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正面临全球性的环境危机（或生态危机），全球性的环境危机是现代性的后果。在正全力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学界很难接受这一论断，那些全身心地拥抱现代性的学者尤其不能接受。本文将首先论证，全球性的环境危机确实是现代化的结果，确实与现代性的价值导向密切相关。然后再着力说明，在价值多元化的时代，儒家思想对克服当代环境危机有重要启示，从而对当代环境思想有重要启示。
一、 全球性的环境危机是现代性的后果
为说明全球性的环境危机确实是现代性的后果，不得不使用历史比较的方法。但笔者不是史学家，故不能采用历史学的那种细致的比较，而只能通过粗线条地比较传统社会与现当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以说明全球性环境危机与现代性价值导向的内在关联。
现代性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与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有一个根本的区别，那便是它们对人类的物质贪欲持根本相反的态度。所有的传统社会都把贪欲视作消极的或破坏性的力量。例如，早期基督教认为，贪婪的人不可能进入天国。《新约·马可福音》中有一个说法，大致是“让富人进神的国比让骆驼穿过针孔还要难”。以基督教为正统意识形态的西方中世纪一直是努力抑制人的贪欲、提升人的精神的。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儒学。儒家认为“正心诚意”是修身的基本功夫，“正心”便是“养心”，孟子认为，“养心莫善于寡欲”[1] ；宋儒也主张 “存天理，灭人欲”（当然，儒家对欲望的看法没有道家和释家那么极端，不认为人的基本需要也是人欲，属当灭之列）。古代印度的主流意识形态更是如此。以现代性思想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现当代社会不然。现当代社会把贪欲当作进步和创新的动力。这一点美国经济学家多蒂在《资本主义与贪婪》一文中说得非常明白。他说，资本主义诚然建立在贪婪的基础之上，它似乎与基督教的基本原则格格不入，但建立在贪婪基础之上的社会最能实现富强，生活在以贪婪为基础的社会中比生活在其它社会更好，即使你是毫不贪婪的儒教徒、佛教徒或其他清心寡欲的人，也最好生活在以贪婪为动力的资本主义社会[2] 。
或有人说，古代不乏贪婪的人。诚然如此。这一点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业已指出。但决不能说传统社会多数人都是贪婪的人。以传统中国为例。皇室或官僚中当然不乏贪婪的人，清朝的和珅可谓贪者之最。中国甚至一直有“无官不贪”之说。但因为主流意识形态和道德风俗是抑制贪婪的，所以古代多数人是安于本分的人（与现代人相比，他们更算是安于本分）。古代的物质生产力也不允许多数人贪婪。多数劳动者终岁劳碌，交纳完苛捐杂税后，仅可养家活口，只有皇室和各级官吏才最有可能满足其贪婪的欲望。你可以说古代意识形态在要求人们“存天理，灭人欲”时是虚伪的，因为统治者只希望“劳力者”辛勤劳作、省吃俭用，他们作为“劳心者”则大多贪得无厌。但由此千万别认为，现当代鼓励人们贪婪的意识形态就是真理，而真理的劝诱包含着真诚。现当代主流意识形态实际上从属于“资本的逻辑”。经济要增长，资本要增殖。但到了资本主义晚期，人们的基本物质需要都能得到满足了，市场已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这时只有大众消费才能拉动经济增长，保证资本增殖。这时，资本的运动最怕大众知足常乐，买一件东西一定用到真正不能用为止。仅有资本家的贪婪已不足以保证资本增殖，必须有贪婪的大众，才能保证资本增殖。[3] 于是，现代制度激励人们竞争，媒体（在商家授意之下）每天都在刺激着“欲望的创新”，即人们原本没有那么多欲求，但媒体会用最具有煽动性的画面和语言刺激大众产生各种远远超出基本需要的欲求。这些煽动性的劝诱听起来都是为了大众好，但归根结底服务于资本的增殖。大家都“大量消费、大量抛弃”，大量生产出来的各种商品才卖得出去，这样，资本才能增殖。以效率为最高社会目标、以资本运动为推动力的社会必然是保持甚至拉大收入差距的社会。故激励大众消费绝不是让大众都平等地消费。在富裕的美国，诚然几乎人人都有汽车，但有人开超豪华的车，有人只能开低档次的车。
