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吕锡琛（1953- ），中南大学宗教文化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宗教学学会理事。
运用现代科学知识来阐释神学理论，协调科学与宗教的关系，这成为不少哲学家和神学家的追求。例如，美国哲学家怀特海就曾以探究科学与宗教的互补和融合为己任；德国神学家海姆努力将信仰与最新的科学发展相联系；美国神学家拉姆主张神学家与科学家应各守其职而又相互学习；英国神学家托兰斯认为神学与自然科学可通过互补和协调来达到其辩证统一。特别是柯林斯这位屹立于当代世界科学技术之巅的美国著名科学家，更是对于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尖锐对峙和积重难返的误解深感忧虑，认为化解对峙，消除误解，和谐相处，人类才可能拥有一个更完整的世界。他否认上帝信仰会阻碍科学探索，并以伽利略这位身兼科学家和天主教徒于一体的典型为例，证明宗教信徒不仅接受科学探索，而且还将其奉为崇高的事业。以上论述显示出现代社会的有识之士正在以更为理性的态度来审视科学与宗教的关系，科学与宗教形同水火的局面正在悄然改变。
而在中国古代，道教似乎很早就显示出宗教与科学的不解之缘。东晋的葛洪（284～364）就是兼道教徒和科学家于一身的伟大人物，本文以他为例来凸显道教与科学的联系。
一、独树一帜的科学贡献
得道成仙、长生久视是道教修炼活动的终极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也为了应对世人对神仙信仰的质疑，葛洪进行了一系列的科学实践活动并创建出丰硕的成果。
他强调修道者应兼修医术，否则“病痛及己”，便“无以攻疗”，连自己的性命也难保，更何谈长生成仙？在这方面，葛洪可谓是身体力行的典范。他精通医学、药物学，在行医、游历的过程中收集了大量救急用的方子，并筛选出一些比较容易找到或相当便宜的药物，撰成医学著作《肘后备急方》（书名的意思是可以常常带在身边的应急书）首创随身常备的实用书籍。从而改变了以前的救急药方不易懂、药物难找、价钱昂贵的弊病。书中对“急病”即急性传染病亦有独到的研究，当时，人们称这种“急病”为“天刑”，认为是天降灾祸或鬼神作怪。葛洪在书中说：急病不是鬼神引起的，而是中了外界的疠气，在1600多年前尚未发明显微镜的情况下，葛洪虽然无法知道急性传染病的病因来自于微生物（包括原虫、细菌、立克次氏小体和病毒等），但作为一位道教徒，他能够排除鬼神迷信，而从外界物质因素来寻找急病的起因，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肘后备急方》中还观察和记载了结核病等疾病的有关情况，例如，他将结核病名为“尸注”，并指出，这种病会互相传染，并且千变万化。患者怕冷发烧，浑身疲乏，精神恍惚，身体消瘦，甚至会丧命，这是我国最早研究结核病的文献资料。
《肘后备急方》中还记载了狂犬病的原因、症状，并且采用以毒攻毒的方法，用疯狗的脑子敷病人的伤口以进行治疗，这一方法可以称得上是免疫学的先驱，它与欧洲免疫学始祖法国的巴斯德的工作方法在原理上相同，[1]而巴斯德的发明比葛洪晚了1000多年。葛洪还提出了不少治疗疾病的简单药物和方剂，其中有些已被证实是特效药。如松节油治疗关节炎，铜青（碳酸铜）治疗皮肤病，雄黄、艾叶可以消毒，密陀僧可以防腐等等。雄黄中所含的砷，有较强的杀菌作用。艾叶中含有挥发性的芳香油，毒虫很怕它，所以我国民间在五月节前后烧燃艾叶驱虫。铜青能抑制细菌的生长繁殖，所以能治皮肤病。密陀僧有消毒杀菌作用，所以用来做防腐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葛洪还在世界医学历史上第一次记载了天花等传染病。[2]
