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道学刊 第三辑 二零二一年 春
Si Dao Journal No.3 Spring 2021
内容摘要：“上帝死了”是尼采的一句名言，也是他全部思想的基石和核心。“上帝死了”是一个隐喻的、有道德主导意义的和形而上学性质的“重大事件”，我们可以从三重视域对之进行理解，即隐喻的视域、道德价值的视域和形而上学的视域，这三重视域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关系。在这三重视域的共同映射下，尼采“上帝死了”的全貌、真义和形上意蕴得以揭示和显现。
“上帝死了”是德国哲学家尼采的一句名言，也是他全部思想的基石和核心。虽然尼采并不是西方第一个提出“上帝死了”的哲学家，但正是因为尼采，“上帝死了”才真正地在现代西方哲学和神学领域激起巨大的反响和深入的反思。在尼采那里，“上帝死了”是一个隐喻的、有道德主导意义的和形而上性质的“重大事件”，而不只是一句单个的、孤零零的话语。本文尝试从隐喻、道德价值和形而上学的三重视域对“上帝死了”进行全方位的剖析，揭示其内涵、真义和虚无性质。
一、从隐喻的视域理解“上帝死了”的内涵
在西方哲学的源头古希腊那里，隐喻就与哲学有着不解之缘，古希腊的先哲们诸如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等人，都对隐喻这种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情有独钟。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尼采是现代哲学中一位最具典型性的隐喻哲学家。在尼采看来，所有的语言都是隐喻性的，隐喻是内在于他的一种语言风格。隐喻既是哲学的需要，也是他思想的需要。“我倒愿意认为尼采运用隐喻是出于一种特殊的哲学需要，他的话语具有内在的隐喻性，而这恰恰是因为他的思想是隐喻的。”[1]尼采对“上帝死了”的描述和分析也是隐喻的。隐喻的内涵不完全乃至于根本不在字面或字表，而是蕴藏在字面的背后或深层，因此需要我们对之深度挖掘和诠释。
尼采对“上帝死了”事件的描述和分析主要集中于《快乐的知识》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在《快乐的知识》以“新的战斗”为题的短文中，尼采第一次提到“上帝死了”，但未作详细的论述。接下来，在以“疯子”为题的短文中，他以隐喻的方式对“上帝死了”事件进行了全面深入的阐析。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论同情者”、“失业的神父”和“最丑陋的人”等短文中，尼采对“上帝死了”的细节作了补充和释义。接下来让我们再现这个事件以及理解这个事件的几个关键的隐喻。
首先，“疯子”的隐喻。一个疯子在朗朗白昼手提灯笼跑到集市，一个劲儿地呐喊：“我找上帝！我找上帝！”这不由得让我们想起疯癫的犬儒学者第欧根尼在大白天提着灯笼在集市找人的戏剧情景，尼采正是以此揭开“上帝死了”的序幕，夸张而又迂回地引出“上帝死了”的事实。按照尼采的话说，“上帝死了”是在欧洲大地上发生的极为重大的事件，那么他为何借疯子之口说出来呢？为什么不是一个正常的人或智力超常的人呢？尼采认为，尽管基督教信仰遭遇到了危机、上帝死了，但是人们大多闭目塞听、麻木沉沦，不愿意甚至不敢正视并接受这个事实，只有思维非同寻常、心智不受世俗蒙蔽、行为超脱常规的疯子才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第一个道出事件的真相。疯子就好像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衣》中那个小孩，他们都不俱世俗偏见和传统权威，小孩敢第一个喊出“皇帝什么衣服都没有穿啊”的事实，而疯子也敢第一个喊出“上帝死了”的事实。“疯子”是个隐喻，他其实不疯不傻不癫不痴，他是一位洞察、直视“上帝死了”、敢于面对基督教信仰危机的呐喊者，是一位游离于世俗之外或之上的清醒者，是一位具有时代感的思想者，也是一位孤独的、不为世人所理解、不被世界所接纳的预言者。他在某种意义就是尼采本人，尼采的一生和最后的命运都证实了这一点，1888年底，他精神失常了，成了真正的疯子。