人是追求无限的有限存在者。追求无限便是追求意义。追求无限或意义是人不同于其它存在者的一个重要特征[4] 。从生态学的角度看，所有的非人动物都不自觉地、自然地服从着生态规律。但人因为创造了文化而采取了不同于自然的生活方式，即文化的生存方式。所有的前现代文化都有不同程度的破坏自然生态的倾向。但由于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制度都是抑制人的物质贪欲的，所以，传统社会的多数人不以追求物质财富的方式追求无限，例如，传统中国老百姓的物质生产活动主要是为了满足基本需要（对食品、衣服、住所的需要以及传宗接代的需要）。这样的文化生存方式虽然也会造成局部地区的生态破坏，但它所造成的生态破坏是可恢复的，而不是全球性的、不可恢复的。现代文化根本不同了。现当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制度激励着人们的物质贪欲，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和经济主义告诉人们，人生意义就体现为不同档次的消费，你赚得钱多，消费档次高，就表明你是个成功人士，从而能得到他人的认同。于是，现代人就以追求物质财富的方式追求无限。这是现当代社会最独特的方面。传统社会的贪婪者只占人口总数的很小比例，比如中国的贪官污吏，而且贪婪是受道德谴责的，是不合法的。而现当代社会的贪婪者被视为社会的中坚，在人口总数中居多，他们的贪婪是合法的，甚至是受赞扬的，因为他们的贪婪推动着经济增长和物质繁荣。消费主义和经济主义正风靡全球，经济全球化会进一步扩大和固化其全球性影响。
现当代人对无限或意义的追求也体现为对自由的追求。对自由的追求大致朝着两个方向：一是变革社会制度的解放运动，表现为从废除奴隶制开始的各种解放运动或权利运动，自由和平等是解放运动追求的基本目标，如有色人种的平等权利，妇女的平等权利，今天同性恋者的平等权利，这一方向的追求有很多积极的意义；一是征服自然以满足人的各种欲望，使人尽可能多地摆脱自然加诸人的种种痛苦和限制，如空调帮我们驱除暑热，汽车帮我们缩短空间距离，不断改进的技术日益满足着我们的贪欲。人们普遍相信，人类对后一种自由的追求没有任何极限，直至可以在宇宙中为所欲为。这是对自由的严重误解。
自由主义是现当代的主流政治思想。自由主义者认为现代民主宪政和市场制度给信仰不同的人们提供了一个中立的制度框架（基本制度是受国家垄断的暴力保护的，即违背基本制度者是会受到强制的），至于个人持什么精神信仰，那是私人或特定族群的事情。但事实上，经济主义（甚至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强有力地影响了现代制度的制定。经济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既是已渗透进基本制度的意识形态，也是许多人的基本信仰（作为价值观和生活观）。笔者在此并非批评基本制度的中立性。能确立中立于不同宗教信仰的基本制度是政治文明的进步，在宗教、信仰多元化的今天架构一种中立的基本制度也是不同信仰者和平共处、彼此协作的基本条件。不可能有完全中立的政治、经济制度是一回事，努力使政治、经济制度对不同宗教和信仰保持中立则是另一回事。如果政治、经济制度公然偏袒某一宗教，压制其它宗教，那便必然导致思想专制。所以，政治、经济制度的中立性是制度建设的理想目标。笔者在此想指出，现代西方社会的基本制度虽努力保持其对各种宗教的中立性，但它却受经济主义、消费主义的过强影响，归根结底，受“资本逻辑”的有力约束。作为社会生活基本条件的制度应努力保障资源和财富的公平分配，以保障绝大多数人都能满足其基本需要，但它不必刺激、胁迫人们拼命赚钱、及时消费，它不应该特别偏袒经济主义者和消费主义者。笔者不主张放弃基本社会制度中立于不同宗教和信仰的理想，问题是现当代制度与经济主义、消费主义信仰处于相互支持的关系之中，这样，基本制度对知足常乐者却具有巨大的压力。制度中立于宗教是可能的，但不可能中立于思想，因为任何“外在的制度”都是在某种思想的指导下确立的。针对现代制度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和经济主义价值导向，我们必须认真检视指导当代制度建设的意识形态。
无止境的经济增长和物质消费量增长显然不是生活的必要条件，现代人不能忍受经济停滞，就因为他们已把物质消费的“改善”和消费档次的提高当作人生的基本意义。人们之所以这么理解人生意义，与现代制度的胁迫和现代意识形态的劝诱密切相关。
在西方，基督教与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经济主义处于微妙的默契之中。仍有许多人信仰基督教，基督教也确实强有力地支持着世俗道德，如使人与人之间（特别是同一教会的人们）不仅互相尊重，而且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但新教因为完全肯定对财富的追求可以荣耀上帝（这一点与中世纪基督教截然不同），所以对经济主义、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已基本没有抑制作用。今天或许仍有基督徒以荣耀上帝的宗教热忱拼命赚钱（如马克斯·韦伯所曾描述的）。
