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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经院哲学给现代科学带来了什么?

杨渝玲(苏州大学)

内容摘要: 依托文献梳理与考察,首先分析中世纪的自由七艺的物理世界结构哲学关切,是如何将现代意义上物理世界的科学认识带入人类视野。其次,经院哲学在信念上为现代科学提供支撑。再次,中世纪的唯名论经院哲学,为现代科学研究提供了本体论基础。最后探讨中世纪的数学方法和实验方法的进展,成为经院哲学留给现代科学的方法论遗产。

近年来,思想史研究越来越多地关注到中世纪,随着新文献发掘和研究的深入,对于中世纪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以往将中世纪视为“黑暗的中世纪”的看法逐渐被摈弃,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证据和研究表明,中世纪不仅不是“黑暗的”,甚至正相反,中世纪可以被看作是现代科学兴起之前的重要酝酿时期。这一状况的改变,与英国学者哈斯金斯提出的“十二世纪文艺复兴”这一概念和研究不无关联,他在反驳中世纪是“黑暗的时代”这一说法时,强调十四世纪是从十三世纪走出来的,就像十三世纪是从十二世纪中走出来的一样,在中世纪出现的文艺复兴与十五世纪的文艺复兴之间是一个历史的前后相继的连续过程。

哈斯金斯的《12世纪文艺复兴》一书,重点关注的是十二世纪复兴的拉丁方面[1],他认为十二世纪的文艺复兴起到关键衔接和承上启下的作用:“历史的连续性否认前后相联的时代间存在如此明显、强烈的反差,当代的研究也告诉我们,中世纪并非曾经想象的那样黑暗和静止,文艺复兴也不是那么光明和突然。中世纪展示着生命、色彩和变化,对知识和美好的渴望和追求,以及在艺术、文学和社会组织方面的创造性成就”[2]

科学史家默顿也通过对社会历史的调研,强调现代科学的理性精神:也就是对自然界中存在着秩序这一预设,恰恰源于中世纪经院哲学中的理性主义和神学传统。“十七世纪受过教育、头脑清楚的清教徒们……差不多把下述看法视若不证自明:即科学不是被用来废除上帝,而是提供了一种手段,用来歌颂上帝的大智大慧以及他所创造的宇宙的整洁性。”[3]英国的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1900-1979)在《现代科学的起源》一书中,围绕着科学革命史进行了研究,认为中世纪为现代科学作了必要的准备。巴特菲尔德追根溯源地透过思想观念的根本变革来理解科学革命,以此寻找中世纪为科学革命所作的准备的依据。他发现,中世纪为现代科学打下了基础,体现在观念、思想、框架和方法等各方面。同时,他不是只围绕一般意义上“十六、十七世纪科学革命”,而是把这一科学革命的时间一直前推到中世纪之前,认为“那场革命不仅推翻了中世纪科学的权威,而且推翻了古代科学的权威,最后不仅使经院哲学黯然失色,而且摧毁了亚里士多德物理学。” [4]

巴特菲尔德认为十七世纪科学的巨大进步,其萌芽其实在中世纪就已经产生了。他的研究跨越了四个世纪,由于跨度较大,侧重研究一些关键节点的推动作用,“是把显微镜对准那些起中心作用的环节,比如发现在某一关头必须解开的思想之结(intellectual knots)。”[5]作者论证了在中世纪晚期就已经发生特殊观念的转变,这一转变恰恰是朝着科学革命过渡的重要一幕,但是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也许是因为没有运用数学而显得有些生硬。作者以力学为例,分析了早期关于力学的一些思考,也就是在伽利略之前的一些知识的准备与思考。但是“奇特的是,这些遭受鄙视的历史经院论述在现代思想演进史上已经获得了显著的关键位置。这些渴望找到现代力学之路的人之所以显得在语言上过于生硬和狡猾,或许是部分因为缺乏数学,或者未能想到用数学方式来表达事物。”[6]因此,他认为,中世纪或者经院思想同样给科学发展带来了进步,“现代世界某种意义上乃是中世纪世界的延续,而不应仅仅把它看成是对中世纪的一种反动。” [7]

现代科学基础之一的自由七艺

中世纪的自由七艺( the seven liberal arts)包括语词技艺(三艺, trivium)—语法、修辞和逻辑(或辩证法),以及数学技艺(四艺, quadrivium):算术、音乐、几何学和天文学。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自由七艺专指公元五、六世纪的拉丁百科全书派( Latin encyclopedists)的那些技艺,他们的著作为数个世纪的学术生活提供了基本的内容和形式。

