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道学刊 第二辑 二零二零年 秋
Si Dao Journal No.2 Autumn 2020
内容摘要： 科学、技术、社会和资本一体化的学术资本主义知识生产方式，以绩效原则催促着科技井喷式的发展，越来越远离生活世界，并对现代人的信仰生活构成了严峻挑战。这种挑战一方面是因为技术哲学的长期缺席，致使信众常常将信仰等同于信仰所依赖的信仰技术系统，将信仰技术形式的不同视为信仰的不同，甚至因为对某些信仰技术过于依赖而无法接受其它信仰形式，陷入到了宗教冲突的漩涡之中。然而，高新技术与传统信仰技术并不是对等的，信仰者在试图将两者兼容的时候应当谨慎警醒，以免失去了神秘性的维度，最终沦为资本技术系统的附庸。信仰者应该锻炼自己的技商，尽可能多地掌握不同的信仰技术，以应对高科技时代的挑战。
学术资本主义，是当今世界各国进行知识生产的主要方式，科学、技术、资本、期刊、市场、企业、职称、工资、权力等各个环节形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正反馈系统，共同推助科学技术按照绩效原则呈现出井喷式的发展[1]。换言之，作为知识的科学和作为应用的技术，两者已经无法区分开来，科学研究本身就已经处于功利性的市场经济之中，而技术应用的过程中又会产生新的科学研究课题。这种发展模式使得科技成果愈来愈远离常人的生活世界，普通大众也只能了解亿万科技产品中的很小的一部分，相对于由如此众多的科技成果所形成的科技环境而言基本上处于被动接受的半无知状态。于是人们便发明了“高科技”这一概念，用以表达渺小的人类个体在面临纷繁复杂的科技成果时所产生的“无知感”“无力感”“迷失感”“挫败感”和“局外感”。
一、高科技时代的信仰危机
因此，“高科技”这一概念的广泛使用，就已经部分揭示出了当今科技发展对人们日常生活所造成的冲击，这当然也包括对传统信仰方式所造成的冲击，以及更进一步所造成的信仰危机。
就作为个体性存在的信仰者而言，高科技所可能导致的信仰危机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高科技的发展可能会对信仰者的信仰内容产生冲击，例如，辅助生殖技术、基因编辑技术、脑移植手术、脑机融合技术、机械臂技术等科技手段的使用，已经严重挑战了传统信仰中关于人的神性价值的判断；另一方面，高科技的发展会对信仰者的生活方式（信仰方式）产生冲击，甚至间接消解其信仰的内容，例如，对于沉迷电脑游戏、手机游戏、（软）色情网站、（暗）黑色动漫、网络购物、即时通讯的人们而言，即使他们宣称自己是坚定的信仰者，其信仰也只剩下空洞的形式了，因为其信仰生活已经遭到消解。
在这一背景下，由信仰者所组成的信仰共同体（宗教团体）也将面临类似的挑战，在宗教层面呈现出信仰危机。例如，2014年在华盛顿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64%的基督徒男性和15%的基督徒女性承认每月至少浏览一次色情网站，相比较而言，非基督徒男性和非基督徒女性的比例分别是65%和30%[2] 。仅就这一调查数据而言，可以说，面对越来越容易获取到的色情信息，传统宗教信仰并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抵制效果。这实际上反映出了高科技所造成的传统宗教形式与信仰者生活之间的脱节：台上的牧师宣讲着“不可奸淫”的神圣教义，台下的信徒却与非信徒并无两样地被无处不在的色情文化捆绑着。简言之，高科技所导致的信仰危机确实存在，我们需要寻找突破的路径。
二、高科技时代信仰危机的致成因素
高科技时代的信仰危机，绝不是始于高科技时代，而是早已在轻视技艺的神学传统中埋下了种子，只不过高科技时代将这种危机凸显了出来。
自现代西方科学诞生之日起，“科学与信仰”便是西方思想界研究的重要主题，西方人不得不正视重大科学发现对传统教义所产生的挑战。随着时间的推移，日心说、演化论、宇宙大爆炸假说等理论，或者继续被保守的神学体系所排斥，或者被融合进了新的神学体系之中。但是不管是哪一种，信众都不得不正视这一主题。然而，相对而言，“技术与信仰”这一主题对于信众来说却仍然略显陌生。当蒸汽机、汽车、火车、轮船、飞机、电报、电话、电子计算机、手机等重要的技术发明出现时，并没有在宗教界引起过什么震动，似乎也从没有对已有的神学体系产生一丁点的挑战。然而事实上，技术的发展对信仰产生的深刻影响，是自信仰诞生之初就已经开始发生了，只不过由于技术与人的关系是如此紧密，以至于我们常常忽略了这种关系的存在，直到近几十年伴随着技术哲学、科技思想史的兴起，这一关系才得以显现。
