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智能设计运动
所谓“智能设计论”，就是主张生物甚至宇宙都是某种“超级智慧”设计的结果，这种思想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在神学方面，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神学家如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等一直都在论证自然的起源是智能设计的产物。在科学上，智能设计的思想也一度成为主流科学家们的指导思想，如在近代科学产生之初的伽利略、莱布尼兹、牛顿的论述中，经常会提到“上帝”的字眼，其中最突出的事例莫过于“第一推动问题”的提出。随着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深入人心，这种思潮逐渐衰落了。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始，一场“智能设计运动（Intelligence Design Movement即IDM）”因D.Kenyon 和 P.Johnson 等人的工作在美国重新抬头,并由M.Behe等人的工作而引向深入。这主要是因为到了20世纪70－80年代，进化论经历了100多年的发展，其两大理论支柱(突变与自然选择)虽然对种内微进化提供了较好的解释，但对生命的起源和物种的变化等不能提供良好的描述。在所有对进化论的质疑中，除了一些宗教研究机构的神创论的声音外，在无神论的框架下，很多有名望的科学家提出了不少新的理论，如Jay Gould 的“间断平衡理论”，普利高津的“自组织理论”，艾根的“超循环理论”。但也有人批评间断平衡理论没有机理描述，自组织理论及超循环理论是纸上谈兵等。
在这种背景下，智能设计的思想重新被提了出来，逐渐形成了智能设计运动，其表现首先是一系列相关著作的出版：《生命起源的奥秘》（C.Thaxton等，1984），《进化论—— 一个处在危机中理论》(M.Denton，1985)，《关于熊猫与人——生物起源的中心问题》( D.Kenyon等，1989)，《审判达尔文》（P.Johnson，1991），《创造假设——智能设计者的科学证据》（1994)，《达尔文的黑匣子——生物化学对进化论的挑战》(M.Behe，1996)，《不能用偶然随机性和自组织解释的事件》(D.L.Overman，1997) 和《造表者有多盲目？》(N.Broom，1998)等等。它们除了从生命起源等角度对进化论及其自然主义哲学提出批评外，还试图提出进化论的替代理论——智能设计论，并在哲学上论证智能设计的合理性。
智能设计论的基本观点认为，世间万物如此奇妙，它们不可能由进化和自然选择而来，这个世界必然是由某种“超级智慧”设计出来的！因此，“智能设计论”本质上就是“创世说”，必然需要“造物主”——他叫“上帝”也好，叫“超级智慧”也好，其实并没有实质区别。但与以前智能设计的倡导者不同的是，这次智能设计运动有一下特点：
（1）智能设计理论严格以一个科学理论被提出，以现代科学理论为基础，不引用任何宗教教义和哲学思想。
（2）智能设计论的目标是以科学为出发点，力图从科学上推翻进化论，进而向进化论的哲学基础 ——自然主义世界观进军。
（3）智能设计运动基本分为三大部分：一是在科学上用科学证据对进化论提出强有力的反驳，并以科学为基础在哲学上对自然主义提出批评；二是提出并完善智能设计理论，以期对生命、物种的起源发展进行信息论等意义上的解释；三是提出强有力的科学证据来支持智能设计理论。
总之，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壮大，智能设计运动大有不断蔓延之势。一方面，美国学术界智能设计的倡导者已从各自为战走向初步整合，逐渐形成一个团队，如1996年11月在洛杉矶曾有180多倡导拥护智能设计论的各个学科的科学家共同召开了一个研究大会。另一方面智能设计论又开始渗入课堂：先是上个世纪90年代 D.Kenyon教授在旧金山州立大学因讲述一些进化论遇到的难题以及智能设计的观点而卷入了所谓“新猴子审判案”中，并在高等教育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后来即2005年11月8日，美国堪萨斯州教育委员会决定在公立中学的科学课上，讲授动植物是外来智慧所设计的“智能设计论”，并在考试中对达尔文的进化论进行质疑。
