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神经科学及脑成像技术的发展，宗教研究的神经学转向逐步开始。部分研究者从进化及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对宗教体验的本质进行了思考和解读，主要有三种代表性观点：宗教体验作为认知矛盾的统一，作为理想自我的实现，以及作为一种元认知过程，这三种观点共同揭示了人类意识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一种统一的、整合的、超越主观差异和矛盾的客观思维倾向，这为更好地理解人的本质及其宗教性提供了新的角度。

宗教现象几乎在所有文化中普遍存在，它涉及人类存在的基本维度。不同宗教传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灵修实践，如瑜伽、冥想、静修及祈祷等等。尽管灵修技巧和方式不同，但这些灵修实践具有一些相同特点，如都需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都具有阶梯性的灵性层次和阶段划分，伴随着灵修的不断深入会产生相应的宗教体验，最终，当灵修达到顶峰阶段时会进入一种神秘的意识状态，这一状态下人的意识发生改变，时空感消失，自我与他人及世界的边界感消失，人与宇宙或存在融为一体，即达到“神人合一”的神秘体验。^[1]

这一宗教或灵性体验往往被视为神秘的、不可言说的模糊之物，无法被纳入经验科学的轨道当中。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神经科学的不断发展，探索宗教现象背后的普遍神经生物基础为越来越多研究者所关注，宗教研究的神经学转向逐步开始。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脑成像技术，如功能性核磁共振等技术的成熟和广泛应用极大地推动了神经科学的繁荣，宗教神经科学也由此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研究者对不同宗教传统下的冥想者及灵修者展开了一系列脑成像实验，探索宗教体验的神经机制，在这些实验发展的基础上，研究者尝试进行理论建构，对宗教体验的本质展开思考。这些探索为宗教体验的理解提供了新的角度。本文主要就当前宗教神经科学对灵性体验理论解读的几种代表性观点进行梳理和阐释，并对其启示意义进行讨论。

一、 宗教体验作为认知矛盾的统一

宗教神经科学的先驱及代表人物达奎利（Eugene d'Aquili）与纽伯格（Andrew Newberg）合作的《神秘的心灵：探究宗教体验的生物学》（1999）从认知神经科学及宗教经验发生学视角解释了宗教经验的产生机制及其进化适应功能。他们将宗教体验其置于更大的人类生存及认知背景之下，从宗教体验与神话及宗教仪式间的相互关系入手考察了神秘经验的本质。根据他们的解读，宗教体验代表了一种整体性思维，是对人类普遍存在的认知矛盾的解决和统一的过程。

他们指出，早期神话的建构是一个认知过程，人们通过神话解释其生活世界及其存在问题。从认知的角度看，大脑具有一种自动对世界进行整理和解释的倾向，将宇宙组织排列成有意义的模式，即所谓的“认知命令”。神话履行两种不同的认知功能：其一，神话提出人类生存的终极关怀问题，即意识到在人类生存中总是充满了矛盾对立，如生与死、善与恶、美与丑、福与祸、天堂与地狱等矛盾。其二，神话提出统一的神灵符号来解决看似不可调和的认知矛盾和对立问题。例如，不同宗教信仰都具有的创世神话、救赎神话及末日神话等都可以用来很好的解释世界的起源和未来走向，通过特定神灵符号可以有效解决生活世界及认知中的种种生死祸福等对立和矛盾问题，为人的存在找到基本定位及意义，从而获得认识上的满足和统一。

根据达奎利和纽伯格，各样宗教仪式正是伴随着神话的建构开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仪式将神话所表达的认知内容通过形象化、模式化及象征化的方式表演、再现或化身（incarnation）出来，从而使神话所提出的问题在实存及经验层面上得以解决。宗教仪式可分为集体仪式（如礼拜、朝圣等）和个体仪式（如冥想、祈祷等灵修实践）两种，仪式的目的在于从存在的层面上统一矛盾对立的两方面，试图实现对本质上不可预知的宇宙的某种控制。达奎利援引现代神经科学的研究并指出，一个神经系统中存在的东西往往存在于其他神经系统中，即使它在其他系统中的表现受到抑制。神话作为认知语言系统的产物，必将通过运动系统抒发和表达出来，从而产生人类宗教仪式行为。总之，人脑的认知-言语-运动等系统间的紧密联结是人从神话信念走向仪式实践的根本神经基础。