就这样现代制度和意识形态激励着人们拼命赚钱、及时消费，于是现当代社会就成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社会，经济只能增长，不能停滞。当社会精英以精神追求的方式追求无限时（前现代社会），没有出现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当社会精英和大众一起以物质追求的方式追求无限时（现当代社会），便出现了全球性的环境危机。由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到现代性意识形态，由贪婪之受谴责到贪婪之受赞扬，由人们知足常乐地享有财富到大众永不知足地占有财富，就是由前现代到现代的变迁，正是这样的社会变迁，导致了全球性的环境危机。从生态学的角度看，地球能承受前现代社会少数人的贪婪，但无法承受现当代社会几十亿人的贪婪！道理很简单！地球生物圈是个有限系统，地球上可资利用的不可再生资源是有限的，可再生资源的可再生性是有条件的，生物圈降解废物的能力也是有限的，有限的地球无法承受几十亿人物质贪欲的无限膨胀！
现代价值观与现代哲学的两个二分法有关，这两个二分法是主客二分与事实与价值的二分。在“上帝死了”的世界中，哲学上的这两个二分把人凸现为最高存在者（仅有的主体和评价者）。也就是说，“上帝死了”，人成了神（gods）!许多现当代人认为，虽然每个个人不能完全把握自己的命运，但人类作为一个类可通过科技进步和越来越合理的分工协作而在自然中为所欲为。实际上这是个现代性幻象。“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社会现实与这个现代性幻象有内在的联系。
二、 儒家对当代环境思想的启示
针对现代性价值导向的错误，儒家对人生意义的理解和对物质财富的态度特别值得当代人记取。
当代物质主义者和消费主义者把赚钱当作头等大事，把消费当作生活方式。他们的生活乐趣就在赚钱和消费过程中，不富则不乐。儒家不然！孔子曾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5] 子贡曾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回答说：“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6] 孔子曾盛赞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7] 恪守做人原则，追求极高境界，即便贫穷，也很快乐，这便是“孔颜之乐”。此乐不同于今人感性欲望满足之乐。贫而能乐，必有非同寻常的理由。总得来说，人有所得才乐，儒者因何“贫而乐”？必因有非同寻常之得。
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可见，在孔子看来，道比个人生命更珍贵。凡俗的人都追求富贵，但儒家认为，道高于世俗的富贵，更值得追求。周敦颐极为重视“孔颜之乐”，他在评价颜子之安于贫贱时说：“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富]可爱可求而异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耳。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又说：“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8] 这便说得十分明白，道与德是至尊至贵的，是值得人（特别是君子）追求的最高价值。与对道与德的极端珍视对比，君子甚至蔑视物质财富，如周子所说的，“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故常泰，无不足，而铢视轩冕，尘视金玉，…” [9]
周子蔑视财富也许有违儒家主旨，因为儒家始终关注政治经济，故并不拒斥财富。《论语》中有如下一段：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10] 可见，孔子认为，对民众应先“富之”，后“教之”。没有一定的经济条件是无法教化民众的。财富不是坏东西，富贵者若能尊道贵德，必然也“心泰而无不足”，即身居富贵而不贪得无厌（注意：人往往越富越贪）。人必须有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才谈得上其它追求，如追求意义。[11] 就此而言，我们不能全盘否定现代性。比照中国历史上大灾之年饿殍遍野、人易子而食的悲惨和“文革”期间的极度物质匮乏，我们不能不肯定工业社会物质丰富的积极意义。
