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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与时间——兼谈爱因斯坦的宗教观

谢爱华(中央民族大学)

内容摘要: 相对论对经典时空观的深刻变革也引发了对上帝与时间的关系的更加深入的思考和争论,这种思考和争论又进一步推动和加深了宗教神学理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不断完善和自我更新。爱因斯坦对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有自己独特而深刻的体悟与洞见,来源于他对自然奥秘的发自内心的惊叹,这种“宇宙宗教感情”一直是他进行科学研究的强大动力和源源不绝的精神力量。

一,相对论的时间观

1.“同时性”的相对性

根据相对论原理,在某个惯性系中看来同时发生的两个事件,在相对于该惯性系运动的其他惯性系看来则是非同时的,因此在狭义相对论中,“同时性”概念不再具有绝对的意义。不仅如此,在不同的惯性系看来,两个事件的时间顺序还可能颠倒,但相对论认为具有因果联系的两个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则不会颠倒,相对论对时间观念的变革并没有使因果观念失效。

2.运动物体沿着运动方向长度缩短

相对论预言,一个运动速度沿其长度方向的分量可以与光速相比的物体,测量其长度比其静止时要短。长度收缩不是物质的动力学过程,而是属于空间的性质。它是由于测量运动物体的长度需要同时测量其两端而引起的。上文已经论述,在不同的惯性系中,同时性具有相对性,因而在不同的惯性系中测量长度的结果会有不同。

3.运动物体时间延缓

相对论预言,运动时钟的时率比静止时的时率要慢。时间延缓也是同时性的相对性的结果,是时间的属性。不仅运动时钟的时率要变慢,一切与时间有关的过程,如震动的周期、粒子的平均寿命等都因运动而变慢。从理论上说,当物体运动速度达到光速时,时间将静止不动;而当速度继续增大超越光速,则将出现“时间倒流”的现象,这就是所谓“时间机器”的科学幻想的由来。相对论认为,光速是我们这个宇宙的极限速度,因此现实中不会发生时间倒流从而穿越回过去的情况。

4.引力波

自相对论提出以来,已经经历了许多的实验验证,其中最近的一个例子便是所谓的引力波的发现。

相对论认为,在非球对称的物质分布情况下,物质运动,或物质体系的质量分布发生变化,会产生引力波。在宇宙中,有时就会出现如致密星体碰撞并合这样极其剧烈的天体物理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质量天体的剧烈运动扰动着周围的时空,扭曲时空的波动也在这个过程中以光速向外传播。因此,引力波的本质就是时空曲率的波动,也可以形象诗意地称之为“时空的涟漪”。

自从相对论提出以来,人类经历了极其漫长曲折的过程探索能证明引力波存在的实验,这方面每一步细微的进展都凝结了无数科学家的心血和汗水。终于在2015年9月14日17点50分45秒,激光干涉仪引力波天文台(LIGO)分别位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利文斯顿(Livingston)和华盛顿州的汉福德(Hanford)的两个探测器,观察到了一次置信度高达5.1倍标准差的引力波事件:GW150914。根据LIGO的数据,该引力波事件发生于距离地球十几亿光年之外的一个遥远星系中。两个分别为36倍和29倍太阳质量的黑洞,合并为62倍太阳质量的黑洞,双黑洞合并的最后时刻所辐射出的引力波的峰值强度比整个可观测宇宙的电磁辐射强度还要高10倍以上。这项非凡的发现标志着天文学已经进入新的时代,人类从此打开了一扇观测宇宙的全新的窗口。它是广义相对论的又一个伟大胜利,被称为“送给爱因斯坦的礼物”。

二,上帝是否在时间之中?