其次，“集市”和“不信上帝的人”的隐喻。疯子以极尽夸张癫狂的方式去集市寻找上帝，为什么去集市而不去教堂呢？集市是找上帝的地方吗？肯定不是。集市从表面上看是人群聚集买卖交流的地方，其实是当时整个欧洲世俗化时代和社会的缩影。在这样高度世俗化的时代和社会中，基督教从社会生活的中心退出，人们似乎不再需要上帝了或者上帝已经无法发挥其作用了，尼采这里敏锐地意识到了世俗社会与上帝信仰二者之间的张力。因此，疯子来到集市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寻找上帝，而是为了指出欧洲社会世俗化的一个骇人听闻的真相，即“上帝死了”，欧洲的精神生活出现了大危机。
当疯子自问自答地喊出“上帝死了”时，人群立刻沸腾喧嚣起来。集市上的人们不仅不相信疯子的话，而且对之极尽哄笑讥讽。“其中一个问，上帝失踪了吗？另一个问，上帝像小孩迷路了吗？或者他躲起来了？他害怕我们？乘船走了？流亡了？” [2] 我们要特别注意这群人的身份，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恰巧是一些“不信上帝的人”。“不信上帝的人”也是个隐喻，他们不是简单地指不信仰上帝的无神论者，而是隐喻当时世俗化时代中那些怀疑上帝但又不愿正视“上帝死了”事实的人们；那些思想平庸以至于不再能够思考和寻找上帝的人们；那些被海德格尔称为“公共游民”和“思想缺失”的人们。“因为公共游民们之所以不信神，并不是由于上帝本身对他们来说变得不值得信仰了，而是由于这些游民本身不再能够寻找上帝，从而放弃了信仰的可能性。他们不再能够寻找，是因为他们不再思想。公共游民们废除了思想，以连篇累牍的废话取而代之；”[3]确实，在一个思想缺失的、去神化的世俗时代，人们似乎不再需要上帝了，也不再能够思考上帝了，但他们又不敢承认甚至不敢想象上帝已经死了这种去信仰化的状态，更不敢接受上帝死了这一信仰危机的事实。不仅是集市中不信上帝的人，甚至连查拉图斯特拉下山时碰到的老圣人都不知道上帝死了，这是世俗化时代中人们生存处境和精神状况的困境！
再次，“杀死上帝”的隐喻。疯子看到自己的言行引起注意了，他就大声呐喊：“上帝那儿去了？让我告诉你们吧！是我们把它杀了！是你们和我杀的！咱们大伙全是凶手！”[4]“上帝死了”很容易让人误解为尼采本人（疯子）杀了上帝，其实这段话很清晰地指明：杀死上帝的是“我们”、“咱们”，是那个时代所有的欧洲人，他们是杀害上帝的共同凶手，他们都是去基督教的世俗化的推动者和参与者。但是，“上帝死了”在他们当中只是以潜移默化的无意识的方式在日常生活的形态上呈现出来，并没有被有意识地加以认同并作为一个明确的事实在思想上和观念上接受和承认。
这个隐喻还有另外两重含义，其一，“上帝死了”不是一个假设、预言或传言，而是一个既成的事实，那个影响欧洲近两千年的精神信仰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其二，人们为何杀死上帝？疯子没有对此做出解释，但是，“失业的神父”和“最丑陋的人”道出了原委。他们把上帝的死亡即基督教信仰的危机归因于上帝的绝对属性，即全能、全知和全善，我们可以分别从人和上帝的角度对之进行理解。从人的角度来说，人的有限性导致人不可能容忍一个无所不见、无所不知和无所不能的上帝活着，上帝对人的罪恶、耻辱、丑陋和命运等洞察无遗，因此，人出于怨恨和报复杀死了他[5]；从上帝的角度来说，以全能、全知和全善著称的上帝在现实中似乎是无能、软弱和卑微的，这样的一个上帝怎能解救人于罪恶之深渊并引领人走向永恒生命呢？换句话说，如果上帝已不再能为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终极生命提供意义和支撑，祂存在的意义就大打折扣了。
最后，“杀死上帝的后果”的隐喻。疯子用三个问题隐喻杀死上帝的后果：“我们怎能把海水喝干呢？谁给我们海绵，把整个世界擦掉呢？我们把地球从太阳的锁链下解救出来，再怎么办呢？”[6]这三个隐喻其实是同义反复，“海水”代表“上帝”这个传统体系所孕育、产生和覆盖的一切存在物或观念，我们要将它们全部消除，从此我们要面对新的海洋；“擦掉的整个世界”是“上帝”所代表的彼岸的和超验的世界，而“把地球从太阳的锁链下解救出来”则意味着人类和地球从“太阳”（即柏拉图主义、上帝、彼岸和超验世界等）的决定性的光照下或掌管中挣脱出来。这就是上帝死了可能带来的巨大的、没有确定性的变化。