围绕得道成仙这一道教信徒的理想目标，葛洪孜孜不倦地从事神仙修炼活动，而修炼的重要内容是研究炼丹术和服用丹药。丹药分为草木类、金石类等诸多种类，《抱朴子》中专门列有《仙药》一篇，对许多药用植物的形态特征、生长习性、主要产地、入药部分及治病作用等作了详细的记载，从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医药学的发展。金石类的炼丹术即是将一些矿物放在密封的鼎里，用火来烧炼。矿物在高温高压下就会发生化学变化，产生出新的物质来。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发现了一些物质变化的规律，这成为了现代化学的先声。如，《抱朴子·内篇》具体地描写了炼制金银丹药等多方面有关化学的知识，也介绍了许多物质性质和物质变化，描述了化学反应的可逆性。例如“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即指加热红色硫化汞（丹砂），分解出汞，而汞加硫黄又能生成黑色硫化汞，再变为红色硫化汞。又如，“以曾青涂铁，铁赤色如铜”，描述了铁置换出铜的反应。他还发现，用四氧化三铅可以炼得铅，铅也能炼成四氧化三铅；葛洪炼制出来的药物有密陀僧（氧化铅）、三仙丹（氧化汞）等，这些都是外用药物的原料。《抱朴子》的《金丹》和《黄白》等篇还系统地总结了晋以前的炼丹成就，介绍了多种炼丹方法，记载了大量古代的丹经。还记载了雌黄（三硫化二砷）和雄黄（五硫化二砷）加热后升华，直接成为结晶的现象。这些都成为中国原始实验化学的珍贵史料，对隋唐炼丹术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可见，在道教的神仙信仰支撑下，葛洪不仅成为一位承前启后的著名炼丹家，而且成为在药物学和化学等领域卓有建树的医学家和化学家。
二、“至明极聪”而不可“毕见尽闻”的认知论
对客观世界的不倦探索和认识是科学活动的主要内容，而正确的认识论则为科学探索活动的顺利进行提供思想上的保证。葛洪认识到，人的感知必须依赖于耳目等感官的活动：“眼不见则美不入神焉”，[3]感知器官不健全的人无法获得感知，因此，“夫瞶者不可督之以分《雅》、《郑》，瞽者不可责之以别丹漆”。[4]但是，葛洪也注意到，人的感知还受着高级精神活动器官的支配。在人们的活动中存在着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现象，雷霆霹雳“而或不闻”，“七曜经天而或不见”，其原因在于什么呢？葛洪分析说，这不仅是感官方面存在知觉障碍，而是由于“心神”受到了遮蔽，“是以闻格言而不识者，非无耳也；见英异而不知者，非无目也。由乎聪不经妙，而明不逮奇也。” [5]
“心神”既指进行精神活动的器官，又指人的精神活动，故以上这段话包含多种意义：第一，在认识过程中，感官虽然健全而“心神”这一精神活动的器官发生了障碍，神智不清或缺乏识人之智，是不能正确地认知事物或人才的；第二，如果单凭感知器官而没有注意的参与，也就无法形成相应的感觉、知觉。这说明，葛洪已经初步认识到，高级神经系统对感官活动的支配作用以及注意在感知活动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揭示出认知结果与认识主体自身已有的认知水平密切相关。
认知活动必须依靠精神活动和耳目感官来进行，但葛洪也深刻揭示了感官认识和人的认识水平的局限性，这方面的论述集中体现在关于神仙之有无的论辩中。
我们知道，神仙信仰是道教教义的核心内容，如何回答世人对神仙的质疑而维护这一核心信仰呢？为此，葛洪花费了相当多的笔墨，他在《抱朴子》一书中专门列有《论仙》一篇进行论辩。首先，他从认识论的视角论述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说：“天地之间，无外之大，其中殊奇，岂遽有限？”“虽有至明，而有形者不可毕见焉。虽禀极聪，而有声者不可尽闻焉。……虽有禹、益、齐谐之识，而所尝识者，未若所不识之众也。”人是有限的存在物，面对浩瀚的大千世界，人的感官经验或认知水平是如此之有限，即使具有大禹、伯益那样的杰出的见识和能力，其既有的知识亦无法覆盖广阔无垠的未知世界，人的已往经历和已有知识绝对大大少于未见、未知的事物．因此，必须去除自以为是的盲目自大心理，不能自恃已往经验和固有知识而排斥异己或未知的事物，这种对于自身之局限性的深刻认识，乃是葛洪不断进行科学探索的动力之源。
