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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科学背景的宗教

张百春(北京师范大学)

内容摘要: 在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上,大致有三种立场:对立论、相关论和分离论。尽管它们都有一定的历史依据,但是其前提是一样的,即科学和宗教是同一类现象,是同一个层次上的现象。西方文化发展的历史表明,基督教与科学有着非常密切而又复杂的关系。实际上,宗教与科学、哲学、文学等都有关系,但宗教与它们不是同一个类型的现象,不属于同一个层次。宗教是包括科学在内的各种文化创造的背景。科学在宗教这个背景上的发展是不均衡的,这个发展过程有中断,有鼎盛时期,也会有终结。理解近代科学的产生,离不开对其产生的背景--宗教的认识。

一,科学与宗教关系问题上的传统立场

中国有没有科学?中国有没有宗教?从广义的角度说,中国有科学,也有宗教。从狭义的角度说,中国有没有科学和宗教,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任何民族,特别是像中华民族这样有着如此悠久历史的民族,在其生活经验基础上,都会总结出一些科学思想或科学道理来。然而,中国人没有总结出科学定理,没有做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发现。称大象的重量对中国人而言属于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智慧,算不上稀奇。但是中国人毕竟没有由此发现浮力定律,我们的祖先当初也许没有想到要总结什么科学定理,他们似乎没有这方面的冲动。中国在技术方面甚至长期遥遥领先,但在科学方面却交了白卷。如果把任何形式的鬼神崇拜都看作是宗教,那么儒释道三家都属于宗教现象。在一定意义上,它们的确发挥过宗教的功能。然而,如果把一神信仰和神启看作是宗教的必要条件,那么中国没有符合这个条件的宗教。而且,中国没有作为全民信仰的统一的宗教。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种宗教在中国能够主导全民族的意识。[1]

在讨论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时,人们通常都是在狭义上理解它们。狭义的科学产生于古希腊,后在近代西方再度兴起,我们所知道的全部科学定理几乎都是西方科学发展的产物。狭义的宗教就是指基督教。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科学,还是宗教,实际上都是西方的产物。科学是无国界的,但是,科学在西方产生,这是个历史事实。在中国语境下,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自身就是外来的,它来自于西方,是西方科学哲学和宗教学等学科的重要话题。[2] 而且,在西方学术界,围绕这个话题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其中有许多成果在近些年已经被翻译成汉语,和“宗教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一起进入中国学术界。在中国学术界,人们在探讨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时所使用的主要学术资源也是西方的。

在讨论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之前,我们可以从逻辑上做出判断,它们之间的关系有三种情形:对立、相关和无关(分离)。[3]

所谓对立论,就是指科学和宗教是对立的,这个对立几乎表现在一切方面,包括它们的对象、方法等。对立论著名代表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不但坚持科学与宗教在原则上是对立的,而且认为这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之间的对立。在探讨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时,罗素的立场是非常值得注意的,这是明显的唯科学主义的立场。他对宗教的理解也是比较简单化的,这个理解接近无神论。比如,他完全认同卢克莱修对宗教的理解,即“宗教是由于恐惧产生的病症,是人类灾难深重的渊源。”[4] 众所周知,坚持对立论的还有基督教内部的基要主义者,他们不但主张科学与宗教的对立,而且立场是非常坚定的,只不过这个立场与罗素的唯科学主义立场完全相反,这是一种完全从信仰出发,为信仰辩护的立场。因此,基要主义者是“唯信仰主义”的典型,罗素则是“唯科学主义”的典型。基要主义者“为信仰而否定科学”,罗素“为科学而否定信仰”。[5]他们的共同之处是认为科学与宗教是完全对立的,而且都坚定地为自己的立场辩护。除此之外,他们之间很少再有共性了。

科学与宗教之间关系的相关论立场与对立论立场在很多方面都是相反的。坚持相关论立场的人认为,科学离不开宗教,宗教也离不开科学,甚至在它们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一致性。他们的座右铭是爱因斯坦的那句名言:“科学撇开宗教便成了跛子,宗教撇开科学则成了瞎子”。[6]爱因斯坦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科学与宗教是不能分开的,它们是相互依存的,它们的分离会给双方造成致命的影响和损失。

坚持相关论立场的人认为科学与宗教不能分离,但是,坚持分离论立场的人恰好认为它们是分离的,这是两个不同领域,各有自己的领地,相互之间没有直接关系。“科学并无权力干预信仰,信仰也无权干预科学。一个意域是不能干预另一个意域的。”[7]因此,科学与宗教既不相关,更不能构成对立。