相对论对于时间的全新观念对宗教神学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特别是对于基督教的上帝的永恒属性的理解,因为这涉及到上帝与时间的关系。相对论的时间与空间紧密相连,是可以随物质运动而“伸缩”变化的,并且有起始和终结。严格说来,相对论的时间是被空间化的:因为根据相对论,一个人的过去可能是另一个人的未来,而另一个人的未来又可能是另一个人的过去,时间实际上类似于空间的三维坐标,“同时地”在我们的世界中呈现,这实质上相当于取消了我们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区分。因此,也可以认为时间作为一个有意义的变量在相对论中消失了。这就产生了一个神学问题:上帝在时间之中吗?若回答“是”,则时间之中的上帝不可能是永恒的,因为时间意味着变化,并且有开端和终结;若回答“不是”,则时间之外的上帝不可能具有人格,不可能像人那样思考、说话、感觉、筹划和行动,因为这些行为都只能发生于时间之中,很难想象一个时间之外的上帝如何在时间之内行动。其实,中世纪的神学家们就已经以不同的方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因为时间性与上帝的“全知”属性也是矛盾的。如果事件A在从过去到将来的时间序列中发生了变化,那么,是否意味着上帝现在知道他过去所不知道的事情,或者,上帝现在不知道他过去所知道的事情?这无论如何都是与上帝的全知属性相矛盾的。阿奎那的解决方式是,上帝的生命不用时间度量,而是用永恒度量。所谓“永恒”,就是与时间系列的每一个瞬间重合;即事件发生的每一个瞬间上帝都同时在场。这一矛盾和悖论使某些当代神学家选择了保留上帝的时间性,而牺牲上帝的“永恒”性,如保罗•蒂里希认为:“假如我们说上帝是活的,我们就肯定上帝包含时间性,因而就与时间的变化有关系。”[1]卡尔•巴特也持相同的观点:“假如上帝的时间性不完全,基督教启示的内容就不成形。”[2]上帝以道成肉身的方式介入和干预人类历史,他的受难、牺牲和救赎行为显然都与时间性密切相关。

三,过程神学

怀特海所提倡的“过程神学”主张世界处于永恒的发展过程之中,“实在”是一个过程,世界是一个动态的有机体。上帝也是一个实体,但和其他实体不同,上帝是永恒存在的。上帝影响其他实体,也被其他实体所影响。上帝只能在世界内部通过影响其发展过程来对世界施加影响,靠的是说服和吸引力;“过程”这个词暗示了上帝的时间性。后来的过程神学论者如查尔斯•哈茨霍恩则进一步强调了上帝的人格性,将上帝理解为一个人格而不是实体。哈茨霍恩认为上帝也卷入了世界秩序和行动,上帝可以通过这种“卷入”在其后的发展阶段上达到越来越完美的水平。哈茨霍恩的过程神学与阿奎那的传统的神学观念有如下几个重要的区别:

  • (1)传统观念认为世界绝对依赖于上帝的创造,而过程神学认为世界不依赖于上帝的任何行动;
  • (2)传统观念认为上帝是全能的,只要不涉及逻辑矛盾;而过程神学认为上帝的力量不是绝对的,而是有限的,只是许多动因中的一个;
  • (3)传统观念认为,只有上帝具有神性,作为被造物的世界是机械的;而过程神学则认为,世界是一个有机体,可被视为上帝的身体;
  • (4)传统观念认为,上帝处于时间之外,不卷入任何现世的秩序;而过程神学则认为,上帝卷入现世的秩序,并因为这种卷入而变得丰富;
  • (5)传统观念认为,上帝已经处于最完美的状态,不可能设想还有比上帝更加完美的状态(安瑟伦的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过程神学则认为,上帝可以通过对世界的卷入而达到越来越完美的水平。[3]

然而,这里有一个难以解决的逻辑矛盾:如果上帝是完美的,他又怎能变化?变化岂不是已经暗示着某种不完美么?看来,过程神学的上帝与传统的《旧约》和《新约》中所描绘的那个上帝已经相去甚远了。

可见,现代物理学发现了时间的可塑性和易变性,使宗教神学对上帝与时间的关系作出了某种与传统观念迥异的、全新的理解。在这方面,如何适应当代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如何解决宗教教义与科学间的张力?是宗教神学面对的新挑战。

四,爱因斯坦论科学与宗教

作为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除了在科学研究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外,对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也有很多精辟的论述。他说过一句众所周知的名言:“科学无宗教则跛,宗教无科学则盲。” 这句话可以典型地代表他在科学与宗教关系问题上的基本观点:一种“分离论”或“互补论”的思想模式,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分离论”

爱因斯坦认为,科学与宗教在个人及社会生活中承担着不同的功能。科学就是经过长期的努力,以系统的思想将可感知的现象联系起来,设法通过概念化对客观存在进行验后重建;科学活动于“实然”的领域,但对“应然”却无能为力。与此相应,宗教也是人类长期努力的结果,它活动于“应然”的领域,让人们清楚而完整地认识人类自身的价值和目标,并经常强化其概念,扩大其影响,从而牢固地确立于个人感情生活之中,但它无法像科学那样客观地揭示事实间的联系。科学与宗教分别在不同的领域承担着不同的社会功能。如果它们之间发生冲突的话,那一定是历史的误会:比如,当一个基督徒完全相信《圣经》中对自然的判断绝对正确,不容有丝毫的更改或异见,并以此来干预自然科学的探索和阻挠新的科学发现时,宗教与科学之间就会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如历史上的伽利略与中世纪宗教裁判所之间的矛盾等等;而当科学领域的代表人物就人类生活的价值和目标做出与宗教思想相异或对立的判断时,也会在两者之间引发激烈的矛盾和冲撞。

