性发明，是文明的一个地平线。至于第三种“约”，其核心应该是一种盼望或指向未来的希望，属于工业社会以来带有宗教情结的思维范式，就像当代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讲的希望原理和莫尔特曼的希望神学或信仰一样。可见，神学视角的三约实是一种信爱望的历史观。
（2）关于人约
人约是与启蒙运动相伴的社会文化现象，因为通过文艺复兴和近代产业革命引发的世俗化社会变革导致了人“变”得“自觉自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直接而明确了，为了规范交往，就必须在人际间立约，这就是社会契约论的现实基础。这里有一个普遍的文化背景，也就是康德所讲的实践理性的三大公设——意志自由、灵魂不朽、上帝存有[6]，说明人约根本上是以神约为前提的。而按照吉莱斯皮《现代性的神学起源》之逻辑，人约无非是新约的赠品[7]。只不过人约开始突出个人的地位和价值，强调一个理想的世俗社会必须建立在人和人之间、人和政府之间的契约关系上。其中，人和人之间是原生性关系，人在与政府关系中的角色是重要的，他们有权决定和变更政府的形式，决定政府的存亡，甚至可以通过包括“起义”的方式来推翻违约的管理者。
今天看，启蒙以来最核心的概念之一是个体。此前对个体人的研究一直很薄弱，真正的思想突破来自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他从本体论上直接揭示了人的个体的存在状况及其“旷野呼告”般的极端状态，从而成为存在主义的先驱。随后直到20世纪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讲此在，个体的思想终于得以在哲学上完全确立。西方的这个思路很有价值，因为它告诉我们，人类已经进化到个体这一地步、状态和水平了。而我们东方的人学在人的进化方面还面临很多前现代问题，东方社会生活中的许多怪现象，其根本特质就是前现代，其个人从个体精神和人格方面看还是有严重先天不足的，基本上还是一种“半成品”。对此，思想史家侯外庐先生曾说中国是臣民意识太重而“国民意识晚出”[8]，可谓一语中的。
目前人约的最高成就是全球伦理之约，即1993年在芝加哥召开的全球宗教大会发布的《全球伦理宣言》，因为它讨论的是全球文化间的伦理。同样在1993年，还发生了另外一个重要的事件，即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在《外交学刊》发表了一篇著名文章《文明的冲突？》（次年扩充为《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著作出版）。亨廷顿从反向揭示了文明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今天日趋激烈的国际对垒正在印证他的预言。
（3）关于天约
由于中国古人习惯把自然界叫天，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叫人天关系，所以也就可以把人与自然之间的立约叫“天约”。在古代，人天关系是基于一种神秘的灵性和现实力量而建立的，因为那时的人很弱小，面对广大而神秘的力量,普遍地形成了自然崇拜现象。近代以来人的感性力量崛起，特别是随着劳动阶级的崛起和社会利益的运作而出现了经济人、理性人等，于是自然竟然变成了人和人之间不断竞争和攫取财富的第三者，最终导致资源枯竭、环境破坏、全球污染，很快就到了不可逆的地步。对此，人们挖空心思地想了许多对策，从物理学到伦理学再到心理学直至信仰学，思路一直攀升到无以复加，却越来越难以操作和落地。为把问题具体化，此处重拾“约”的思路也是想在理性层面给予更好的说明与诉诸行动。
二、天约之基及实践
人按其属性而与自然之间存在四个向度的立体关系。第一个是事实关系，即很多人所说的人从自然中来又在自然中生活的状况，这种事实关系是种功利关系。第二个是情感关系，即人类如同感恩父母养育一样感恩大自然，以及与自然相伴和审美移情等所产生的亲密关系，这是建立人天关系最基本的心理基础。第三个是伦理关系，即因情而生出关怀和责任，以及对其他人之利益与权利的尊重。第四个是信仰关系，即把自然当作一个被崇拜的超越维度之对象或“神”，进而建构一种“约”的规范。显然，第四个关系既是人天之间的最“高”关系，也是人之精神的源初关系，而且从历史上看，人类每一次新“约”都多少推进了文明的进步，所以今天从“约”的立场审思文明本身应该是有很大探索空间的。
“约”的重兴有其特殊背景和原因：
其一，源于时代之运势。前已提到人类文明从人伦到天伦，这是伦理范围不断向外拓展的一个趋向。现在比较难的是，除了现实前提，如何找到它的思想基础[9]。中世纪后期关于自然之书或普遍启示的讨论，把信仰从圣经的个别启示一直扩展到自然界的普遍启示，可以看作是完成了对上帝所创世界的全然包罗，具有重要思想铺路价值。当代中国哲学家北京大学张世英教授在“2018年北京世界哲学大会”启动会上也表述了一个很重要的支撑性观点：无论东方西方，所有的哲学其实都可以归为三大历史环节，早期的天人未分时的原始状态，如希腊早期哲学、中国古代思想；中期的天人相分的形而上学时代，大约是从古希腊到当代哲学；后期天人重新合一的后天人相分时代的哲学。当然，诸如此类的相近划分还有很多，都可成为普泛的论理基础。最后，仿照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中的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可以附会一句“生态必须被信仰，否则环保就没指望”。
