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需赘言，科学与宗教关系研究，是跨学科的经典议题，具有难以替代的思想价值和文化意义。伊安·巴伯（Ian Graeme Barbour，1923-2013）曾将彼此之间的关系划分为四种类型：冲突、无关、对话与整合。而从历史学特别是科学史的视野，布鲁克（John Hedley Brooke，1944-）则将前人就历史中彼此关系的论述归纳为三种模式：冲突论、和谐论与分离论，而他本人则是“复杂论”的倡导者，认为整个西方历史中科学与宗教都存在丰富关联与复杂互动。

但如果综合两者的研究，则不难看出两者实际上都充分意识到：在19世纪下半期的西方世界，“科学”在建制上已经几乎完全从“宗教”中摆脱出来，这一过程是冲突论兴起的历史背景，这一后果也是提倡科学与宗教对话或整合的现实境况。可是，正如林德伯格（David C. Lindberg，1935-）所言：“科学”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能够真正完全自主和自治，而总是处于某种依附的地位。如果自然哲学在中世纪是神学的“婢女”的话，这位“婢女”以仆人的身份成为了神学家庭中不可或缺的成员，并在中世纪的后期成长为一位肩负神圣信仰使命的“使女”。而近代科学更是在基督教母体之中孕育而成的“女儿”，甚至在后达尔文时代这位独立成长的女儿的身上仍然继承着母体的基因——对自然秩序性、法则性和合一性的信念，虽然这种信念在当代更多被表述为共同预设，而且似乎被日益细化的专业研究所遮盖。

脱离“宗教束缚”的科学可谓生逢其时，在工业时代之中形成了科学-技术与经济的结合，甚至逐渐在教育体系中驱逐了神学的王座。伴随着工业文明的全球扩张，使得任何想同样步入工业化轨道的国家和族群，都要或严谨或草率或精致或拙劣的复制这种科技-经济经合体，无论将这一过程冠以“科技兴国”、“科技立国”或“产学研结合”的何种称谓。而这一结合体在军事冲突和政治对抗中，更是经常以国家和民族的名义发展毁灭人类、毁灭生态的技术手段，以达成大规模毁灭特定人群并伴随而来的长时段毁灭区域生态的目标。即使在相对和平的时段，其对资源的消耗、环境的污染、生态的破坏和伦理的冲击，也在不断累积和持续扩大，特别是在区域时空之中的剧烈表现。这种剧烈表现几乎出现在所有已经工业化和正在工业化的国家，努力加速工业化的中国更是如此。更为令人侧目的是，维系科技-经济经合体存在和膨胀的个体前提似乎是——“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也许部分时空下的宗教社群努力持守自律和谦虚，但是从整体而言这种科技-经济经合体的膨胀借助贪婪也拓展贪婪。

直面19世纪以后愈发严重、频仍和全球化的生态危机，一个关联性的话题就是，谁应当为此承担历史责任呢？林恩·怀特（Lynn White, Jr.1907-1987）在1967年发表的观点曾经令人震耳发聩：科学技术的结合使人类获得了巨大的力量，但从生态视野而言，这种力量已经失去了控制；而基督教要为此承担重大的历史罪咎。怀特更是将生态问题的历史源头追述至中世纪。或许怀特的论述是对的，对技术应用的赞许与鼓励是发源于中世纪的修道院之中，对技术与科学的结合及其社会后果的乐观展望，也存在于近代早期的基督教科学社团之中，资源大量消耗和生态出现失衡的迹象也在欧洲近代早期就有所显现。但是，生态危机出现的时段，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文明世俗化大潮涌动的时段，也是西方现代科学与宗教传统在建制上渐行渐远、在文化上不断激荡的时期。林恩·怀特的论题发布40年以后，西方学界不断试图从西方世界以外寻找文化资源来化解西方文化导致的生态问题，特别是从东方的宗教思想之中寻找启迪性的生态智慧。前基督教的欧洲宗教也成为西方学界关注的对象，已经被机械论自然观宣布死刑的盖娅女神也似乎在生态问题上从新苏醒。以此同时，严谨的学术研究逐渐为基督教“开脱”了在生态问题上的“罪责”，但正如布鲁克质问：生态问题对科学与宗教和谐论倡导者的提醒是——试图以科学的标准来衡量宗教优劣，是否会因为科学蒙受责难而同时受到牵连？事实上，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冲突论者和和谐论者，尽管观点彼此对立并经常激烈展开论战，两方大多数人共有的思想前提常常是认为科学是“好”或“真”的，可以用以作为评价宗教的标准。

如何解决全球化的生态危机呢？生态危机在表象上是技术的恶果，科学也为此受到了连带的抨击，但是生态危机更多地被认为是社会问题甚至是制度体系的问题，“生态文明”的提法本身就更强调生态危机的社会性和制度性。菲利普·克莱顿（Philip Clayton，1955-）更是建议通过协调科学、宗教、生态与社会来构建生态文明。考虑到中国所面对的窘迫的生态危机局面，克莱顿对宗教概念的阐释更为广泛，但毫无疑问包括了基督教在内。在当代中文网络言论空间中，特别是基督教相关的论坛和网站中，中国有时被称为“前基督教国家”，与之相对，美国被称为“后基督教国家”。在尚未成为社会主流地位和逐渐失去社会主流地位的境况下，基督教群体应当如何参与到化解生态危机甚至是“构建生态文明”的公共事务之中呢？毕竟，在世俗化的今天，自然中智慧设计、神性创造和恩馈目的思想经常备受嘲讽。颂赞上帝的自然之诗，认识上帝的自然之书，自然中的神性荣耀与智慧，早已被肉体情欲与今生骄傲的雾霾所遮蔽。主要基于旧约文本阐释和神学解读，得到基督徒群体认可的生态伦理和相应的工作伦理已经逐渐成型——无论是从自然托管者的视野，还是从安息日律例的视野，还是从诺亚之恩约的视野。但如何将这些生态伦理和工作伦理带入解决生态危机科学社群和社会行动之中？如何认识工业文明体系下人类罪恶的“新”的表现形式？如何使因人类的败坏而受到诅咒的大地上恢复自然中上帝的荣耀？这或许是科学与宗教研究未来还将持续下去的所在吧，或许在这些领域科学与宗教之间未来的关系会更加丰富、互动也会更加多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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