当然，与智能设计论相对应的进化论者们在这场风暴中也做出了自己的回应，他们在《科学美国人》等杂志上发表反击的文章，出版拥护进化论的书《盲目的造表者》（R.Dawkins，1986）等，还在媒体上发表谈话、公开信等，其中，2005年12月20日美国宾州法官约翰.琼斯裁决，在公立学校科学课上讲授“智能设计论”是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
可见，有关“智能设计论”的争议，本质上将涉及科学与神学关系这一焦点问题，其研究将涵盖科学以及神学本身在当代的最新进展，有着非常丰富和复杂的内容，特别是智能设计运动的参与者大多是各个学科的专家，他们从科学的角度，对进化论等进行了非常严肃的学术剖析，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见解，因此，我们对它的态度，决不能基于某种哲学的信念、采取简单的意气用事的方式草草轻率否定，而应该在客观、深入分析其中的一些问题的基础上，澄清争论中的一些是非曲直，从而帮助人们做出有说服力的理性的判断。下面，我们仅择要讨论其中的两个基本问题。
二、偶然抑或奇迹
20世纪80年代末，Kenyon忽然意识到：在生命起源的实验研究中，我们尚且需要如此众多的人为干预才可得到一小点的结果，那么在生命的真正起源时，智能设计将是必要的！其后的Overman则用数学概率论的观点分析了在地球上第一个生命体能否以偶然事件的形式从无生命物质中形成的问题，也研究了自组织理论能否提供这个问题答案的可能性。对此他认为宇宙事件将以数学1050分之一作为概率边界，这也是目前概率论中通用的概率边界。其最后结论是偶然随机性和自组织理论不能解释地球上第一个生命的生成。
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偶然性在生物进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如果认为生命的产生是一个奇迹，自然就会倒向设计论；如果认为世上的一切都可看作是某种巧合的小概率事件，则可能坚持自然发生的观点。但如何看待偶然性自古就与决定论问题纠缠在一起，而随着概率论、热力学统计力学和复杂系统理论等的发展，这一问题变得越发让人无所适从起来。
首先，偶然性的问题是哲学中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世界上的任何事件或任何过程，都是集偶然性和必然性于一身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从表面现象上看，它们的产生、存在和发展都是偶然的。所以人们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相关的讨论，从古至今，如汗牛充栋，例如，早在古希腊的伊壁鸠鲁就把偶然性引入到原子论中，这种思想后来也为卢克莱修接受，并得到进一步阐释和发展。[1]马克思曾高度赞扬伊壁鸠鲁的这一思想的巨大意义，指出他在原子论的理论体系中容许了偶然性的存在。这种观点具有光辉的辩证法思想，它清除了由于片面强调必然性、否定偶然性的客观存在而产生的宿命论。[2]更多的情况，这里不拟细表。我们只是想强调，偶然性在任何事物的发展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点在当今系统科学的发展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
姑且不论世界的基本组成——微观粒子，在量子力学的视野中，本身具有内禀的不可约化的随机性，但就系统科学来看，其揭示的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也为偶然性的存在及其作用的发挥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这是因为，首先系统的划分和选择具有人为的特点，当我们选取任何一个事物作为系统时，它都只能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任何系统都存在于自己的环境中——所谓系统的环境就是外在于它的所有条件的总和。这也意味着，任何系统都不是孤立的，作为环境因素的其他事物对系统的发展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于是，变动不居的偶然性成为事物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因素。
更为重要的是，系统科学的发展，揭示出了微小的偶然因素发生作用的机制问题，这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初值敏感特性”的发现。