其二，源于约与文明的对应性。从文明的角度看，“约”指称着不同的文明时段，其中神约代表的是古典的黄色文明时代。对此，日本近代地理学家梅棹忠夫就提出过“文明的生态史观”。他把世界地图从非洲中部一直到亚洲正北之间画了一条闻名的斜线，解释说所有的黄色文明全在这条斜线的两侧；然后，又按垂直于该斜线的角度继续延伸，越过黄色文明就进入了近代的蓝色文明区，包括绝大多数海洋国家；如果再按垂直于斜线的角度往前延伸，就到了21世纪的绿色文明区，而日本就在这个新区域中并且居于排头兵或主导地位。如果忽略梅棹理论的民族主义成分，即可发现其说法与“约”也有大体对应性，如启蒙运动以来的人约使人类进入蓝色海洋文明，海洋文明和市场经济的个体理性主义又是配套的；而现今的天约作为绿色生态文明准则，则是以相对论为基础的太空时代的赠品。虽说“三约”都是“约”，但其中人的主体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从狭隘的民族性走向全人类再走向全宇宙，从早期被动的刚性束缚走到现今有主动权利的自我调整，从而导致“约”的含蕴和结构甚至难度也发生了变化，原因在于越是主动和个体化，就越是不好“约”，因为你得跟每一个人去商量。典型的例子即如世界上最难运行的往往是民主政体，因为众口难调。
其三，源于“理想即是约”。人类文明正在发生剧烈的时代变革，当前社会有许多未来主义思潮推崇遥远的理想社会，而理想的实践就是约，因为我们为未来的理想目标而奋斗，就得由理想生发出若干准则来约束自己，这是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因在现实中的体现。即如中国大陆所倡导的 “共产主义道德”及所谓“三观”等，其实都不过是约的换一种表述而已。
古往今来已经积存了许多天约思想财富，只是都从当时视角谈的。其实，天约的根本内容就近而言无非是先达成生态信仰。但生态不是一个具体物，而是生物或生命系统谐和旺盛的一种生机状态。生态虽然有非常广泛而深远的宇宙性意涵（包括太空移民等），但是鉴于目前人类还主要生活在地球上，因此当下生态信仰的根本仍是要落实我们对地球极其表面环境的责任，落实到对我们脚下大地的态度上，因为这是一切地内生命存在的基础。于是，生态信仰的当下焦点就是信地球（大地）及其有机的神圣性。具体包括：
（1）地球是个超越的独一的生命有机体或超体（此方面有著名的盖娅假说）。
（2）地球是宇宙间独有的恩赐物，对人类具有不可替代的独一性。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发现其它星球存在生命，即或存在，人也是按照地球的尺度被孕育的，其最适宜生存的地方还是地球。
（3）承认大地的根本性以及大地与人类的母子互属关系，大地因而是我们人类必须敬拜和谢恩而不能随意更改特别是破坏的存在，这显然是一种新的大地图腾。
（4）恢复和推行老子的“人法地”原则，借助中华传统地母思想资源来提升大地的信仰学地位。[10]
（5）基于大地的“地无私载、普惠众生”原则，在多样性和有机原则基础上善待他者与众生。
（6）严格自律和抑制，以立法与禁忌方式抵制无度发展（生产和消费），借助《创世纪》中的“托管”思想来帮助和等待大地恢复生机。
最后，根据信仰学原理，生态信仰还包含一系列相关内容，如生态观念、生态认知、生态情感（万物有情或共情）和生态实践等。比如针对大地，就包括神奇和神秘感（大卫·格里芬的“返魅”），伟岸和壮观感（康德的美感），内蕴和能力性（海德格尔本有的不可超越性），敬畏与感恩（如施韦泽与佛教等思想）。但这些仍属“散”观，人类要往前走还必须找到文明自身的内驱力，从根本上推动约的实现。由于“三约”的缔约方中都有一方是人，所以约的转换与实现也只能从人入手。启蒙运动以后特别是20世纪以来，通过对个体的审思，人类发现了自身的一些奇特禀赋，也即人作为一个未完成者的内在趋力是实现（完成）自我（如马斯洛心理学），虽然这一秉性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和不同个体身上有不同体现，甚至展现为一个趋力系列，大略如“暴力—利益—精神”等[11]，但这些动力表象背后的根本性质是一致的，那就是人要成人或去是人，这是人的天命，而无论其为个体抑或族群。今天，在人类文明经过几千年的艰苦历程之后，精神作为一种存在性动力或内驱力应该成为主导性的。海德格尔在《哲学论稿》中说，我们应该从好奇转向抑制，把抑制作为文明的情调[12]，这是一个超越感觉的高级精神环节或措施，因为好奇可能来自生命的基因，而抑制则来自文化或文明的模因（Meme）。对此，《中庸》强调成是“双成”：“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中庸·第25章》）马克思也说“人就是人的世界”[13]。可见，真正的成人是成己与成世界的统一，而且往往是通过改造客观世界来改造主观世界，通过成世界的替“天”行道来成己。这才是天约能得以实现的根本基础。
综上，所有“约”其实都是“人”之约，是人自我认同和超越的基本尺度与形式，又都是以神约为基础的延展。“约”的实现必须经成人之道特别是通过启蒙和超越启蒙才有可能。如此三“约”，既按人的维度与成人之进程形成一个闭环，也是“信-爱-望”制序的历史性展开，以此实现文明之自我整合。其中，“旧约”重信，高扬信实至大权威和律法；“新约”主爱，强调爱上帝和爱人如己（造物主面前人人平等），尤其是爱之真诚要发乎于心；“第三约”的根本则是望，面向未来激发内在的信与爱，呼吁人类在危机面前团结一致、共赴球难。就此而言，天约不仅重新搭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信仰关系，把生态文明从价值论推进到存在论，从规范论推进到实践论，又化解和吸纳了第三约的合理思想，实现了不同含义之“约”的统一，因而是约文化的整体完成。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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