在西方学术界,围绕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上述三个立场都有自己的支持者,而且支持者们都为自己的立场提出过比较充分的依据。确实,每个立场的支持者都可以在历史上为自己找到足够的证据。然而,这些立场的前提是一样的,即把科学和宗教看作是两个处在同一个层次上的现象,可以归到一个类别的现象,因此可以拿过来进行对比和比较。但是,在这个对比和比较过程中,对科学和宗教的理解都是片面的,它们之间关系的实质方面常常被忽略。上述任何一个立场都无法穷尽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都漏掉了这个关系中的很多问题和因素。

在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中,与科学最为密切的宗教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由于犹太教与基督教的亲缘关系,以及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张力和冲突主要是近代以来的事情,所以,人们在探讨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时,经常把讨论的对象限定在基督教与科学的关系之内。基督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以上针对科学与宗教的关系的三种主要立场都以基督教与科学的关系为基础的。而且,它们谈的确实都是狭义的科学(西方自然科学)和狭义的宗教(基督教)。然而,即使在狭义上,上述三个立场对科学和宗教的理解也是不全面的,因此对它们之间关系的探讨以及所坚持的立场,都是有问题的。上述三个立场无法清晰地回答科学和宗教之间关系领域的所有问题,甚至对其中的很多问题根本没有涉及到:什么是宗教?什么是基督教?什么是科学?宗教的功能是什么?科学的价值是什么?在宗教里,是什么东西与科学发生冲突?又是什么东西与科学一致?科学能否离开宗教?宗教能否离开科学?如果科学与宗教对立,那么如何理解:绝大多数科学家都是信徒?如果科学和宗教有一致性,那么,无神论者能否从事科学研究与创造?所有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都应该相信宗教吗?相信什么样的宗教?……

二、传统立场遇到的挑战

我们在此无法详细讨论这些问题,把它们提出来是为了表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绝不是“对立、相关和无关(分离)”这个逻辑图示能够涵盖的,还有很多问题被它给漏掉了。这些传统立场遇到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不能局限在科学与宗教的范围内讨论。狭义的科学产生于古希腊。无论巴比伦、埃及,还是中国,都没有产生科学。在所谓的“轴心时代”,上述国家和地区都以不同的方式和路径走上文明发展道路,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唯独在希腊产生了自然科学。那么,为什么在其他地方没有产生科学?尤其是,在古代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科学?这些科学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至今依然悬而未决。不过,这里有两点是非常明确的,首先,当科学在古希腊产生时,离基督教的出现和在世界上的传播还有三、四个世纪的间隔,它们之间没有直接关系。其次,在古希腊,科学不是孤立地产生的,除了科学之外,古希腊还有非常发达的哲学、艺术等。古希腊人对自然界有非常浓厚的兴趣,他们研究自然界,总结出一些科学定理,比如杠杆原理和浮力定律等。当然,古希腊人在科学上最大的、标志性的贡献应该是欧几里得的几何学体系,它甚至影响和决定了西方人对科学的看法。科学不仅仅依靠经验,理性思维是科学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各民族在生活中都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但只有在古希腊产生了科学,原因是在古希腊时期就有了非常发达的理性思维。古希腊人发达的理性思维不仅仅表现在科学发现上,而且还表现在哲学、文学、艺术和政治等领域。相对于这些领域,科学的发展在古希腊应该算是比较薄弱的,至少它根本没有办法和古希腊哲学相比。正是希腊哲学的理性思维孕育了科学的理性思维,哲学和科学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存在着更多的一致性。因此,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不能仅仅局限于它们自身,还要考虑到其他知识领域,尤其是不能忽视哲学在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在讨论基督教与科学的关系时,也不能不考虑哲学在其中的作用。