所谓“初值敏感”是指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们所发现的隐藏在自然深处的一种崭新特性。按照建立在微积分基础之上的近代自然科学的观念，自然的一切过程都是满足因果律的，而且这种因果性应该是连续的，原因和结果具有对称的特征，即有微小差别的原因导致近似的结果。但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们对一些保守不可积系统如三体系统特别是小行星系统的研究表明：由牛顿运动定律制约着的小星体的运动，对初始条件的改变很敏感：对于初值相差极小的不同条件，小行星的长时间行为却相去甚远。而关于这类课题的更为一般的研究则表明，以“初值敏感”为特征的随机行为是普遍存在的，这表明，大自然似乎拥有一个神奇的杠杆[3]——借助于这一超级杠杆，自然可以像古语所说的那样：用四两来拨千金！那么，这一杠杆的奇妙之处在哪里呢?后来人们对复杂系统的“混沌”现象及其无穷嵌套自相似的带洞的网状结构——现在我们通常把这种结构叫做分形的研究，为我们理解初值敏感特性提供了直观图像——对于复杂系统的演化，当它处于临界状态时，不同的可能状态或称吸引子之间的边界恰恰形成了跨越尺度的无穷自相似这样的分形结构，这意味着互相竞争的两个或多个吸引子之间的边界原来具有无穷的细节，它们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无论多么细微（无穷小）的差别，都无法将他们分开，因此，外界条件任意无穷小的差别都可以使系统最终归属于不同的吸引子而走上不同的演化道路。它说明，人们并不能够无限制地依靠提高精度的方法，以期达到对各种混沌或分叉行为的把握和预测，这只能是一种妄想！
总之，上面的简单论证业已表明，偶然性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基本特征之一。而自组织复杂系统理论为偶然事件的实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自组织理论指出，当系统处在平衡态时，条件的微小变化即涨落不能被放大，而在远离平衡条件的临界点处，由于系统存在着适当的非线性相干机制，在线性区受到制约的正反馈作用开始真正发挥作用，使系统内外微不足道的涨落迅速放大而形成巨涨落，即初值敏感使正反馈机制被充分“解放”出来而将涨落被放大为巨涨落——巨涨落首先是触发、推动系统原来热力学平衡态失稳的动力，其次，巨涨落也代表一种新的组织方式，一旦它被某种系统机制稳定下来，系统跃入了新的耗散结构分支，因此普利高津认为，耗散结构是某种被稳定下来的巨涨落。可见，涨落已不象过去那样仅仅是以一个消极地破坏者的形象出现，借助于非线性机制导致的初值敏感，涨落终于在系统的演化中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世界正是在非对称的涨落的帮助下，才能打破对称的僵局而演化到像今天这样的丰富多彩和生机勃勃，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涨落的随机特征，恰恰是一种不断创造的源泉和工具！[4]可见，自组织理论对上帝严格决定一切、创造一切的观念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当然，上面只论证了偶然性发挥作用的机制，这里还有一个如何看待奇迹的问题。智能设计论的基本观点就是，宇宙（包括生命）的现状像沙漠中的钟表一样，只能被看作奇迹，而没有其他的可能——今天的结果比纯粹的偶然性更难让人接受！可从理论上来讲，在足够大的概率样本空间中，偶然性就可能将被大数定律所调节，导致任何存在的可能性——生命形式的丰富性和进化的不可预见性本身就已经说明了这一问题，或者说时间加偶然性会等于必然性。在这一点上，智能设计论的观点是，主张即使考虑现有宇宙的所有物质和时间因素，都不足以产生现有的生命等现象，即现有的样本空间还没有大到足够从概率的角度来说明生命等产生的地步。所以，他们宁可相信这一切都是源于上帝。
不过从“相信”的角度讲，我们还可以有另外一个拒绝上帝的理由，即我们还可以“相信”——像科学家经常这样表述的，“我们的宇宙”——经验观察中的宇宙，也许只是宇宙的一部分：根据最新的天文学发现，我们已知的宇宙，其实只占理论宇宙的4％左右。宇宙的大部分是暗物质、暗能量。这意味着，科学的未来会发生什么，现在根本无法预测！除此之外，我们这个宇宙也许不是唯一的，在它之前，抑或现在，还有着千千万万个与我们的宇宙类似的宇宙——只不过我们现在无法看到而已。这样一来，概率样本空间的扩充在理论上是无限的，不受什么数量级的限制，从而打破了智能设计论者的概率极限问题。其实，当今人们对地外生命和文明的苦苦寻觅，不正是对生命自组织过程普遍性的一种追求吗？虽然这一天现在看起来还遥不可及，但它却意味着地球上的生命并不是“上帝”精心设计的杰作，而是宇宙自然演化的结果。