中国正行进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也必须走完其现代化历程。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建设方面进展迅速。2006年国民经济总值已跃居世界第四位。但在肯定这些成就的同时，我们不可没有忧患意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步履维艰，贫富差距难以控制，更有甚者，近30年来粗放式、高能耗的工业发展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在今日之中国，倡导追求“孔颜之乐”当然显得可笑。政府为保证经济增长，需要激励消费，许多人也正沉浸在拼命赚钱、尽情消费的“欢乐”之中，他们是当今中国的“中坚”。但这决不意味着“孔颜之乐”永远只能是今人和后人的谈笑资料。当中国人均收入达到5000美元时，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们回归内心去寻求“心泰而无不足”的境界（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诉诸宗教寻求内心宁静或可成为这一预测的佐证）。有智慧的人们很容易明白：人活着是追求意义的，追求意义不必无止境地追求物质财富，心泰自然有乐！如果能享受“孔颜之乐”的人越来越多，经济主义、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就能受到有效抑制，这样发展经济的动力可能减弱了，但人类发展对环境的压力也会减弱，人类共同体内部也较容易趋于和谐。
或有人问，时至今日还有道可求吗？何谓道？今人容易把求道等同于追求真理。西方哲学从罗素、弗雷格、早期维特根斯坦对绝对确定性和明晰性的追求到晚期维特根斯坦、蒯因、库恩、普特南等人对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的放弃，昭示了一个重要洞见：无论是科学还是哲学都不可能会聚成一个囊括一切自然奥秘的真理大全，人类不可能建立一个逻辑上一致的、能让所有理性人服膺的、整全的真理体系。所以，试图通过纯粹的认知活动去求道是愚蠢的。把“道”等同于“逻格斯”或可与人类生活分离的真理体系是不对的。道非绝对真理，非真理大全，道只是正当且好的生活方式。孟子云：“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由耳。”[12] 道既然是生活方式，就决不可能脱离人的生活。如《中庸》所言：“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就此而言，囿于书斋和实验室无法闻道，著作等身者也未必是闻道者。
如果认为正当且好的生活方式就是道，那么生态学对当代人的严正警示就是：当代人类的主流生活方式是不对的，是违背天道（自然规律）的！就个人而言，拼命赚钱、及时消费不是好的生活方式。人本真地追求意义，只有内心丰富的人才能理解人生的丰富意义。人生的意义永远不能表示成一个定式，“拼命赚钱、尽情消费”更不是表示人生意义的定式。但个人可以通过“为己之学”而不断求索、不断创造，从而使个人生命不断充盈。“为己之学”决不能囿于书斋和实验室，而始终必须是生活过程中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和笃行。就社会和世界而言，“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不是正当的生活方式，因为这种生活方式根本违背了生态规律，导致了全球性的环境危机。
针对现代哲学的主客二分和事实与价值的二分，儒家自然观（或天人关系论）对当代环境思想也富有启示。
（一）儒家思想中没有主客体的严格区分。
许多思想家（如海德格尔）把现代哲学的主客二分看作是现代人征服自然的思想根源。儒家思想从来就没有主客体的严格区分。在儒家看来，“天地之间，非独人为至灵，自家心便是草木鸟兽之心也，但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尔”。“人在天地之间，与万物同流”[13] 。“天人无间断”[14] 。也就是说，并非仅人有灵性，草木鸟兽也有灵性；人与非人事物是处于一个连续统之中的，人与万物一起生灭不已，协同进化。这种对人与自然物之关系的理解是与生态学相一致的。
（二）儒家思想中没有事实与价值、自然规律与社会规范的严格区分
在儒家看来，人道与天道是内在一致的，如朱熹所说，“人外无道，道外无人。”[15] 宇宙万物的生灭流变遵循着相同的道理，人也不例外，如程颐所说，“万物皆是一理”，又如王夫之所言，“道者，天地人物之通理，即所谓太极也”[16] 。
现代道德哲学有个严重问题，就是事实与价值、自然规律与社会规范的截然二分。在西方中世纪，人间的道德源自上帝的启示。“上帝死了”以后，人类道德思维不再有人类共同体之外的源泉了，没有外在（或超越）的启示了。西方思想家或者把道德理解为理性存在者的自我立法（康德），或者把道德理解为人类共同体内部的契约（契约论）。囿于这种道德思维模式，永远理解不了道德的客观性。因为不诉诸超越于人类共同体之上的实在，找不到人类共同体之外的启示，人类无法纠正其道德思维的错误，也无法纠正“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这样的集体生活错误。民主政治所保证的人类共同体内部的对话商谈，可逐步减少一个民主国家内部对不同族群的歧视（如对奴隶、有色人种、妇女、同性恋者，等等），但无法纠正多数人道德共识中包含的错误，人类必须倾听人类共同体之外的声音，才可能纠正多数人共识中的错误。