最后，在宗教仪式的践行过程中宗教体验随之产生。他们指出，重复或有节奏的信号的散发，可以使大脑的边缘系统产生高度唤醒。而在宗教仪式中由于长时间有节奏的音乐、诵经及祈祷等刺激，大脑边缘系统的高度唤醒状态会产生一种“溢出现象”，最终导致自主神经系统的唤醒和静止两部分同时强烈放电，并产生强大的不可言喻的主观体验。达奎利指出，所有参与者的合一感是贯穿人类大多数仪式的共同主题，正是这种在仪式的某些节点上经历的统一感和边界的模糊感，使得一个给定的宗教符号被体验为它所代表的符号。而这些不同程度的灵性体验是存在矛盾问题得以统一与解决的最终确认，从而有力地缓解人们的存在焦虑及死亡焦虑。^[2]

总之，神话通过统一的神灵符号在认知层面对生存矛盾及困境提出一种解决方案，宗教仪式对神话内容的表演和再现是在实存层面对矛盾的解决，而在仪式中伴随产生的宗教或灵性体验则是在情感及经验层面对认知矛盾的一种融合统一与解决确认。达奎利对神话、仪式与宗教体验的新解读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人类认知思维的根本性特点，即“一分为二”的二元对立思维与“合二为一”的一元整体思维的同时并存。这一思维特点在人类宗教发展中的体现尤为突出，而对统一神灵符号的信念及其宗教体验的产生则似乎代表了人类整体论思维的最高峰值。

二、宗教体验作为理想自我的实现

麦克纳马拉（Patrick McNamara）在其《宗教体验神经科学》（2009）中提供了一个不同角度的宗教体验解释模型。其理论主要围绕着“自我”与“去中心化”这两个关键词展开，认为这是解开宗教体验的钥匙。他指出“救赎”与“转变”是不同宗教传统的共同关注主题，尽管存在不同的表述方式，如或“涅槃”、“顿悟”、“成圣”、“神化”“梵我合一”等，而这些概念都围绕着“自我”这一核心概念所展开，因此，他尝试以“自我”为切入点对灵修实践及其经验进行解释。

麦克纳马拉指出“自我”具有矛盾斗争及分裂性，主要表现为个体相互冲突的内在欲望及信念，而为这些内在冲突找到最佳解决方案的能力构成了自我的核心结构和能力。宗教通过提供一种理想的“可能自我”模型帮助人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执行自我”（centralized executive self），以此实现自我的最优管理。因此，他提出，“分裂自我的自由意志”的意识体验是人类宗教体验的核心，其自由意志就体现于不断减少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的差距的过程，他将这一过程称之为“去中心化”（decentering）。具体来说，在冥想过程中，面对不断出现的杂念和欲望冲突，自我通过对注意力资源的控制首先对现实自我的主体感与意志感进行抑制，暂时性地将执行自我从其控制执行认知和运动功能的位置上转移出来或解耦，并将自我置于一个假设的、逻辑的可能空间中，以修缮、建构进而将其与掌握更多计算和认知资源的理想自我联结，最终建立一个中央的、理想的、更加综合的执行自我。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看，去中心化是塑造宗教和自我的核心认知过程，即建立一种持续的、集中的、专注的、统一的意识，它涉及从特定的自我问题背景中抽象出来，以获得一个最优的、更广义的自我结构，该结构可以容纳更大范围的问题和目标。

根据麦克纳马拉，“自我”是语义记忆中的一个表征综合体，它通过管理注意力资源获得比基线自我控制更高的神经认知系统控制而变得更加复杂和统一。自我过程通过有选择性地引导记忆、事实或目标等信息的提取和引导行为的方式掌控给定神经认知系统。此外，他发现冥想脑成像实验所激活的脑区，包括前额叶、颞叶与边缘系统等区域与神经学对“自我”执行功能的神经激活区域相一致性，特别是前额叶活动的显著增强表明冥想时自我获得对注意力资源的高度控制，并对所有其他涉及复杂行为的大脑系统实际地执行抑制性控制。他认为这一过程与增加合一感与理想执行自我感紧密相关。与冥想状态的自我高度统一相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关键病变部位恰好位于前额叶，反映了自我执行功能障碍与人格分裂间的紧密关联。总之，这些实验数据为其理论假设提供了重要支撑。