美国学者戴维·L·瓦格纳( David I. Wagner)在他主编的《中世纪的自由七艺》中对中世纪的七艺、研究七艺的动机、以及七艺的内容进行了考察和论证。

在今天看来,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发现了数字与音乐的内在关联,并做出了开创性贡献,而中世纪及其之前的数学则是现代意义上数学和艺术的总称,“数学科学考虑抽象的量。所谓抽象的量是指我们以一种纯粹思辨的方式,将它从其物质的偶性和偶、奇等其他偶性分开来处理的量。它有以下分支:音乐、算术、几何学、天文学。算术是关于绝对可数的量的学科。音乐这门学科是联系可见于声音中的那些东西来处理数。几何学这门学科讨论的是不动的大小和形式。天文学是关于天体轨迹的学科。” [8]

在毕达哥拉斯的影响下,善于思辨的希腊人对于音乐中的声高比例对应数字比率怀有强烈的好奇心,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这些人对研究音程比率的着迷反映在那种常见的中世纪定义中—‘音乐讨论的是与声音相关联的数’。因此, 波埃修(Anicius Manlius Severinus Boethius约480-524)才会把音乐当作四种‘数学学科’中的一种。不同哲学家从这些学科中看到的是不同的关系,并且根据被视为最重要的特征将它们排成不同顺序。” [9]

从音乐起源上来看,音乐与数字的关联度极大,而欧几里德几何学与自由七艺在中世纪的关系,则体现柏拉图-毕达哥拉斯传统之间的联系。《论音乐》是中世纪技艺传统中音乐理论的核心文本。“而在现代音乐学家看来,公元前三世纪最重要的音乐理论家是阿里斯托克塞诺斯( Aristoxenus)。虽然他也以数学方式分析音乐,但他的理论却以实际听到的音乐为基础。”[10]波埃修在音乐研究中发现,音乐中的秩序和理性为整个宇宙中相似的秩序和理性提供了一面镜子。尽管他的理论对后世影响甚微,但“无论如何,音乐理论与音乐实践日渐分离,并且由毕达哥拉斯派的数学进路所主导。这种数学进路与基督教对神的秩序的强调相符合,继续盛行于中世纪的音乐理论。”[11]

中世纪哲学家发展出了一种音乐美学,清晰地表达了关于音乐美的价值判断, 他们认为,这种美可以直接归因于比例和数。

“以《所罗门智慧书》中的一段话为出发点——‘你以度量、数和重量来安排万物’,从奥古斯丁到约翰·司各脱·爱留根纳( John Scotus Erigena)、沙特尔的蒂埃里(Thierry de Chartres)、明谷的贝尔纳( Bernard of Clairvaux)和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家都断言,了解比例和数对于理解上帝的宇宙和技艺是至关重要的,他们还把这种观点纳入了其神学和宇宙论体系。音乐之所以在这些体系中有一个荣耀的位置,是因为通过类比,它有助于显示所感知的事物、理性和思辨以及最终的神之间的关联”。[12]

但是,古代和中世纪的哲学家对于音乐美学的研究动机,不在于作为消遣的音乐和音乐创作,令他们感兴趣的是,“音乐是一个有着神圣秩序的整体宇宙的一部分。人类经验和生存的各个方面所固有的数和比例可以进行类比,这一事实正是这种基本内在关联的证明,正是这种类比扩展决定了波埃修音乐宇宙的构成。它是由三部分所组成:宇宙的音乐( musica mundana )、人的音乐( musica humana) 器乐( musica instrumentalist)”。[13]许多中世纪哲学家甚至认为天文学研究的行星轨道会发出不同的声音,就是天球的音乐。

自由技艺是古代和中世纪的重要教育基础,其典型特征是通过某种进路来发现实在的世界。虽然认识到音乐之于感官的有用性和可愉悦性,但在古代和中世纪的人看来,感官很容易受制于幻觉,无法为通达实在提供可靠的钥匙。他们认为如果需要通达实在,其可靠路径是通过心灵的抽象过程来寻求的。中世纪的人所说的“musica”一词的含义明显不同于“音乐”一词的现代含义。中世纪的哲学家研究艺术的目的在于“希望研究他们认为的音乐本质,发现潜藏在声音设计背后的物理定律。”[14]据此可以判断,音乐是中世纪的哲学家们认知物理世界规律的重要途径之一。