其次，也许智能设计论者会争辩，这仅仅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辩，不足为凭。可他们不要忘记，上帝也是思辩的产物呀！或者说智能设计论充其量只是提出了问题，把一切归于上帝，根本无助于问题的解决——那只是一种偷懒的方式而已；而且他们如果非要强调证实的概念，那么，（1）像人们公认的那样，尽管科学现在还有许多方面有待于进一步证实，尽管它还有许多未解之谜，但现在还没有那一种理论比科学与经验符合的更好，以至于不相信科学的人把这种成功称之为“奇迹”！（2）这种争论已经不是小概率本身的问题了，而是已经转移到科学最擅长的实证的方面去了——有关这个问题，本文不拟在这里讨论。总之，上面的论证至少表明，科学及其哲学与智能设计论相比，至少没有输在理上：这些推理或假设至少应该是等价、平权的！
第三，即使智能设计论的辩护在现在看来是合理的，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合理性的可靠程度也是值得怀疑的。从实践的层面看，中世纪的神学家们像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等，对上帝的论证在当时看来是何等言词凿凿，但最终还是归于无效。从理论的层面讲，科学对未来的态度是开放的，而完美的上帝却否认偶然性的地位，其世界观必然是预设一个单一封闭和线性决定的世界。所以，科学自身虽然会存在许多许多的问题——像智能设计论者千方百计地说明的那样，进化论也许还谈不上完美，甚至还有许多漏洞，但它总是在不断发现新的事实，并不断修正自己，发展自己，科学的历史不正是这样吗？而宗教却总是试图追赶事实的脚步，试图使自己适合新的事实。而且除了对人们未知的一切冠之以上帝之手的名义外，它无法提供细节性的、可操作和可理解的路径。借用拉卡托斯的话来讲，科学是一个进步的研究纲领，而相比之下，宗教是一个退化的研究纲领，其中优劣，不言自明。可见，对智能设计论的取舍事实上还涉及到科学观和科学方法论的问题，或者更宽泛地讲，涉及到理论的选择原则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对未来持一种开放的态度，也许更可取一些。
三、不可还原的复杂性与上帝之手
1996年，Behe提出了“不可减少的复杂性”的概念，为人们建构智能设计论立下了一个里程碑。他首先列举了几个生物化学中诸如眼睛视觉的复杂性例子：它们一般由若干部分组成，而且各部分服务于一个功能，只有各部分同时作用才可发挥该系统的功能，缺一不可——就如同老鼠夹子一样：它由底板等几个相对简单的部分组成，但如果缺少了其中之一，就无法达到捕鼠的目的——这就叫“不可还原之复杂性”（Irreducible Complexity）。其次，他还论证了这些复杂系统不能依靠达尔文进化论的缓慢、微小、渐进方式得到，并在查阅了大量的学术文献后指出，达尔文进化论对此并没有提供多少合理的解释。最后他认定，对复杂性最合理的解释当然就是智能设计了。
从更一般的哲学的角度来看，这里提出的问题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问题，其核心是还原论思想及其方法的地位与作用问题，而系统科学强调的恰恰是，系统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各部分的简单混合而存在——早在亚里士多德就鲜明地表述过：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无论如何，当代科学中整体思想作为对过去科学中流行的分析式的还原论思想与方法局限性的批判，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科学思潮，整体思想的运用即系统方法也在取得了许多实质性进展。当然我们应该看到，系统科学还在发展之中，它在很多方面还不够成熟，甚至可以这样说，系统论停滞不前已有几十年了。有人对贝塔朗菲的研究表明，他从40年代末直到1972年逝世，其思想几乎再未有过什么重大发展。[5]为了让整体论进一步 “实”起来，我们曾专门撰文，探讨了系统的层次性和整体性的问题。