理想自我的建构在于理顺和统一内在自我，个体与内部分裂作斗争、减少内心不和的过程是一个普遍的心理过程。然而，麦克纳马拉指出，宗教转变比其他形式的转变更彻底、更深入、更持久、也更激进。宗教鼓励“可能自我”，因此有能力去综合一些根本的内在矛盾。这一认知系统上的综合将会在情感上体验为一种提升感，如和谐、宁静及自由感等，而在持续冥想过程中，即当去中心化过程深刻而持久时，则会体验为一种狂喜感，甚至最终导致失去自我意识。通过灵修实践，有意识地去提高注意力，减弱欲望，抑制现实自我意志，最终实现意志、人格和自我的完全转变和统一，麦克纳马拉认为，这一理想自我即上帝。^[3]

总之，自我是一个不断完善、不断综合和建构的流动过程，而不是孤立的、固定不变的实在。灵修实践及其体验代表了自我由分裂斗争到统一整合的去中心化过程，它涉及自我对注意资源的控制及自我抑制等多重认知机制，并关系到人的自我同一性及自由意志等复杂问题。麦克纳马拉的这一理论建构和解读为我们理解宗教体验提供了新的洞见。

三、宗教体验作为元认知过程

除了以上两种不同视角的解读，还有一种更广泛为人接受和讨论的观点，即认为冥想及宗教体验代表了一种元认知过程。人们既可以是全神贯注于他们的思想世界经验故事展开的演员，也可以是对那种主观经验的第三人称观察者，而从主观经验中走出并审视它的过程即为元认知过程，这一过程对心理健康具有重要作用。

蒂斯代尔（John Teasdale）指出冥想是一种元认知觉察（metacognitive insight），即将思想作为意识领域的事件来经验，而不是作为对现实的准确反映。他区分了“元认知觉察”与“元认知知识”，元认知知识是对个人意识经验的一种理智的反思，而元认知觉察则是对元认知知识的涉身经验和体悟。^[4]金（Anthony King）将这一元认知过程称为“去中心化”，他对去中心化内涵的定义不同于麦克纳马拉，他指出去中心化是以一种健康的心理距离及更强的自我意识和换位思考去观察自我的主观经验，包括思想、感觉、情感等，并将这些主观经验作为意识领域的短暂的、客观的事件来体验，它不一定是事实，也不等于自我。^[5]

伯恩斯坦（Amit Bernstein）等人对去中心化的认知机制进行建构，他们提出三个相互关联的子过程：元觉知，内在经验去认同，及降低对思维内容的反应性。首先，元觉知（meta-awareness）指一个人对自我主观经验或意识内容的自我觉察。冥想等灵修实践实践通过对身体感觉、思想及情感的持续意志性注意与监督来促进元觉知。其次，内在经验去认同（disidentification from internal experience）是指将自我与自身内在状态分开、在二者间创造心理距离的能力，或自我脱离自身内心想法的能力。通常意义上人们倾向于将“自我”等同于自身的主观经验或内部思想状态，而冥想对自身的内在经验的觉察可实现一种视角的转换，将自身内部经验视为短暂且易逝的事件，而非自我本身，从而实现对自我的自动思维的去认同。最后，降低对意识内容的反应性即指减少或抑制对自身思想内容的心理反应，如降低对主观思想内容进行进一步注意、情绪反应及认知精加工等心理活动。冥想对自动思维和内部经验的客观化监控会导致其主观的神经反应性降低，从而减少它们引发负面情绪反应和思维反刍的可能性。^[6]这三个子过程的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去中心化机制，这一过程有助于缓解抑郁及焦虑等情绪障碍。

对冥想的功能性脑成像实验为这一机制提供了一定的实证基础。新的研究发现，冥想状态下大脑背侧注意网络及额顶执行控制网络活动显著增强，而默认网络活动显著下降。额顶执行控制网络（包括前额叶、前扣带回及岛叶等主要节点）与目标导向的行为有关，作为高级认知控制网络，它可以调动不同的执行领域功能，如灵活性、工作记忆、启动和抑制等功能。^[7]背侧注意网络，是大脑专注特定任务时激活的网络，它负责对外部刺激的意志性注意。与注意网络相反，默认网络则是指大脑不专注特定认知任务，即处于走神或心智游移状态时的活动网络，默认网络下人会产生大量自动思维，这些无意识思维往往具有强烈的自我中心色彩。日常生活中，大脑总是处于专注当下任务和心智游移的循环交替中，其中走神状态几乎占清醒时间的一半。^[8]有研究指出，默认网络的非正常活动与人的消极情绪及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及多动症等精神性疾病有关。^[9]而冥想等灵修实践可通过额顶控制网络与背侧注意网络加强对默认网络的监督和抑制，它们之间的相互协调连接和耦合有助于识别和抑制负性自动思维的产生，从旧有自我中心的消极思维中去除认同，并改进对情绪反应的自上而下控制，进而从内部的杂念转向一个更广阔的对当下时刻自我的意识。[5]这些研究从神经功能连接的角度解释了常年冥想者何以比普通人拥有更强的注意管理及活在当下的能力，这一过程中大脑也更容易产生和谐、宁静和喜悦的体验。