葛洪还指出，不仅外在的客观世界是无限的，人们不可能穷尽天地自然之奥秘，即使是对于近旁之事物乃至于人的自身，认识主体也未必能有清晰的把握。他指出人的感官的局限性说：“目察百步，不能了了。欲以所见为有，所不见为无，则天下之所无者，亦必多矣。”“诣老戴天而无知其上，终身履地，而莫识其下。形骸，己所自有也，而莫知其心志之所以然焉……仗其短浅之耳目，以断微妙之有无，岂不悲哉？”葛洪上述话语虽然是为了论证世有神仙，这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人看来可能是荒谬的，但这其中却蕴含着深刻的睿智。众所周知，科学探索的动力来自于对未知世界的好奇而不满足于已知事物，科学的意义在于不断地发展和创新，不为传统观念和已有知识所束缚，勇于开拓新的方向，获取并创造新的知识。而葛洪正是在人们面前打开了一个广阔无垠的未知领域，向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发出了诘难。他告诫人们，对于那些司空见惯的事物，人们未必能够知其所以然；人类对于包括自身在内的诸多事物的认识还很肤浅；不要囿于感官经验只承认“所见”事物的存在，否认“所不见”事物的存在，更不能根据感官认识而轻易对某些问题下结论。这些话语揭示了外部世界的无限性以及人类感官认识的有限性，实乃激励人们不断努力探索的精神动力。愚意以为，这些认识与西方现当代人文主义哲学家所提出的超越“在场”的主张具有某种相通性，体现出中国古代哲人对于有限性的超越。
我们看到，现代西方人文主义哲学家在扬弃西方传统哲学的基础上，一方面批判了超时间、超现实的概念哲学，主张哲学的真理和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就在现实世界中；另一方面，又认为这种真理和人生意义不在于死盯住当前的在场的东西，而在于超越这种在场的东西的有限性，体悟到隐蔽在其背后的与之相联系的不在场的东西的根源性。提出要把死盯住在场的东西的观点不断转换为与无穷的不在场的东西结合为一的观点。葛洪“有形者不可毕见”、“有声者不可尽闻”，不能囿于“目之之所曾见”，“仗其短浅之耳目以断微妙之有无”的思想正是揭示了在场之物的有限性，力求与无穷的不在场的“远理”、“幽玄”之物结合为一，这些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前瞻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三、“反听”“内视”的致思方式
在具体的致思方式上，葛洪亦提出了与现代心理学和思维科学相契的观点。他继承了《老子》致虚守静等直觉认知方法，认为通过收视反听、反观内照能够获得独特的认知功能。在《抱朴子 至理》篇中，他指出：“反听而后所闻彻，内视而后见无朕”。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修炼者暂时停止目视耳听的正常感官功能和意识的干扰，在虚寂恬静的状态下才能洞见事物本质或体悟大道，获得一种特殊的感悟能力，达到更高层次的认知水平。
这种通过致虚守静，排遣意识干扰而体悟大道的过程，在西方近代科学主客二分的理性思维方式和实验心理学中也许是难以理解的，但却在当代西方精神分析家和心理学家那里却可以找到知音。现代著名心理学家荣格在分析大量人类学、文化学资料后提出，人格包含两个部分，一是自觉意识以及它所覆盖的东西，一是无意识心理那幅员辽阔而边界不明的内陆。他指出：“某些心理内容来自一个比自觉意识更大更完整的心理。它们往往拥有意识还无法形成的更为优异的分析、洞察和知识。”荣格将其称之为直觉。在荣格看来，这种直觉来自于人类心理结构中的无意识部分。荣格将他的无意识概念称之为“集体无意识”，以区分于弗洛伊德的个人无意识，集体无意识是个人无意识的基础，是心理的深层结构，它是人类先天的、普遍一致的心理。[6]这就启示我们，人类如果通过某种方式进入到无意识层面，就有可能获得直觉这种优于自觉意识的分析、洞察能力。葛洪上述“反听而后所闻彻，内视而后见无朕”、“养灵根于玄钧”等主张，即是通过排遣人的感官觉知和意识而进入到无意识层面，以体悟大道，在“虚极”、“静笃”这种凝神专注的功能态中感受天地万物的本质或整体规律。