层次性思想很早就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同，但如何理解层次的本质，仍是人们面临的一个难题。在传统的还原论看来，复杂的事物是由比它相对简单的系统结构组成的。在这一基本思想指导下，人们在追求简单性的道路上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虽然还原论有过自己昔日的辉煌，但其要害在于，它把多层次的关系约化为可直接描述的单一层次的关系，即取消了层次性，给理解整体带来了困难。
无论如何，层次论的核心问题首先是如何协调与还原论的关系，即如何理解原质与新质、整体与部分、层次与层次之间的关系。为了说明这一问题，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了H2和O2 反应生成H2O 的简单例子[6]：H2、O2与H2O 作为反应前后的东西虽然完全不同，即H2O的性质既不同于H2，又不同于O2，亦即我们不能用H2和O2的性质直接说明H2O的性质，但这并不意味着还原方法的彻底放弃——那是过去某些有机论者的片面作法。H2O的性质虽然不能直接还原为H2和O2的性质，但可以由H和O的性质做出解释，这一点已由现代化学完成了。这也就是说，H2O的性质是可以做出解释的，即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还原的。但对于“还原”的意义需要有准确的理解。过去还原论的思潮的错误主要是从还原的立场出发，彻底否定事物的质变和层次性的存在。对于他们，如果考虑石墨和金刚石的区别，即由同一种“微观”层次的碳原子形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宏观”层次的东西，这无论如何是不可思议的。另一方面，过去的有机论者虽然一直在强调“整体”的意义，但仅仅是将其作为现成的东西接受而已，甚至还被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像本文正在讨论的智能设计问题那样，整体的形成依然是难解之谜。总之，如何理解整体，过去还原论与有机论者都存在偏差。
上面的例子虽然简单，但这一过程本身具有极大的普遍性和深刻的哲学内涵——综上所述，层次的产生即“新质”的产生，首先是一种新的整体关系或关联的确立，它犹如原始生命形成过程中“界”的形成，使由原质组成的系统具有了区别和反抗外界环境的整体性，当然这种整体性也区别和控制着作为部分的原质。不过，新关系的建立过程是由特定的具体的因果关系决定的，是可理解的。这样，我们从生成的角度来强调新关系即新层次的产生的可理解性，就打通了由部分达到整体的道路，它既不同于还原论者对整体、层次和突变的否定的观点，也不同于过去简单的有机论者对整体、层次和质变的不解——因为有机论在强调整体、层次的同时，宣布较高层次不能简化为较低层次的东西，实际上会妨碍在各个领域中已经取得明显成功的分析研究方法的应用。所以，“生成论”作为一种可理解的整体层次论，不仅调和了整体论与还原论的关系——静态的部分与整体的对立在动态的生成中得到了统一，而且填平了还原论与有机论之间的鸿沟。例如，在生成论的视野里，生物学现象可以由物理学和化学做出说明，并不仅仅意味着还原论观点有支配生物学的证据，相反它强调的是生物体中层次等级序列的生成，即承认从细胞到器官到机体的每一层次都有“新的整体性”不断逐级产生、突现。这样，生成论既解释了层次的生成，又为层次间的区别进行了合理的辩护，有重要的理论意义。[7]
在对系统整体性和层次性做过一般性的阐释之后，有关生命或钟表的“不可还原的复杂性”的理解自然也包含其中了。不过下面我们还想说明，新的整体性或层次性的不可还原性，事实上受制于复杂系统运动的不可逆性。
普利高津曾经提出过一个崭新的概念“熵垒”，对系统演化的宏观不可逆性的微观机制作出了说明。他指出，系统的不可逆性是其内在不稳定性和涨落的随机性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像我们在前面看到的，在系统的分叉临界点处，系统具有初值敏感特性，所以，有关初始条件任意微小的差异都会被放大，并导致系统进入不同的演化分支。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要求系统是可逆的，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能够从宏观结果还原到最初具有无穷细节的原因处，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如同打台球一样，在那些球没有发生碰撞之前，每一个球的运动都是可逆的，可一旦发生了撞击，想还原所有球原来的状态事实上就是不可能的了。