首先，诸多当代技术哲学家从各自角度论证了人与技术的共生关系。现象学开创者胡塞尔，论证了数学化是现代西方科学的根本特点[3]；存在论集大成者海德格尔，指出技术的本质是一种解蔽方式，而现代技术是一种促逼着的解蔽（座架）[4]；美国技术思想家芒福德，通过梳理技术与文明的历程提出了“社会技术”、“巨技术”等概念，即人的社会组织形式也是一种技术，比如集权制度、民主体制、军队组织形式[5]；法国人文主义神学家埃吕尔，指出我们已经处于“无处不技术”的技术环境之中，我们的生活甚至已经受到了技术环境的控制[6]；美国实用主义主要旗手杜威，则将使用技术视为有机体活动的必要环节[7]；当代比较有影响力的技术思想家斯蒂格勒，通过对古希腊创世论神话“爱比米修斯的过失”的重新阐释，揭示了人就是集一切于一身的技术使用者的观点[8]；当然，不要忘了，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单独地撰写过技术哲学的著作，但他们也将使用工具作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并且将货币、工厂、生产方式等技术作为人类文明划分的重要参考……简言之，当代技术哲学家，已经不再将“技术”简单地理解为外在于人的“工具”、独立于人的“技术物”，而是将“技术”理解为内在于人的、与人协同进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次，从科技思想史的角度来看，现代科学的诞生取决于科学方法、科学仪器等技术的发明和使用。亚里士多德把使用技术视为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属性，他在《形而上学》中说：“唯有人靠技术和推理生活”；受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影响，中世纪后期延至文艺复兴时期的神学家、思想家开始注重技术的发明和使用，例如，大阿尔伯特、阿奎那都曾研究过机械技术[9]；十六世纪哲学家培根撰写了《新工具》，在批判经典三段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归纳法；十七世纪哲学家笛卡尔撰写了《方法谈》，提出了演绎法并构建了二元论的机械论哲学；主要生活于十七世纪的莱布尼茨，尤其注重技术的发明和使用，在科学方法上实现了演绎法与归纳法的综合，在机械技术方面发明了能够进行加减乘除四则运算的机械计算器[10]，在数学技术方面发明了组合数学、二进制算数并独立于牛顿发明了微积分，等等；在十八世纪以后，科学因成熟的科学方法、不断改进的实验仪器的使用而得到飞速发展，技术也开始因科学的发展而发展，科学、技术、社会、资本、权力等环节形成了相互促进的正反馈系统，形成了当今的高科技时代。
资本的逐利本性，第一时间把握住了技术与人的关系，形成了控制的新形式。例如，商家为了推销产品，其营销手段已经从简单的派发传单、电视广告发展到借助于大数据分析的精准推送：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专属购物网站主页，呈现在他面前的商品一定是他最可能买得起的和最有可能购买的商品。再比如，伴随着游戏产业的发展，商家也开始将游戏的规则运用到管理之中，使得员工、客户也像玩游戏一样沉迷于自己的公司或商品之中：揭盖有奖、集齐卡片赢大礼等活动已经是最简单的销售策略，简单的明星代言已经发展成由粉丝见面会、明星微博互动、明星公众号互动、明星私生活爆点、明星带货直播、明星出游栏目等环节构成的促销系统，强制性加班的旧工业化管理模式已经发展成由免费班车、免费晚餐、报销打车票等环节构成的诱导式的自动加班系统[11]。
然而，当资本或权力运用技术及技术系统实施新的控制时，当消费社会、游戏社会、符号社会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世界的方方面面之时，传统的神学理论、传统的宗教牧养体系、传统的信徒信仰方式却仍然停留在对观念世界的改造，沉迷于对一个又一个神学难题的解答，执着于是和否、对和错、信和不信、正统和异端、属灵和属世等二元论问题的辩解之中。这种状况与始于轴心时代的东西方文明所存在的重道轻技的传统密不可分。在其影响下，人们对于思想中的变化极为敏感，甚至会因为对某一经文的歧义就大动干戈，可是对无处不在的技术却极为迟钝，甚至当其生活已经被某些技术系统所控制时人们仍对此几乎一无所知。
时至今日，技术哲学在学术界也仍然是无足轻重的分支学科中的分支学科、部门哲学中的部门哲学，对形式逻辑进行了深刻批判的实用主义几乎仍然被沉迷于思辨的哲学工作者群体阻挡在哲学门之外，神学界对于技术的反思就更是少之又少；直至，当高科技时代将潜藏已久的信仰危机凸现出来之时，仍然有很多信仰者对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三、信仰技术系统与信仰路径依赖