所以,在自由七艺的探索中,无论是算数本身的发展,还是借助于艺术对于数学的推动都是中世纪的自然科学发展的重要环节。

词语三艺包括语法、修辞与逻辑学,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原理和对原理的解释是三艺的语法和修辞的基础。比如对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进行语法上的分析。当时有教学语法和学术语法两个学派,尽管各派的观点存在分歧,但都对逻辑问题的分析方法采取认可的态度。而且,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逻辑问题的影响,因为“从语法的角度来看,复杂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革命’最重要的影响似乎是间接的和次生的,是通过新方法的刺激和创新依赖于逻辑和经验科学而获得的。”[15]逻辑问题的研究也源于对共相的关注,即使是间接影响,也必定会影响语法思想。

因此,语词三艺通过对亚里士多德语法的理解和分析,可以认为最初是对物理世界结构的哲学关切,并在中世纪发展到最高点。“中世纪遗留给文艺复兴时期语法的基本要素大都是古典世界的发展,而不是中世纪世界的发展。”[16]但是,中世纪的贡献远不止于保存,不仅仅在于他们对个别语言,或者是拉丁语的特殊音系学和形态学事实的处理,而在于语法的句法描述以及他们对语言事实的位置和功能的理论定位。“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目睹了中世纪艺术、音乐和建筑的审美价值的觉醒。我们也应认识到中世纪知识分子的成就,其研究对象是我们的语言和心灵。”[17]

经院哲学为现代科学研究提供信念支撑

“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意指一种纯粹的学术探究,完全是为学问而学问的研究。经院哲学是随着西欧城市的兴起发展成熟起来的,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是托马斯·阿奎那。这一时期的的经典著作,比如亚里士多德的主要著作《形而上学》、《物理学》、《灵魂论》等,经翻译运动得以保留下来,由阿拉伯学者加以注释,又最终回到西欧。一般来说,中世纪分为三个阶段:

早期,以奥古斯丁主义为代表,其理论源自柏拉图主义。关于柏拉图主义,荷兰学者戴克斯特霍伊斯(Eduard Jan Dijksterhuis,1892-1965 )认为,“这是一支具有普世意义的力量,要求对人进行全面控制,因此它既关注人的理智诉求,也关注人的宗教需要和伦理行为。”[18]在此之前,至少在希腊化时期,类似的科学研究实际上是能够独立于宗教生活而发展的,希腊宗教缺少一套刻板的、公认的教义,这几乎已经使它避免了与科学的冲突。

于是,“科学总是能够径直遵从其本身的内在法则,除自律的理性外,不需要承认任何权威。希腊思想家已经意识到了创造性的精神力量,他们曾经满不在乎地将它视为自己的财产,甚至是自己的优点。”[19]但是,早期基督教在最初作为一种新兴的精神力量日益壮大起来之际,则持有与此完全不同的看法:“基督教认为人是无助的,人凭借自身的力量既不能正确地行动,也不能正确地思想,前者需要上帝持续的帮助,后者则需要上帝对心灵的照亮;基督教使得上帝对人的心灵的启示在一切生活领域都具有权威性,这其中当然也包括科学。” [20]

戴克斯特霍伊斯把教父作家对科学的看法总结如下:“有些东西比世俗科学更需要认真对待,基督徒应当首先关注自己灵魂的救赎,因此对自然奥秘的探究不应超出《圣经》的要求和许可。……教父们相信,既然人类在耶稣基督中得到真正救赎的奥秘已经得到揭示,因此除了让人普遍接受这一福音之外,目前没有其他关切;《圣经》已经尽可能地用人的语言给出了启示,其中不仅有人所需要的最高知识,而且也包含着对于人的救赎来说既必要又充分的关于较低事物的信息。” [21]

奥古斯丁强调,自然在数的秩序中也能揭示永恒的智慧,因此他不可能从根本上谴责一切科学。但是,“科学应当始终服从《圣经》的权威,后者超越了人的心灵的一切能力。奥古斯丁仿佛代表所有教父强调了这一原则,从而为科学探究设置了限制,影响长达数个世纪之久。然而,一旦接受这种限制,教父们就开始对科学另眼相看。”[22]早期著名教父作家大多持柏拉图主义或新柏拉图主义的哲学观念,因此在这两个思想学派中,对自然的研究从未占据有利地位,物质性的东西在柏拉图那里无关紧要,而在普罗提诺那里则有明显的负面价值。