第二,在古希腊产生的科学后来的发展中断了,而且这个中断持续的时间长达一千五百多年。在中世纪,科学发展完全停止了,对科学而言,这的确是个“黑暗的时代”。在古希腊,各类知识领域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相对而言是比较和谐的。比如,哲学家们也都从事科学研究,无论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除了哲学家的身份之外,他们都研究科学(柏拉图及其学园对几何学的研究,亚里士多德对物理学的研究等)。而且,在古希腊末期,科学随着其他知识领域一起衰落。在整个中世纪,基督教信仰在西方人的生活中占绝对统治地位,信徒们把目光转向了彼岸世界,对大自然没有兴趣。因此,这个时期的西方人没有发现科学定理。基督教教会也不鼓励科学研究,甚至压制一切形式的科学研究活动。那么,能否由此做出结论说,基督教与科学对立呢?坚持科学与宗教对立的人都把教会压制科学这个事实当作充足的历史证据。在中世纪,古希腊的科学始终没有获得恢复,在这方面,基督教的因素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天主教会将西方人的思想完全控制在自己的宗教范围之内,不能越雷池一步。天主教会不仅仅压制科学,而且压制所有与理性有关的其他学科,比如哲学,它还对文学和艺术进行严格限制,不允许它们表达人性化的东西,只能去反映神圣事物。在信仰问题上,不允许有任何理性怀疑的成分。凡是带有理性色彩的东西均遭到压制。在中世纪,不但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而且所有的文化领域都成了宗教的“婢女”,如果它们想要维持自己的存在的话。在一千多年的中世纪,科学是不存在的,天主教会在这个问题上的确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是,在基督教产生之前很长时间内,古希腊的科学就逐渐走向衰落并最后消亡了。[8]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天主教会只能承担一部分责任,而且天主教会也不能完全代表基督教。

第三,近代科学在西方的出现是中世纪之后的事情。在十六世纪,包括科学在内的很多知识领域已经开始复苏、复兴。就科学而言,从哥白尼(1473-1543)的天文学革命开始,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经典科学的几乎所有领域都建立起来了,天文学、物理学、化学、数学、生物学等纷纷独立,科学的基本定理逐渐被发现。到十九世纪,经典科学的发展已经完成。在十九世纪的一百年内,西方人把经典科学里的全部科学定理都发现了。经典科学中带有综合性的那些伟大定理都是在这一百年内发现的。经典科学的大厦封顶了。在经典科学产生和发展的历程中,人们发现一个事实,近代绝大多数科学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包括新教徒、天主教徒、东正教徒(十九世纪有两项非常伟大的科学发现产生于东正教的俄罗斯,罗巴切夫斯基的非欧几何和门捷列夫的化学元素周期律),此外,还有犹太教徒。近代科学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与基督教内部发生的那场宗教改革有关。宗教改革在许多方面直接针对天主教会。被动摇了的天主教会对信徒的思想控制放松了,这无异于一场“思想解放”。而且,新教更能接近和满足人的内心世界的需要,从而给西方人的信仰注入了活力。所以,近代科学的产生与基督教是密切相关的。然而,无论如何,不能把近代科学的产生完全归功于宗教改革。对西方人的“思想解放”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在新教改革之前发生的那场文艺复兴运动。在近代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还有后来发生的那场席卷整个欧洲的启蒙运动。还需要指出的是,和古希腊时期一样,近代科学的产生并不是孤立的现象,与科学一起产生的还有哲学、文学、艺术等。近代哲学的创始人笛卡尔就是个伟大的科学家。在短短几百年内,在所有这些领域里都是人才辈出,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因此,一方面,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不能仅仅归功于宗教改革,另一方面,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孤立事件,科学和很多知识领域一起产生,一起发展。

第四,基督教是个组成复杂的现象,在讨论基督教与科学的关系时,不能片面抽取基督教里的某些元素(如教会组织)与科学进行对比,而是要尽可能全面考虑基督教的复杂组成。基督教产生于地中海东岸的巴勒斯坦地区,从地理位置上说这是东方。历史上的犹太人主要也被看作是东方民族。基督教是从犹太教内部分离出来的,因此从产生上看,它有东方的根源和背景。但是,基督教产生后立即在西方传播,主要是罗马帝国,四世纪末成为帝国的国教。此后,基督教成为整个西方世界的宗教。直到今天,基督教仍然是西方的主导宗教。尽管在东方(包括亚洲)也有大量的基督徒,但是基督教的影响主要局限在西方世界。在西方以外,基督教对已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地区和民族的影响比较小。可以说,基督教塑造了西方文化。这里的西方世界主要包括欧洲和美国。但是,在欧洲也有东西方之分,而且这个区分与基督教有关。众所周知,基督教并非铁板一块。1054年,基督教分裂为东正教与天主教。东正教主要在东欧地区传播,天主教主要是在西欧传播。东欧国家的人把西欧看作是西方,比如俄罗斯人就认为自己属于东方,把自己与西方(欧洲以及后来的美国)对立起来。在很多俄罗斯人的心目中,西方就是天主教的代名词。十六世纪初,新教从天主教会中分离出去,它是所谓的宗教改革的产物。新教的产生对近代西方社会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包括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在近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天主教和新教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相比而言,东正教的作用就不那么明显。但是,在东正教内部保留了很多早期基督教的元素,其中很多元素都被天主教和新教丧失了,至少是忽视了。这些元素在最近两百年里开始在东正教内部复兴,尤其是在宗教礼仪、灵修方面。俄罗斯的东正教礼仪源自拜占庭东正教传统,礼仪元素保存完好,很少变化。在灵修方面,基督教的灵修传统几乎完好地保存在俄罗斯东正教里。马克斯·韦伯在讨论近代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因时,涉及到基督教的苦修精神。但是,他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主要依据的是新教传统,特别是加尔文宗的苦修精神。然而,真正的基督教苦修精神和苦修传统主要保存在东正教里,起初是在拜占庭东正教里,后来是在俄罗斯东正教里。最近一个世纪以来,灵修传统的研究在东正教学术界展开,并取得很多成果。当然,这些“新发现”并没有改变基督教,而是更完整地揭示了基督教的内涵。在研究和理解基督教时,不能忽略这些新的研究成果。