四、宗教体验神经学解读的启示

以上三种解读视角各不相同，达奎利和纽伯格以人对外部世界及其存在问题的认知对立和矛盾为切入点，强调宗教实践及其体验可以有效地统一认知矛盾，形成对世界的统一认知及体验确认；麦克纳马拉从人的自我管理和自我认同的角度出发，指出自我内在世界具有相互斗争的欲望和信念，灵修及宗教体验是内在自我由分裂走向整合的过程，实现理想的可能自我；前两者都是在认知层面强调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矛盾及内部世界的自我认同矛盾与统一问题，而第三种观点则更进一步，在元认知的层次上，展示了宗教经验作为一种去中心化的元认知过程的具体机制，强调在“元”层面上的觉知不同于具体思维内容或心理表征本身，它代表了一种站在身外看自身，对感受的感受，对意识的意识，即由第一人称的自我主观经验转向第三人称的对自我经验的觉察的视角转换机制，并且强调了这一机制对于维持自身心理平衡和健康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然而，从根本上说这三种理论对宗教体验本质的理解和把握是连贯一致的，这三种观点共同揭示了人类意识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一项重要能力，即由矛盾的、分裂的、主观的思维走向统一性、整合的、客观的思维的过程。也就是说，宗教灵修实践可以帮助人达到一种融合统一的、超越主观差异和矛盾的、绝对客观的综合性思维，当这种思维不断深化和扩展并达到极限状态，人的意识状态会发生改变，同时进入一种神秘的边界状态，自我与他人及世界的边界感消失，由此实现了一种“救赎”、“超越”或“神人合一”的宗教体验。

这些研究带来的启示及特殊意义在于，以往我们倾向于将宗教体验或宗教信念定义为一种主观的、感性的、形象的信仰思维，将其区别于客观的、理性的、抽象的科学思维，然而，当前神经科学对宗教体验的研究所揭示的恰恰相反，宗教之所以能为人提供终极意义恰恰在于其脱离了人的主观情感、思想和意志，尽可能以一种广阔的、客观化的视角或上帝视角反观自我与世界，由此达到一种与宇宙合一的神秘体验。这一思维倾向和能力也许是人之所以为人，并不断地综合、塑造和超越内在自我的一个重要基础。可见，人的宗教性与人之为人的规定性密不可分。

总之，无论是对外在世界的认知矛盾的统一，还是自我管理、自我整合与自我实现的去中心化过程，亦或是由第一人称主观视角向第三人称客观视角转移的元认知能力，这些解读都从不同侧面涉及了人的思维特性、自我同一性、自由意志及自我意识等重要哲学议题，同时揭示了灵性经验对人之存在的重要性，这些思考对我们重新审视人的本质、人的宗教性及科学与宗教关系等问题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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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Newberg, A. (2010). Principles of neurotheology. Surrey, England ; Burlington, VT: Ashgate Pub. 30-35.↩
2. D'Aquili, E., & Newberg, Andrew B. (1999). The mystical mind: Probing the biology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Minneapolis, MN: Fortress Press. 77-109.↩
3. McNamara, P. (2009). The neuroscience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2-44.↩
4. Teasdale, John D. (1999). Metacognition, Mindfulness and the Modification of Mood Disorders. Clinical Psychology and Psychotherapy, 6(2): 146-55.↩
5. King, A., Fresco, D. (2019). A neurobehavioral account for decentering as the salve for the distressed mind.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28: 285-293.↩
6. Bernstein, Amit., Hadash, Yuval., et al. (2015) Decentering and Related Constructs.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0(5): 599-617.↩
7. Dodich A, Zollo M, Crespi C, Cappa S F. (2019). Short-term Sahaja Yoga Meditation Training Modulates Brain Structure and Spontaneous Activity in the Executive Control Network. Brain and Behavior, 9(1): E01159.↩
8. Brewer J, Worhunsky P. (2011). Meditation experience is associated with differences in default mode network activity and connectivit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50: 20254.↩
9. Zhang D, Raichle M. (2010). Disease and the brain's dark energy. Nature Reviews. Neurology, 6(1): 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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