中期,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亚里士多德哲学成为其主要理论源头,观点也包含了亚里士多德的诸多哲学见解,他把自己所理解的亚里士多德哲学诉求带到他的神学之中,使得早期教父的柏拉图主义不再被人们所推崇。与柏拉图主义不同,托马斯不认为人们是生活在洞穴的阴霾里,受着万事万物的约束,一切所看到的影像和听到的声音都是虚幻的。托马斯相信,我们的生命就在我们的肉体之中,肉体是完美天主的完美造物所产生的,我们是天主的杰作,天主给了我们五官就是为了让我们获得真切的感受,获得关于外部世界的真实知识。因此,“托马斯用真实事物的阳光,取代了柏拉图洞穴里的影子。” [23]

托马斯认为天主创造了人类,而且创造得很完美,注定让我们在耶稣的身位中分享人性。这一观念为当时的中世纪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真实而生动的世界认知图景。他认为即使是天主的启示也需要人类的理性的帮助,才能被吸收、触碰和理解。如果说感官是我们心灵认识世界的窗户,那么我们所看到的外部世界的最终解释权是心灵的理性推理和判断。“托马斯有个模拟:理性对于人的作用,正如天主在世上的作用一样,天主激活了世界并赋予其种种启示,使它得以发挥作用,同样,理性激活了人类,使之发挥作用。因此,正是理性使人类能够与神性相连,人类因为拥有理性而很像天主。” [24]

后期,托马斯提出了信仰与理性的争论,为现代科学的发展提供了缝隙和生长空间。在中世纪,哲学上围绕唯名论与唯实论展开过旷日持久的论争。如果加以精细划分的话,唯名论和唯实论各自又分为极端派和与温和派。[25]这一争论在本体论上为现代科学的兴起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首先,上帝是按照一定的普遍的、理性的秩序创造宇宙万物的,因造物主的智慧,宇宙万物的秩序呈现为规律。也就是说,经验的自然界背后存在着秩序,自然界存在着规律,这是现代从事科学研究活动合理性的依据。

其次,上帝赋予人类以探索能力,人类因而具备理性能力,借助于理性,人类能够认识自然界。中世纪,人们在主观意愿上对宇宙的思考和认识,是为神学服务的,但恰恰是这一信念的形成,为后来自然科学的兴起提供了客观的支撑。对人类而言,认识上帝或者自然界是必须进行的事务,因为这是“彰显上帝的智慧,从而证明上帝是最伟大的存在。同时,既然上帝是存在的,因此,我们就应该听从上帝的旨意,过着顺应自然和理性的生活”。[26]

最后,唯名论所倡导的重视现实世界,使人们认识到经验世界的重要性,这对于现代科学同样重要。中世纪的唯名论经院哲学,为现代科学的经验依据提供了重要的另一本体论支撑。唯名论的代表罗杰尔·培根(Roger Bacon,约1214年—1293年)的观点,从对现代科学产生深远影响的中世纪哲学家的角度来看,值得关注与强调。

关于中世纪的科学与神学的关系,需要强调的是,当时的情境正是教会权力达到巅峰的时代,不仅科学成为“神学的婢女”,哲学、艺术都从属于宗教。正如罗杰尔·培根所指出的,进行科学完全出于宗教考量,科学研究是实现宗教理想的有效手段。比如,几何学知识能帮助人们想象《圣经》中所提到的那些几何形状;《圣经》呼召我们脱离尘世,领悟天上的事情,天文学能帮助我们认识天上的知识,其中数理天文学还有助于纠正历法,通过其在星相学中的作用,它还有助于教会的管理,以此证明基督教的真理性,预测未来,甚至预言疾病的发展过程……。科学是对现世事情的认识,是从属于神学关怀的,因为科学认识活动本身就来自神的恩典和启示,离不开神学的引导,所有学问的目标归根结底是神学的附属。

以罗杰尔·培根为代表的经验论,重视世界本身,从具象世界出发,力图寻找世界背后的逻各斯,得到了初步的本体论确认。以此哲学观念为依托,现代科学的研究成果成为感性与理性完美结合的产物,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的洗礼后凸显出来。尤其是经院哲学时期对感性与理性做了深入的辩论与反思,经验与理性以各自的方式经历论战的洗礼,使得经验与理性、实验与数学的理论结合和实践都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成为现代科学兴起的重要支撑和丰富思想源泉。