第五,进入二十世纪,西方经典科学的发展速度放缓,有些领域的发展甚至停止了。大规模的科学发现时代已经过去,只有物理学还在尝试着突破经典科学的范围和限制,但也仅有零星的几项发现。西方科学总体上处在徘徊不前的状态。二十世纪无论如何不再是科学的时代,而是技术的时代。科学让位于技术,技术开始利用科学成果,不断做出自己的新发明,并实质性地影响全人类的生活和存在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技术的无限制利用也为人类带来了各种问题,尤其是全球性的问题,包括各种灾难,如生态问题等。正如在古希腊和近代,在讨论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时,不能忽略哲学的关键作用一样,在现代条件下,在讨论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时,不能不考虑到技术方面的因素。此外,在近代以来开启的世俗化进程,在二十世纪达到了顶峰。各类宗教都被卷入世俗化进程。那么,技术与宗教的关系如何?技术时代的科学将如何继续发展?未来的科学还会在西方复兴吗?经历了世俗化的基督教与未来科学的关系如何?

三、对挑战的回应:宗教是科学的背景

上述问题只是在讨论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时必须考虑的诸多问题中的一部分。我们提出和讨论这些问题,不是为了推翻“科学与宗教关系”问题上的传统立场,更不是要否定在它们的基础上所取得的成果,而是要说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除了上述三个主要立场(对立论、相关论和分离论)之外,我们还要探索其他立场,拓展讨论的范围。

在涉及到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时,还应该注意几个事实。首先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永远是少数,伟大的科学家(发现科学定理的科学家)更是凤毛麟角。但是,信仰宗教的人在世界上占绝对多数。当然,一部分科学知识,特别是技术成就,可以为大众所接受,为大众提供服务。就科学与宗教的关系而言,不能不考虑技术方面的元素。但是,技术与宗教的关系已经是另外一个问题了。科学是少数人从事的事业,但宗教则是多数人的信仰对象。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也可以相信宗教。此外,科学研究针对自然界,宗教针对的是彼岸世界。科学研究以理性为基础,宗教以信仰为基础。这些简单的宗教学事实表明,科学与宗教不仅仅是不同的现象,而且不是一个层次上的现象,不是同一个类型的现象。

下面的事实也可为我们的这个结论提供支撑。在近代科学产生和发展之时,哲学、文学、艺术、音乐等文化领域也获得了同样的发展,这些领域也取得了同样令人瞩目的成就。甚至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里也是如此。如果我们综合起来考虑问题,即不是把注意力仅仅放在科学与基督教的关系上,而是兼顾到基督教与其他文化领域的关系,那么,我们发现,相对于所有这些文化领域而言,基督教是某种共同的东西。这些文化领域都从基督教里获得了某种东西,所有的文化成就在一定程度上都有基督教影响的烙印。这一点再次确证了我们的论点,即基督教是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等文化领域产生和发展的共同背景。基督教是整个西方文化创造的背景,创造灵感的来源。因此,基督教与这些文化领域不属于同一个层次,不属于同一个类别。基督教不仅仅是科学的背景,同时也是哲学、文学、艺术的背景。人们更多地关注科学与基督教的关系,只是因为这个关系的张力更大些,更引人注意。其实,基督教与其他领域的关系同样值得注意。我国宗教学研究相对滞后,宗教对文化的影响问题在我国刚刚开始研究。在西方,这类问题早就随着宗教学的兴起而获得广泛深入的研究。不过,近来在我国学术界这方面的研究呈不断强化的趋势,特别是有关基督教与科学的关系,基督教与文学的关系,基督教与哲学的关系,已经成为我国学术界的研究热点。