既然，人与技术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那么，涉及到信仰，我们也必须要明确：信仰也离不开技术，信仰的发展也离不开技术的发展，信仰的内容也因技术的使用而生成，信仰的行为也像人类其它行为一样存在路径依赖。
总体看来，经书、礼仪、信众、神职人员、崇拜场所、敬拜对象等六个环节构成了信仰者的技术环境（信仰环境），这些要素也成为信仰技术，这其中的任何一个部分的缺失或变动都有可能导致信仰形式的变化，乃至于导致新的教派的产生。非常典型的例子是，印刷技术的推广使得信徒直接阅读圣经得以可能，这是新教产生的前提；而在此之前，只有神职人员才能够阅读书写在羔羊皮上的厚重的、珍贵的、稀有的圣经。再比如，天主教和正教的主要冲突，表现在对圣像、圣画的理解上，前者将其视为拜偶像，而后者将其视为通达上帝的中介（桥梁）；然而，两者却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区别只是由于使用不同信仰技术所导致的，并且双方都没有任何理由来证明只有自己所使用的信仰技术才是最好的。
如此观之，在宗教史上，很多教派纷争不过是因为不同信仰技术的使用所导致的。当然，最容易引起纷争的信仰技术是“语言”：语言是一种技术，并且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技术，几乎所有的自然语言都带有抽象性、模糊性、多义性、歧义性、二元性等特点，容易造成非黑即白、非对即错的暴力性的二元论的思维方式[12]。在经文翻译过程中，会产生歧义；在经文解释过程中，也会产生歧义。然而，信众却常常将关注点聚焦于歧义的结果，而不能更进一步地意识到歧义所产生的原因。问题还在于，即使信众意识到歧义的来源，却也不愿意平等地看待不同的信仰路径，究其原因，这是由于路径依赖所导致的。人与技术永远无法分离，以至于人已经习惯了与某些技术的共生关系，乃至于这些技术已经成为他的一部分，于是，试图让他放弃这些信仰技术并改用其它信仰技术的时候，也就意味着让他放弃自己的信仰而成为另一种信仰的追随者；这的确是非常大的挑战，尤其是对那些将追求确定性和安全感作为信仰之目的的信仰者而言。
然而，只要信仰者意识到，他的信仰对象没有变化，并且意识到他自身对信仰对象的了解也是需要依赖于语言、音乐、礼仪等信仰技术才能通达，他与其它信仰形式之间的冲突就不再是冲突了，而是转化为不同信仰技术的选择和适应问题。例如，对于许多基督徒来说，使用念珠似乎就是佛教徒的标志，换言之，似乎基督徒是不能使用念珠的；但事实上，念珠不过是一种信仰技术，据我所知，台湾地区的天主教徒就在广泛的使用念珠祷告。同理，佛教有手抄佛经修行，基督教也有手抄圣经祷告；佛教有禅定坐忘，天主教在十三世纪也产生了以师长艾克哈为代表的密契主义，大陆基督新教也在流行泰泽祷告，伊斯兰教也有苏菲神秘主义；等等。当然，既然信仰者无论如何都离不开信仰技术，对某些信仰技术的坚持也是必要的，如此便构成了不同宗教或宗派的内核。例如，基督教认为耶稣是道，海德格尔认为古希腊的“道”就是“中介”“道路”“技术”的意思，汉语“太初有道”的“道”的本意也是“道路”“门道”“技术”的意思；换言之，在基督教看来，耶稣是上帝用来拯救世人的技术，正是因耶稣这一中介，信仰耶稣的人才得以成为基督徒。
主动选择并坚持某种信仰技术系统，与从不思考自己所处的信仰技术系统，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前者表现为更高层次的信，而后者则常常表现为带有盲目的信或狂热的信。其实，那些未能理解核心教义或根本不关心核心教义的信徒，对某一宗教信仰所保持着的那种令人难以理解的持久的热忱，可以解释为是对其所处信仰技术系统的路径依赖所导致的。甚至，某些传统宗教之所以能够仍然保持着繁荣的状态，也并不是因为其教义有多强的吸引力和时代性，而是因为其信仰技术系统足够紧致、足够保守和相互促进的正反馈机制，使得信仰者没有选择其它信仰技术系统的可能性，而只能生活于已有的信仰技术系统之中。
四、化解高科技时代信仰危机的途径
可以看出，所谓的“高科技时代信仰危机”，实质上是由于高新技术与传统信仰技术系统无法良好兼容所导致的。但这是否意味着两者应该兼容呢？是否意味着高新技术系统与传统信仰技术系统是价值对等的呢？是否意味着当代信仰者应该热切地拥抱高科技呢？