经院哲学留给现代科学的方法论资源

爱因斯坦认为,近代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的:一是以欧几里得几何学为代表的,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二是文艺复兴时期证实的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的重要结论。建构理论的形式逻辑体系和实验方法的使用,成为西方科学兴起与发展的两大支柱,其形成与经院哲学有着密切关系。

经院哲学留给现代科学的方法论资源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唯名论与唯实论的争论;罗杰尔·培根的贡献;经院哲学家的语言工具的锤炼。这些方法论资源具体体现在:一是对数学传统的推崇;二是对经验的重视,进一步的对实验方法的宣扬;三是逻辑工具的使用与完善所养成的思辨与推理的习惯。前两条主要是罗杰尔·培根的贡献,第三条主要是经院哲学家的,特别是神学家的亚里士多德神学体系的确立。

培根认为“推理得出结论,并要我们认可结论,但却不能确保结论的可靠,也不能通过消除疑问来让心智满足于直观真理——除非心智通过实验的方法发现了真理。”[27]他认为数学是所有哲学的基础,实验是通往知识的大门,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尽管培根的主要兴趣在于引导灵魂亲近上帝的“内在”实验科学,但是他也详细阐述了物质世界的“外在”实验科学。培根的著述,内容广泛而系统,鉴于翻译方便,他甚至编写阿拉伯语法,尽管未能最终完成,但最重要的是:在中世纪,培根是率先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建构完整的自然知识体系的人。[28]

除了对实验方法的推崇之外,培根还做了一些具体的科学研究,比如,他用棱镜和镜子做实验,甚至做过白光透过玻璃球的实验,以向人们展示,其分解为色谱的现象;他创制了天文图表;他著有关于眼睛的书籍。直到1600年,开普勒才建立起光学和视觉原理,此前培根的著述是教科书式的文本。培根还是古代以来第一位系统的地理学家;在大量调研和论证的基础上,他画出了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大部分;他在著述中提到了“地面的弯曲”;他的《巨制》堪称中世纪技艺和科学知识的大百科全书,包含将化学知识系统化等等……。相对于现代科学认识论而言,尽管培根的思想不够成熟,但是他所强调的科学实验方法在科学研究活动中的重要性,在中世纪是难能可贵的,对现代科学兴起的意义也是极为深远的。

此外,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争论与思想交锋,促进了一个重要平台的兴起,即中世纪的大学,进而形成了以大学为载体的科学研究。今天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可以说是中世纪的杰作。大学起源于中世纪,正是在大学里实现了神学与哲学的真正联结。确切地讲,就是亚里士多德理论与基督教教义的完全融合,这个工作是由托马斯•阿奎那在大学里完成的,成为现代科学兴起的一个坚实平台和文化支撑。大学这一优质平台的建立,成为现代科学兴起的重要“硬件”和装备。这一硬件在现代科学产生之初,其最重要的铺垫和基础就是人文教育。


注释

  1. 即拉丁古典著作及其影响、新法学和更为多样化的历史编篡学、来自希腊人和阿拉伯人的新知识及其 对西方科学和哲学的影响,以及学术研究的新机构。
  2. 查尔斯•霍默• 哈斯金斯:《12世纪的文艺复兴》(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序。
  3. R·K·默顿:《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第15页。
  4. [英]赫伯特·巴特菲尔德:《现代科学的起源》(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第1页。
  5. 同上,第3页。
  6. 同上,第5页。
  7. 同上,第13页。
  8. [美]戴维·L·瓦格纳:《中世纪的自由七艺》,张卜天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第180页。
  9. 同上。
  10. 同上,第15页。
  11. 同上。
  12. 同上,第181页。
  13. 同上。
  14. 同上,第76页。
  15. 同上,第89页。
  16. 同上,第97页。
  17. 同上
  18. [荷]E·J·戴克斯特霍伊斯:《世界图景的机械化》,张卜天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第102页。
  19. 同上
  20. 同上
  21. 同上,第103页
  22. 同上,第104页
  23. [美]托马斯·卡希尔:《中世纪的奥秘》,朱东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181页。
  24. 同上,第186页。
  25. 关于这一争论,哲学史中有较多描述,这里不再赘述。
  26. 余章宝/唐文佩:《中世纪经院哲学对科学传承的贡献》,《学术研究》2006年第2期。
  27. [美]托马斯•卡希尔:《中世纪的奥秘》,朱东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193页。
  28. 同上,第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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