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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

张允熠 (上海师范大学)

基督教是欧洲的主流文化。尽管希腊的理性哲学对近代欧洲文化的崛起十分重要,但写欧洲文明史,却只能溯自罗马,并非源于希腊。希腊的哲学只是到了12世纪才被欧洲人发现,15世纪才被广为知晓,从而使欧洲的精神发展史从古代希腊那里得到补阙。在此前一千多年来,整个欧洲的文化是建构在基督教文明之上的。虽然基督教教义是希伯来精神与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哲学长期融合的结果,但在欧洲人的头脑中,千百年来只能归属于基督教。对于当代西欧的主体民族日耳曼人来说,他们却是以继承西罗马为己任,并自称为“神圣罗马”——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在精神上对罗马教庭的皈依。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科学无神论的创始人,他们的无神论思想建基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之上,是其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马克思主义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列宁说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不仅是西方文化的摇篮和二千多年来西方思想的滥觞,直到今天,仍然是西方文化主流中的精神内核。因此,马克思主义的起源无法脱离这样一条欧洲文化发展的大道。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在本质上是反宗教神学的,这与其西方文化的宗教背景似乎是一个悖论。那么,我们如何结合列宁的话来消解这个悖论并剔析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文化主流之间的一些内在关联的理路呢?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直接建基在欧洲文化主流之上,而欧洲主流文化中的思想实质就是其理性主义和超越精神,马克思主义正是对这种超越精神的再超越。本文拟从三个部分阐述这一问题。第一部分论述“两希思想”的结合即希伯来精神与希腊哲学的结合,此为基督教教理的主要来源,也是整个西欧哲学、宗教乃至近代科学思想的源头,从这里可以挖掘出近代欧洲文明的起源,应该说触及了欧洲文化的根本。基督被形而上学化,“奴斯”被理性化,“天上之城”与“人间之城”被二元分离,“天国”成为人类的终极关怀……这些,都是“两希”思想结合的产物;第二部分阐述“logos中心主义”和欧洲近代哲学的发展,此处梳理了欧洲主流思想的核心内容和基本特征。从nous到 logos,从“宇宙精神”到“绝对理念”,这从西方特色的本体论哲学在“logos中心主义”中得到了充分的体证;第三部分论证了共产主义与基督教的关系,旨在证明马克思主义是对欧洲主流思想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对基督教的改造,恰如马克思哲学对黑格尔哲学的改造一样,他把本来“头足倒置”的东西再倒置过来,即把基督教的天国变成了人间天国,把修为来世变为创建今世,把信仰变为理想,把死后的事情变为世代相继永生不灭的东西。

上述观点是本人多年来的心得,且已经在学术刊物上陆续发表过,可以说不算新鲜。然而,本文补充了马克思与恩格斯人生成长过程中基督教文化背景对他们的深刻影响。其主要内容为:马克思出生于一个改宗了基督教的犹太人家族里。马克思的祖父和伯父都是犹太教的拉比,马克思的祖辈中很多都是拉比,“事实上,16世纪以来几乎所有的特里利拉比都是马克思的祖辈”。到了马克思的父亲那里,只是为了更好地从事律师事业才改宗了基督教的新教,但却又生活在天主教的社区里,马克思的母亲则比马克思的父亲保留着更多的犹太教的信仰和习惯。马克思6岁时受洗成为一名基督教徒,其母也在次年改宗了路德教派。这种浓郁的宗教背景,使犹太——基督教思想对少年马克思有着深刻的双重宗教的影响,正如麦克莱伦所写:“这种强大的家族传统对马克思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虽然以后的马克思跟宗教和神学思想决裂走向了无神论,并通过接受和批判黑格尔与费尔巴哈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但其青少年时期所深受感染的“犹太—基督教”文化,不失为其思想历程的起跑点。甚至“一些马克思的研究者认为他们已经在马克思的拉比家统中找到了理解整个马克思思想体系的钥匙”。

跟马克思相比,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位创始人——恩格斯与基督教的决裂则经过了痛苦的过程。直至18岁的时候,他仍然眷恋着上帝。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因为我认识到自己再也不能这样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了,因为我要悔罪,因为我需要和上帝打交道。……我到处探求真理,凡是有希望找到真理的影子的地方我都探索过了;但我仍不能的把你们的真理承认为永恒的真理。”正是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引导恩格斯摆脱了基督教的思想束缚,从而成为一名左翼的青年黑格尔分子,直至抛弃有神论而转向无神论,整个过程对他来说都经历着精神世界的痛苦纠结,他写道:“我陷于极度困扰之中,……但当我确信不疑地接受了一种信念之后,我是不能、也绝不愿意走回头路的。”正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使他深受鼓舞,他说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写出了我心里的话”,尽管他也致力于研究康德和费希特的思想,且熟知从苏格拉底到斯宾诺莎的哲学,但他认为这些人都不比黑格尔更重要。然而,当费尔巴哈的《论基督教的本质》发表之后,恩格斯和马克思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从此由唯心主义的无神论转向唯物主义的无神论。

然而,恩格斯这种对传统观念的决裂不等于说以前的信仰毫无价值。像马克思扬弃前人的思想一样,紧随这种对世界初始化认识的逻辑原点之后,乃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思想进程的圆圈。换言之,新的信仰是对旧的信仰的扬弃。对此,在与马克思共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之后,恩格斯仍然没有忘记把共产主义与基督教信仰加以比较。他说:“基督教拨动的琴弦,必然会在无数人的心胸中唤起共鸣。”“基督教同任何大的革命运动一样,也是群众创造的。”“原始基督教的历史与现代工人运动有些值得注意的共同点。基督教和后者一样,在产生时也是被压迫者的运动……基督教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都宣传将来会从奴役和贫困中得救;基督教是在死后的彼岸生活中,在天国里寻求这种得救,而社会主义则是在现世里,在社会改造中寻求。”从恩格斯的这些话里,我们清晰看到在解放全人类这一终极目标上,马克思主义融入了基督教的某些理念。正像人们所共识的一样,无论是马、恩笔下的人类历史还是基督教中的人类社会,都充满着罪恶,然而这些罪恶最终都会得到拯救——在基督教中那里全人类最终的救赎是对乐园即伊甸园的复归,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中全人类的真正解放是对共产主义的复归,不过,这种共产主义已远远高于它的逻辑起点即孕育着原罪的伊甸园——原始共产主义。

据此,英国学者伯尔基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起源来说,基督教“大概也算得上一个重要的源头”——这正是本文力图证明的一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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