[8]要想理解这一点，还可以看一个浅显的例子：我们乘飞机时，一般都要知道出发地和目的地飞机场的名字及全部航班的时间等信息，这时航班在宏观上是可逆的。但是，如果去掉所有目的地的标志和航班信息，即使保持每个航程来回飞机的数目相同，即保持微观可逆性，但我们已几乎不可能再找到回去的路了，即在宏观上已是不可逆的了。[9]所以，对于每个初始条件，都有一个“信息”与之对应。如果要想把时间方向倒转过来时，我们就必须拥有无限的信息，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普利高津把这种不可能性称为熵垒，而且指出，正是无限大的熵垒保证了时间方向的唯一性，保证了不可能把时间从一个方向切换到相反方向。[10]
从上面的解释中不难看出，如果说演化是从无序通过对称破缺不断走向有序的过程，那么，不可逆性恰恰是这一方向的保证，或者说：“在所有层次上不可逆性都是有序的源泉。”[11]例如，有人对生命现象中的有序性即生物大分子的特定的组织化进行了细致分析，指出生物大分子有三个特点，代谢功能、自复制能力和突变性，三者缺一不可。就基本的常规代谢功能而言，代谢包括彼此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两个过程，它是合成与分解的统一体。但代谢作用“不能只是可逆的一个过程，可逆过程只能使合成与分解趋于平衡，不会有生长和发展。只有两者分开进行，一方面不断地合成新的大分子，另一方面不断地分解旧的，这样才能持续地保持整体的生命活力。”[12]于是，更一般地，考虑到上面提及的随机性与不可逆性的关系，普利高津同时提出了“涨落导致有序”的论断。[13]
明确随机涨落在确定这一不可逆方向中的作用，对于我们理解不可逆性的本质，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实上。不可逆像有人非常恰当比喻的那样，是“被冻结的偶然事件”，它首先成就了我们这个在宇宙的某一特定时空区间内呈现的世界的独特性——这个世界虽然不是上帝选择的最优的世界，但它却是一系列可能世界中最幸运的一个，因为只有它变成了现实，而其他的可能性都化成了历史中的烟尘。其次，由于被冻结的偶然事件的不断增加，世界上被凝固下来的事物的存在形式也随之愈加丰富了，由此世界本身的复杂程度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加[14] ，世界的未来是开放的，不是设计好了的！
另外，关于系统的整体性与层次性的更加深入的讨论，还将涉及到许多具体过程的细节和机理问题等，涉及到渐变与突变的关系等，这些问题我们这里都没有涉猎，但本文至少从可理解的不可逆性的角度表明，不可降解的复杂性——即整体或层次性，不能还原为低一级的部分的性质，并不仅仅属于眼睛或老鼠夹子，而具有普遍意义。特别是这种自然发生的不可逆性对于系统层次性、整体性的保证，对复杂系统进化方向的保证，并不需要像进化论这样的科学对其中的每一个细节都予以证实以后，人们才接受它，因为它本质上属于一种更普遍和广阔的哲学的视野；当然它的成立，也剔除了上帝插足其中的必要性。
四、余论
与智能设计相关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系统优化与智能设计问题。智能设计立论的前提是生物包括宇宙的精妙即优化问题。其实，首先系统功能的优劣是相对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环境即适者生存，如鹰和老鼠的视力锐利程度差异很大，但我们无法说它们哪一个更优。其次，如人的眼睛其实并不那么完美，而是存在许多缺陷——它的视网膜结构采取的是一种奇怪的倒装方式，这至少加重了大脑处理信息的负担，还有，当代医学研究已经表明，人体中有一些“多余的器官”——我们称之为“冗余”，难道一名智者会采取这样 “非优的设计”吗？所以，对系统优化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在对待智能设计论的取舍上有所突破。
再者，与智能设计论相关的研究除包括生命起源、物种起源、遗传学与广义进化外，还涉及地质化石以及人类语言的起源甚至宇宙的起源与形成等问题，并与当代政治、宗教等社会思潮紧密联系在一起，局面之复杂，使相关研究不可一蹴而就。本文只是从复杂系统理论的角度，探讨了其中两个主要的问题，而且偏重于相对抽象的哲学探讨。这种探讨只是一种初步的尝试，希望有助于澄清智能设计论与包括偶然性、突变、整体性、层次性、还原性等问题的关系，有助于厘清智能设计论与科学的是非曲直。
注释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