致虚守静、反听内视的方法来自于修炼者在修炼过程中对道的存在的直觉和亲身体验，它可知而不可说，无形，无声，看不见，摸不着，是一种存在的体验。不是以感官对客观外界的观察，而是一种向内的观照。因为，人天在本源上是同一的，人是宇宙的全息，天地人都受着“道”这一共同的普遍规律的支配，那么，要体认“道”这一普遍规律，就要在“致虚极守静笃”、“无私无知无欲”的状态下，反观内照，即保持心灵的虚静、排除一切杂念，通过“心”这面特殊的镜子（“玄览”、“玄鉴”），以达到主观和客观的沟通，从而认识和掌握“道”这一事物的本质规律。这是一种直觉致思途径，是一种不受逻辑规则约束而在潜意识领域内发生的直接领悟到事物本质或内在意义的一种致思途径，是不同于观察、实验和逻辑推导的另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和认识能力，它具有了悟性、突发性和意识的非可控性等特点。
人类认识自然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以西方的分析科学为代表的外求的方法，一是以东方人体修炼为代表的内省的方法，这两种方法其实是各有优劣，各有其用。
外求的认识方法将视角或思维的焦点对准客观外界，得到的是客观事物的声色形状等外观的认识，或者是关于具体事物的本质和个别运动的规律，而内省的方法则是将思维的焦点置于内心的心理体验，其不是依靠逻辑而是以整个心灵的各种功能去认识和把握世界，试图在一种特殊的凝神专注的功能态中感受宇宙的本质或整体规律。与天地自然的节律相合，从而感知宇宙的信息，认识宇宙的根本规律。这种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认识方法，对于开发人的潜能激发创造性思维具有积极的意义。
现代科学研究表明：人的脑功能处于不同状态会出现不同频率的脑电波信号，处于宁静和安详时，脑电波为8-14赫兹的α波，它提供意识与潜意识的桥梁,这种状态下,身心能量耗费少,相对地脑部所获得的能量较高,运作就会更加快速、顺畅、灵感及直觉敏锐,脑的活动活泼, 有利于学习与思考。当人们进一步地放松、虚静，从而进入冥想或潜意识状态时，脑电波为θ波，频率在4-8Hz之间，这种状态下，人的创造力、灵感突发；感悟，富于直觉；加速学习、记忆。 [7]
而“致虚极守静笃”、物我两忘正是这种冥想或潜意识状态，在这一状态下，人的精神状态深度放松，身心平和有序，从而有利于发挥大脑的功能，促使主体的心理活动能够超越原有的思维定势向多维方向发展，促使头脑中已有信息的释放、沟通和有序排列组合，获得某种重要的思路或启示，发现和解决在常态下不能发现和解决的问题。
直觉思维方法日益受到现代西方科学家的重视，被誉为最具魅力和自由创造力的现代思维方式。爱因斯坦、马赫、彭加勒、波普等人亦十分推崇直觉思维在科学发现中的重要作用。波普曾在他的《科学发现的逻辑》一书中引用爱因斯坦的话说：“高度普遍的定律的寻求是没有逻辑途径的”，“它只有通过一种建立在对经验客体的理解的直觉上才能达到。”这都说明了直觉在科学发现中的重要作用。
与逻辑思维相比，直觉思维的产生途径是丰富多样而又不可控制的，而道教致虚守静、反听内视等正是有可能激发直觉或灵感的重要途径，故葛洪“反听而后所闻彻，内视而后见无朕”等体悟，可谓是对于人类直觉思维及其产生途径的揭示，值得现代思维科学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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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是位不折不扣的宗教信徒，同时又是名符其实的伟大科学家，宗教和科学在他身上得到了相当完美的统一。他的人生实践充分证明，宗教信仰并非会阻碍科学的发展，反而可能成为努力探索未知世界的精神动力；而神仙修炼活动本身就成为了孕育医学、药物学、化学、心理学等诸多现代科学的温床；一些独特的修炼方法至今仍然值得现代科学的相关学科进一步研究；由神仙信仰而引发的一系列关于如何面对未知世界和超验现象的深刻思考，对于今天某些以科学权威自居、固步自封、妄自尊大的“科学迷信”者尤其不乏启迪。
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随着人们对客观世界和人类自身认识的深化，科学与宗教之间形同水火的局面将会大大改观，而道教与科学之间的密切关系为我们考察宗教与科学的深层联系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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