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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中责任伦理的缺失及其宗教溯求

孙玉忠(哈尔滨师范大学)

【作者简介】:孙玉忠(1964—),哲学博士,教授,哈尔滨师范大学科学技术教育系主任,主要研究方向科学哲学、科学史。

中国古代有无科学以及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这两个问题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再被提及的话题。虽然问题的提出很有地域色彩,但对这类问题的思考确实全球性的,只不过提问的话语方式有所不同。伊安•G•巴伯在《科学与宗教》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全世界各大文化中,唯有在西方文明中,近代科学才得到了发展?”[1]巴伯给出的结论是,“由古希腊思想和《圣经》思想的独特融合所产生的对待自然的那种不言而喻的态度,是一个重要的因素。”[2]他进一步指出,“除了《圣经》传统在总体上的贡献外,清教主义在具体的方面似乎也促进了科学的进步。我们不必贬低同一时期其他方面的进步,但我们可以认为17世纪的英国是科学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而清教主义则是这个转折的主要动因。”[3]无独有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思考为什么资本主义利益欲不能在中国和印度产生同西方同样的结果,亦即,为什么中国和印度的科学、艺术、政治或经济的发展没有进入西方所特有的合理化轨道这一问题时,给出了同样的结论。马克斯•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独特的近代西方形态一直受到各种技术可能性的发展的强烈影响,二是有合理的法律结构和行政管理结构做基础。但“中心问题就是西方文化特有的和独具的合理主义。”[4]

从科学救国到依法治国

一提起中国的近代史时总是愉快不起来。鸦片战争、列强割让。旧中国的知识分子深知落后,由忧患而图强。为救亡图存而探索救国之路,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思想主张。近代科学救国思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1914年,著名的爱国科学事业家任鸿隽提出了欲拿科学来拯救国家命运的伟大设想。他们目睹了西方的强盛和我国的落后,企盼运用西方的科学来拯救中国,把发展科学看作是我国崛起的关键,因为,“以工程实业立国者,美国是也。”而且,“中国之形势地利,不与英国同而与美国同者也。美国赖以发达其天然之富者,工艺工程也”,因此“留学美国者,以专门工程及实学者最多。”[5]在他们看来,中国摆脱落后,实现振兴的唯一出路就是全面学习先进的西方文化和文明,而西方文化和文明的核心就是科学与民主。蔡元培在临终前仍不忘提及“科学救国,美育救国”这8个字。科学救国是他们那一代人的一生追求,并把他们的理想和一条没走完的路,留给了中国。

关于科学救国的局限性研究,并非没有被关注。但大多是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来思考,认为科学救国论者所倡导的科学救国忽视了科学发展的外部环境,脱离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科学救国的主张因缺乏民主的社会制度而沦为空想。

1997年9月,中国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思想。依法治国就是 “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在新的时期“依法治国”的主张对国家的法制化建设和强国之路有着不言而喻的作用。马克斯•韦伯就明确指出,技术与法律是资本主义合理发展的两个主要的基础。从科学救国主张到依法治国理念,可以说我们已经意识到了实现强国之梦的两大主题要素。

中国古代不仅创造过先进的科学和技术,而且也曾有过先进的立法思想和立法技术。在我们的文明史上,唐律在立法思想、立法技术上在当时都领先于世界其他民族和国家,唐朝的兴盛也说明了一个事实,凡是法律发达、法学昌盛的国家,同时也是生产力发达、文化繁荣、国力强盛的国家。但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重实践、轻理性思辨的基因,导致法律和科学技术一样,由曾经的辉煌走向了近代的衰落。我们曾经有世界先进的法律,但我们对法律抽象理论的思考却一直未曾深化。一直没有对法律的核心精神作过认真深入地探索和思考。一度辉煌的、以中华法系著称的法律文明在长时间里停滞不前,最终落后于西方国家。

于是一系列值得思考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我们不仅要问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还要问近代以来先进的法律体系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出现,更要问曾经先进的技术和法律为什么没有把中国带入文化繁荣、国力强盛、长治久安的国家。