沿着由基督教思想到现代性思想的路径，我们很难在上帝缺席的世界找到道德思想的超越源泉。但批判地继承儒家关于人道与天道之关系的思想，我们不难找到人类道德的超越的（即人性和人类共同体之外甚至之上的）源泉。这超越的源泉不是别的，就是天道。当然，儒家关于天道的表述始终存在着超越性和内在性之间的紧张。听朱熹说“人外无道，道外无人”时，我们会觉得儒家也是主观主义的，其思维也越不出人心。但因为儒家强调“畏天命”，故有对天道之超越性的体认。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17] 朱熹解释道：“天命者，天所赋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则其戒谨恐惧，自有不能已者。”[18] 天命是超越于人之上的，如朱熹所说，“…天命之所为，非人力之所及”[19] 。可见，儒家不把道德规范仅当作理性存在者的自我立法，也不把道德规范看作人类共同体内部的契约，按儒家的思路，自然秩序（天道）是人类社会制定和修改道德规范的客观参照系，是人类道德的超越性源泉。从儒家思想中我们可找到突破人类共同体的局限而与自然对话的道德思维方法，也只有这样才可能克服“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集体错误。
当然，儒家思想远不是尽善尽美的。与西方基督教思想相比，儒家缺乏明晰的终极实在观念。若想借助儒家思想的高明纠正现代性的错误，须突破儒家内在超越的局限，通过当代自然科学成果而提炼出完全不用诉诸《圣经》话语传统的终极实在概念。这个终极实在就是自然。自然是“大全”，也是化生万物的道，人源于自然，亦将复归自然。自然科学可述说自然的部分奥秘，但人类认知永远也无法穷尽自然的奥秘[20] 。
自然作为终极实在可对人类的道德思维有所启示。自然有其超越性的整体秩序，可称之为“天命”，人类必须“畏天命”，必须戒慎恐惧，才能安全地栖居在大地上。道德规范只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人不仅要在人类共同体内部守规矩，还必须在生态共同体内部守规矩。这正是作为一门科学的生态学所告诫我们的。
三、 人间正道：赞天地之化育
与“贵柔守雌”的道家不同，儒家主张充分张扬人的主体性。子曰：“人能弘道”[21] ，“弘道”就是对人的主体性的彰显。人之为人总是要彰显其主体性的。但道家似乎力主退缩，力主抑制人的主体性。老子认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22] 即德、仁、义、礼、智是天下纷乱的根源，德、仁、义、礼、智似乎不能与道并存。儒家坚决反对道家的这一观点，而把仁、义、礼、智看作治理天下的根本。
儒家强调服从天命，“君子居易以俟命”[23] ，但决不劝诫人们无所作为，因为儒家同时强调人可以“赞天地之化育”[24] 。“赞天地之化育”大不同于现代人之征服自然。在这一点上儒家表现了相对于现当代人的高明。文化的人总是要改造环境的，因为文化的人毕竟超越了其它物种。改造环境确实是人类追求自由和幸福的必要活动。当代全球性环境危机所警示于我们的是：人类必须选择适当的改造环境的方式，才能与自然和谐共生。“赞天地之化育”正是一种适当的方式。“赞天地之化育”即顺应天理，调谐人与自然环境的动态关系，适当帮助自然物（如动植物）适时地生长，如朱子所说：“赞，犹助也”[25] ，即“与时偕行而无所执”。现代人征服自然，则是用强力和智巧改造环境、榨取自然，制造尽可能多的物品以满足无限膨胀的贪欲，结果不能不是全球性的环境危机。
“赞天地之化育”与“平心气，节嗜欲”（程颐）的要求和享受“孔颜之乐”是一致的。在儒家看来，物质文明的发展应适度，物欲过于膨胀便违背天理，人生的终极关怀应体现为对极高境界的追求，或体现为求道。社会的最高目标应是两个层面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为纠正现代人的错误，特别需要培养儒家这种“赞天地之化育”的主体性。弘扬这种主体性，人就会一边适度地改善环境，一边在道德修养方面不断用力。君子应“不舍昼夜”地自强不息，但君子的自强体现为追求极高境界（即求道）的不懈努力，而不像现代人的自强不息表现为永不知足地拼命赚钱（和永不止息地征服自然）。