我们的结论是,基督教与科学分属于不同层次,它们不是同一个类型的现象。在西方,基督教是近代科学产生和发展的背景,是科学创造的源泉和动力,是科学灵感的来源。

如果把基督教看作是西方科学发展的背景,那么,科学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重大问题,都与这个背景有直接关系。起初,基督教确实妨碍了科学的发展,但是,近代科学后来正是在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的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而且在短短三百多年内,经典科学的大厦建成了。即使是在二十世纪,西方科学发展出现了各种问题,个别领域甚至停止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其原因也在基督教这个背景之中。只是我们还不清楚,这个背景发挥作用的机制是什么,它到底是怎样影响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等文化领域。这个问题有待专门的学科去研究。

科学产生和发展的背景是至关重要的。毫无疑问的是,科学不是孤立的事件,一方面,科学的发展和其他文化领域密切相关,这是西方科学发展历史的真实经验。因此,要发展科学,必须同时发展其他文化领域,而且,它们应该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在西方,这个背景就是基督教)。另一方面,科学需要在科学以外寻找灵感和动力,这就是“背景”的意义。就西方科学而言,它的发展多亏基督教这个背景。没有基督教,西方科学无法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可以说,没有基督教,就没有西方的科学,这也是历史事实。西方科学家们进行科学创造的灵感不是来自于自然界,也不是来自科学自身(科学创造的方法自身通常是不科学的、非科学的,甚至是反科学的),更不是来自社会需要(社会需求只能提供科学创造的动力,但不能成为科学创造的灵感的源泉,不能保证科学创造的成功),而是来自于一个更为深厚的背景。近代许多伟大的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动力并非社会需求(大多数重大的科学发现都是如此),而是为了证明上帝创造世界的伟大智慧,这就是他们的创造激情和灵感的来源。

不过,同样可以断定,西方科学发展的不平衡性及其终结也与基督教这个背景有关系。在当今条件下,经常可以听到“科学终结”了,“哲学终结了”等说法。究其原因,是它们背后的基督教出了问题(尼采就曾经喊出过“上帝死了”)。总之,作为西方文化背景的基督教与科学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在此我们只好停留在这样的结论上:基督教与科学的关系不是两个并列现象之间的关系,而是背景与位于其中的现象之间的关系。

科学与宗教的关系类似于花朵与土壤的关系。美丽的花朵无疑需要肥沃的土壤。但是,花朵并不是一年四季都开放,而且开放时间非常短暂。最终,当土壤变得枯竭时,花朵就不再开放了。基督教无疑曾经是科学之花的“土壤”,曾经为这个花朵的开放提供过良好的条件。问题是,基督教是唯一适合科学生长的“土壤”吗?未来的科学需要什么样的“土壤”?在非宗教的“土壤”上能否产生科学?无神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土壤”里能否生长出科学?能否制造适合科学(尤其是未来科学)生长的新“土壤”?从对待科学与宗教关系问题的传统立场出发,很难对这些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参考文献:

  • 罗素:《宗教与科学》,徐奕春 林国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 罗素:《我的哲学发展》,温锡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
  •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彭强 黄晓京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 张志刚:《走向神圣:现代宗教学的问题与方法》(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注释

  1. 只有在广义上理解宗教,“儒家(儒学)是不是宗教”才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如果在狭义上理解宗教,那么,儒家(儒学)根本不是宗教。佛教是否是宗教,在西方学术界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有人认为佛教是准宗教,甚至是无神的宗教。道教是中国人自己创立的,但是,它没有成为全民信仰,而且在很多方面它都与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有实质性的差别。首先,道教在自我界定方面从来都是不明确的,其边界非常模糊,最终导致它主要以民间信仰的形式存在;其次,在道教里有些教导与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格格不入,比如,养生、延年益寿等,这些教导违反了宗教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即人的寿命是注定的(神注定、天注定等),宗教的宗旨不是此生(自然生命),而是来世。任何严肃的宗教(包括佛教)都不会教导信徒如何延年益寿,如何追去长寿(这里指的是人的自然寿命)。
  2. 当然,在中国语境下也可以谈科学与道教的关系,但这时就要对科学做广义的理解,而不能做狭义的理解。
  3. 张志刚:《走向神圣:现代宗教学的问题与方法》(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5-90页。
  4. 同上,第58页。
  5. 同上,第81,83页。
  6. 同上,第65页。
  7. 同上,第74页。
  8. 罗马士兵杀害阿基米德(公元前212年)是个标志性事件,古希腊科学从此开始衰落,最后中止了自己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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