科学和法律由先进走向落后不仅是结果上的相似,更有共同的来自文化上的原因。马克斯•韦伯在讨论资本主义合理发展的原因时,深刻地指出,技术和法律虽然不可或缺,但一种合理的文化同样尤为重要。他指出,“尽管经济合理主义的发展,部分地依赖合理的技术与法律,但他同时也取决于人类适应某些合理行为的能力和气质。如果这类合理行为收到精神上的阻碍,则合理经济行为的发展也会遇到严重的内部阻力。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伦理上的责任观念,过去始终是影响行为的最重要的构成因素。”[6]

中国传统文化中责任伦理的缺失

中国传统的伦理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中国传统的伦理以个人伦理为主,而非集团伦理。长期的封建社会,极少的社会分工使得个体行为高度独立,伦理主要是个人的。较少的社会分工缺乏合作,个人无需对集团或社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静态社会使人们生活在简单的传统社会生活中,人所需履行的责任十分有限。在古代中国,只要遵循所谓“五伦”,即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次,中国传统的伦理以信念伦理为主,而非责任伦理。在古代中国,集团或社会伦理不能说一点没有,但基本上停留在信念层次,以类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类的格言出现。同时也将责任信念化。这样,就导致了两种情形。第一,无法确定各种伦理观念之间的先后,发生冲突无法排序,“忠孝不能两全”是这种冲突的代表,但因无法在体系内解决也只能是慨叹。第二,既不对前提作出反思,又不考量其适用范围。片面地认为,只要有善的信念,就可以使行为符合道德。

基督教与责任伦理

基督教的伦理是责任与道德规范的伦理。基督教伦理首先关注的是对伦理规范和上帝戒条的遵守。贯串于基督教教义中的基本思想是“救赎”,这一点也是基督教伦理的基础。“救赎”的前提是“原罪”:亚当与夏娃违背上帝的意志,吃了禁果,他俩因此被赶出伊甸园,受到种种惩罚,于是由他们所衍生的后代,就有了一种与身俱来的罪孽,接受上帝的惩罚意味着人类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

上帝给予人以意志自由,具有选择自由的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由于人具有意志自由,人就会根据自己的意愿作出行为选择的,所以责任不能归于上帝,必须由自己来承担。选择自由与承担责任,是伦理道德的基础。

“而基督教引人更高的法以及相对应的对上帝的义务,于是就更有权威性,高于以往的一个人对国家的责任。这样伦理学的中心思想,由美德转到了责任,自然美德的概念也被自然法思想代替。”[7]

责任伦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建

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伦理迫切需要反思与实践上的进步。必须从个人伦理向集团伦理延伸,同时扬弃信念伦理,建立责任伦理。

现代社会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使人类社会中的个体行为既高度独立又高度相关,必然突出个人对集团对社会的基本责任。

中国传统文化中重实践轻理论的传统导致了信念伦理的不合理的突出和责任伦理的不应有的贬抑,更导致了对实践理性的忽视。这种高估和忽视还进一步表现为,伦理仅成为伦理学家或哲人圣贤的伦理,具有自由意志的实践主体的选择与责任未得到应有的正视。

责任伦理不仅强调用主体的责任来论证伦理规范的合理性,而且还进一步从责任的恰当履行出发,界定具体情势中不同层面的责任的先后排序。


注释

  1. 伊安•G•巴伯,《科学与宗教》.阮炜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57.57.61
  2. 伊安•G•巴伯,《科学与宗教》.阮炜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57.57.61
  3. 伊安•G•巴伯,《科学与宗教》.阮炜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57.57.61
  4.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彭强等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5.26
  5. 《留美学生年报》1910年。转引自朱华.论留学生与近代科学救国思潮的形成http://www.socmh.org.cn/Article/yanjiu/200811/315.shtml
  6.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彭强等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5.26
  7. [美]理查德·斯迪克勒 牛晓梅节译. 基督教与西方文明. 宗教研究. 2004年2期.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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