首先，诸技术显然并不是平等的，而是有层级区分的。其首要区分便是神性技术（神技）与人造技术（人技），这一组概念首先是在莱布尼茨那里得到了较清晰地阐明。他认为神技是完美的，而人技则是不完美的。这并不是说神技所造之器（神器，divine machine）都是完美无瑕的，而是从其整个世界是前定和谐之系统的角度来看，每一个被造物都是恰到好处的[13]；这也意味着神技及其所造之神器总是拥有一些神秘性、超越性、不可测度性，这也是莱布尼茨充足理由律的神秘性维度所要强调的：每一个事物的发生一定是有充足理由的，但是我们只是能够知道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原因。对技术首先做这种区分是非常关键的，信仰与一般知识的区别正在于其神秘性的维度，如果连这一点都没有了，如果把一切技术都等同，如果把信仰归结为是普通技术的衍生物，那么真正的信仰也就不存在了。
其次，技术的层级还表现在，在一个相互勾连组合的人造技术系统之中，有些技术是依附性的存在，有些技术则是被依附性的存在，例如，车门、车灯、车座均依附于汽车底盘而存在。在每一个信仰技术系统之中，均有一些根基性的技术模块是不可被取代的，否则整个技术系统也就会因为无处依附而不复存在了。打个比喻，高科技所带来的信仰危机，就好比是一位自驾远途旅行的人，在路边见识到了电视机的魅力，便给汽车安装了一台电视机，然后发现还需要打开顶棚安装一个天线杆和天线，并且还需要装备一个更大功率的专用发电机，还需要配一个遥控器，紧接着他发现汽车还是太短小了以至于根本没法看电视，并且狭窄的汽车也根本装不了这么多沉重的设备，于是他最终决定不旅行了，就住在酒店里看电视算了。打这个比方是想要表达，在学术资本主义时代，大部分高新技术其实是依附于资本而存在的，资本市场已经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技术系统，其逐利的本性是与信仰技术系统的超越性本性相抵触的。正如麦克卢汉所言“媒介即讯息”[14]，技术本身便承载着价值，承载着思维模式、话语权力和生活方式；而高新技术背后的运作机制是资本系统，资本系统便是高新技术的底盘。
最后，这并不是说信仰技术系统就不能够吸纳高新技术，前提是信仰者有能力把高新技术吸纳到自己的信仰技术系统之中，并服务于自己的信仰。例如，自驾旅行的人，也可以把汽车丢掉，根据情境需要改换步行、自行车、摩托车、高铁、飞机，只要这些技术能够使旅行者处于前往目标的正确方向上。但是，高新技术对传统信仰技术系统的挑战在于，它可能会使信仰者逐渐忘记了自己的使命，转而沉迷于高新技术；好比是，一个人已经习惯了开车旅行，当他发现前方已经没有了公路或者汽车报废时，他竟然就直接放弃掉旅行了，而不是尝试步行、骑行、轮船等其它交通工具；汽车所带来的舒适感，致使他对于汽车产生了高度的技术依赖，致使他甚至默认了汽车才是旅行的唯一正确的交通工具，从而忘记了自己的使命，忘记了其它交通工具，这才是最可惜、最可悲之处。类似情况，在信仰者中是确实存在的，例如，在疫情期间，一些习惯了声光电影十分炫酷的现代大型敬拜方式的信徒，会因为不适应线上敬拜而感到灵命衰微。
因此，我才说，高科技时代的信仰危机，并不是始于高科技时代，而是早就酝酿在了人类对技术哲学的遗忘史之中。在这种技术哲学思维的视角下，当一位信仰者不喜欢某一个教区、教会、神父、牧师、教派的时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由于他不太适应所处的信仰技术系统。他只要自我调节一下或者寻找一个更适合的信仰技术系统，他的许多信仰问题也就不再是问题；并且，我主张信仰者应该尽量多地掌握一些传统信仰技术，这将有利于保持信仰的活力。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以这种均一化的态度看待高新技术，则是十分危险的。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是一种促逼着的解蔽（座架），马尔库塞认为工业化时代的原则是绩效原则（Performance Principle）[15]，福柯认为许多现代技术扮演着社会规训的功能[16]，芬伯格通过“剪刀是为右撇子设计的”这个例子指出技术并不是价值中立的[17]，等等，这些观点都揭示出现代技术系统是一种控制的新形式，它们依附于一个庞大的逐利的资本系统。
总之，信仰者当然可以采用拿来主义的态度使用高新技术为信仰服务，但在使用高新技术的过程中一定要警惕其背后所依附的技术系统。我曾在讲课中多次提出“技商”（Technology Quotient）这个概念，旨在阐明：我们人类演化出了使用技术、发明技术的本能，但我们并没有演化出恰当使用技术的能力，这需要我们通过学习技术哲学的相关知识，从而提升自己的技商，以应对高科技时代对我们的生活所造成的挑战。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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