2.“互补论”

爱因斯坦进一步认为,即便可以对科学与宗教的领域做出以上的区分,但科学与宗教之间的联系和依赖关系依然存在,科学与宗教是可以互补的。宗教能够决定目标,科学只能由渴求真理和知识的人创造出来;科学的手段能促成宗教目标的实现,而创造科学的激情源于宗教领域。现实世界的有效规律是合乎理性的,几乎任何真正的科学家都对此深信不疑。宗教权威不能裁判科学真理,同样,科学也不能最终将宗教有关存在人格化的上帝这一观点驳倒,因为它总可以在科学尚未涉足的地方找到避难所。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盲目的,没有宗教的科学则是跛足的。

爱因斯坦认为,无论是科学领域还是宗教领域的代表人物,都可以相互从对方汲取对自身有益的东西,以充实和完善自己。科学领域的代表人物可以从宗教导师身上学习最大限度地将自己从个人私欲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精神力量,从而激发科学灵感,推动科学创造:

“受宗教启发者已最大限度地将自己从私欲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并致力于超越个人价值的思想、感情和抱负之中。其中,所有超越个人价值内容的力量及其信念的深度最为重要,至于是否曾试图将该内容与神圣的存在联系起来就显得相对次要了。否则,佛陀和斯宾诺莎就不可能被视为宗教人物。与之相应,宗教信徒只要不对那些既不需要、也无法拥有理性基础的超个人内容与目标的重要性与崇高性产生怀疑,就可以视为是虔诚的,其存在的必然性就如他们自己的存在一样。”[5]

而对于宗教领域的代表人物来说,他们也应该认识到,科学推理有可能在某一层面上为宗教信念提供支持。科学的理性精神可以去除宗教中的拟人化的杂质,也可以升华宗教的精神方面的含义。科学可以使真正的宗教更高贵,使其对人类影响的意义更为深远:

“在人类进步的过程中,随着其精神进化的深入,我坚信通向真正宗教之路不在于对生命和死亡的恐惧,也不存在于盲目的信仰之中,而在于对理性知识的不懈追求。所以,如果牧师希望其崇高的教育使命能得到公平的对待,他就必须成为教师。”[6]

由此看来,爱因斯坦似乎并不信仰一个人格化的上帝,但他对那些能够真正将自己“从个人私欲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具有崇高信念和精神追求的宗教导师如佛陀和斯宾诺莎等充满敬意,并以深厚的宗教激情和宗教情感来推动自己的科学研究事业。他曾经说自己心目中的上帝是“大自然”,或者是“斯宾诺莎式的上帝”。他说:“我想知道上帝是如何创造这个世界的,我对这个或那个现象,对这个或那个元素的谱不感兴趣,我想知道上帝的思想——其余的都只是细节。”[7]他还认为“世界的可理解性是一个奇迹或永恒的谜,因为我们总是首先把世界想象为混沌的,而不是能够被我们的思想所把握的。”[8]爱因斯坦一生都在对大自然的宗教般激情的推动下忘我地工作,可以说,他在“探询上帝跳动的脉搏”,并且不懈地利用自己的科学研究成果服务于为人类造福,使人类生活得更加美好这一伟大目标:

“我们的时代因科学认识以及这些思想在技术上的应用所获得的出色成就而与过去不同。谁会不为此感到高兴呢?但我们不要忘记,仅有知识和技术不可能使人类过上快乐而有尊严的生活。人类绝对有理由将更高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的倡导者放在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 [9]


注释

  1. 【澳】保罗·戴维斯,《上帝与新物理学》,徐培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145页。
  2. 同上。
  3. 【英】阿里斯特·麦克格拉斯,《科学与宗教引论》,王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27-8页。
  4.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相对论》,易洪波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50页。
  5. 同上,第248页。
  6. 同上,第252页。
  7. 徐良英等编:《爱因斯坦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97页。
  8. 同上。
  9.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著,《相对论》,易洪波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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