儒家与基督教相比，没有把人贬低为有原罪的罪犯（面对上帝），却认为圣人之德可“配天”。据说利马窦第一次有闻于此极为震惊，说：不改此等狂妄，如何能够得救？但儒家虽把人拔高为可“与天地参”的存在者，却并没有导致对自然的宰制，而认为人应匍匐在上帝面前的西方人，在“上帝死了”之后，却空前地狂妄起来。恰是西方人示范的生活方式导致了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原因就在于，儒家张扬主体性的主要方式是“弘道”，而现代西方人张扬主体性的主要方式是征服自然。“弘道”是以“修身为本”而逐渐扩大个人道德责任的生命体验。一个自强不息的君子，不仅为家庭和社会承担责任，而且为天地承担责任，因为君子有其“天爵”[26] 。如张载所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27] 如上节所述，现代西方人认为，在上帝缺席的世界中，人就是神（仅有的主体），非人的一切都是客体，人对非人的一切没有道德责任，人完全可以按其心愿、循其贪欲而控制、改造自然。所以，儒家之“狂妄”（利马窦语）不会导致对自然的宰制，而现代西方人之狂妄势必导致对自然的宰制。
“赞天地之化育”不应排斥科学技术，这是儒家不同于道家的方面。老子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思寡欲，绝学无忧。”[28] 庄子讲的“浑沌氏”的故事更能生动地表明道家对技术的拒斥（见《庄子·外篇·天地第十二》）。根据老庄的思想，人类似乎最好退回到茹毛饮血的远古社会。儒家不以为然。既然人不仅有责任于社会繁荣，而且有责任帮助自然事物生长发育，就必须有知识、有技术。在中国古代，这种能“赞天地之化育”的知识和技术应当包括农业知识和技术（当然，君子不必直接掌握这些知识和技术）。今天我们面对全球性的环境危机，若听从道家的劝诫，那便只好回到原始文明。但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可回顾古代文明而借鉴古人的智慧，但不可能全然退回到原始文明或古代文明。为走出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唯一的出路是走出现代性指导的现代文明而走向更高级的生态文明。
为走向生态文明，必须实现技术的转变。只有当人类实现了从征服性技术向调适性技术的转变时，才能说我们已从现代文明转向了生态文明。调适性技术就是“赞天地之化育”的技术。
为实现技术的根本转向，必须有科学的根本转向。现代科学是以说明和预测为主旨的科学。在生态文明中，我们须由纯粹说明和预测的科学走向理解的科学。理解的科学不是仅把自然物当作客体加以拷问和摆弄，而是把自然物当作主体，与之对话，倾听自然的言说！生态学正是这样的科学！现代科学具有强烈的还原论倾向。在生态文明中，我们须由还原论的科学走向系统科学（广义的，并不仅指系统论等学科）。系统科学研究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事物与其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不忘任何系统都是更大系统的部分，例如，人类社会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经济系统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生态学是这方面的典范！有了理解性的科学才有生态技术。理解性的科学是比分析性、还原论的科学更复杂、更高级的科学，生态技术也是比征服性技术更复杂、更高级的技术[29] 。
生态技术是调适性技术。如在森林中，可能会出现某种繁殖过快、严重危害林木生长的昆虫。在工业文明中，解决问题的常见办法便是喷洒农药，杀灭“害虫”。生态技术则可能采取完全不同的措施：扩大“害虫”天敌的种群，抑制“害虫”的种群，以调适生态系统，使之回归平衡状态。调适性技术不再受征服自然的野心的激励，但不必放弃对自然物的控制和改造。调适性技术的主要努力方向是调谐地球生态系统，使之保持动态平衡和生机，它应努力把对自然过程的干预限制在地球生态阈值之内。管子关于“人与天调”的思想非常值得我们阐扬。管子说，“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30] 管子的这一思想与儒家思想是一致的。现代技术日益陷入征服自然的恶性循环之中。由于自然永远隐匿着无限多的奥秘，故无论人类技术如何发达，都不可能达到随心所欲地改造环境的水平。人类对地球的征服力度越大，不确定的灾难性后果越严重。走出恶性循环的唯一出路是，记取“人与天调”的教训，以生态学为指导，调谐人类与地球生物圈的动态平衡关系。
本着“致中和”的人生态度，用生态技术“赞天地之化育”，则“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31] 循此道，人可诗意地栖居于大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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