二、从道德价值的视域理解“上帝死了”的真义
尼采的“上帝死了”在学术界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它们分别基于三种不同的立场。第一种理解认为，“上帝死了”只是表达了尼采这个坦率的无神论者的个人意见，这显然是片面的误解。因为尼采肯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无神论者，他通常被称作“隐匿的基督教上帝的寻求者”或希腊异教神学的复兴者。[7]而且，尼采的“上帝死了”绝不是个人主义的呐喊，而是对时代精神状况的一种看见；另一种理解立足于宗教的立场，认为“上帝死了”是指基督教信仰意义和亚伯拉罕宗教传统意义上的上帝死了，人们不再信仰上帝了，这也是一种停滞于字面的误解。最后一种理解立足于道德价值的立场，认为“上帝死了”是指统治欧洲将近两千年的由基督教所支撑的整个社会和人的道德理想、价值体系崩溃了，因此需要重估一切价值。
尼采主要是在最后一种立场上谈论“上帝死了”，“上帝死了”不是指信仰、神学意义的上帝死了，而是指世俗、道德意义上的上帝死了。“尼采之否定上帝，是在道德价值的名称下。”[8]“相当清楚的是，尼采对基督教的攻击主要集中在其道德主义方面。” [9]因而尼采的“上帝死了”只是指道德意义上的上帝死了或“道德化的上帝”死了。道德意义上的上帝或道德化的上帝是西方近代以来或启蒙之后的产物，因此，尼采主要是基于近代以来把基督教道德化的倾向，并从这一角度攻击上帝的。但是，我们要强调的是，尼采绝不只是在一般道德的意义上谈论“上帝死了”，而是深刻地揭示了其哲学和神学的渊源。
近代以来，基督教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它的上帝创世论受到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冲击；它的领域和地位不断地被哲学上的自然神论、泛神论、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等侵蚀；它的经典和历史受到施特劳斯的批判；它的神圣性和神秘性受到启蒙理性和无神论的抨击……在基督教面对猛烈攻击的时候，卢梭和康德这两位哲学家试图在道德良心和实践理性的基础上为基督教寻找一个存在的基础，即道德。康德从形而上学的高度论证了上帝在道德实践领域内的存在根据和终极意义，这样，康德就把上帝变成了人类道德理想的终极保证和道德诫命的神圣根据，上帝成了道德的上帝，基督教成了道德宗教，教会成了伦理共同体……至此，上帝存在的合理性和功能性在康德那里就主要表现在道德实践的形态上和世俗生活的形态上。
尼采觉察到经康德改造后的上帝的道德本质及其世俗阴影，开始对为其存在提供合理性证明的自康德以来德国哲学的本质进行了批评。他不仅对康德式的道德神学和道德上帝论证深恶痛绝，“我们不再信仰他们所说的道德了，因此，我也就不必创立什么哲学来为道德圆场了。”[10]而且对康德以来德国哲学的“半神学性”、“隐匿的神学性”和“新教本质”，即德国哲学与基督教的历史关联进行了批判，“新教牧师是德国哲学的祖先，……要了解德国哲学到底是什么——德国哲学不过是一种狡猾的神学”。[11]因此，他要以一种绝无仅有的、“绝对真诚的无神论”的态度从事哲学，摧毁哲学和神学在道德上的秘密结盟，道出德国哲学的神学本质，而他所有的反基督教的无神论思想都凝聚在一句话中，即“上帝死了”。
在尼采之前，很多人包括法国实证论者、德国社会主义者等都曾攻击过基督教，但是他们都没有将矛头指向基督教的道德根基和价值。“以前，人们攻击基督教的方式始终是错误的，不只是胆怯的。”[12] “缺少对基督教道德的批判。”[13]尼采认为，基督教最大的要害在于康德式的道德化的上帝，因此，他的批判主要着眼于基督教上帝的道德根基和它所设定的道德价值理想。他宣称“上帝死了”的目的就是想从这个一个根基上摧毁基督教，颠覆基督教所支撑的一切道德理想和最高价值，因而给基督教和整个欧洲的道德造成了致命的破坏。当尼采喊出“上帝死了”并预想此事件在将来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时，他首先想到的是欧洲的道德而不是其他。[14]
尼采对道德化的上帝进行了激烈的批判。首先，他认为道德化的上帝藉原罪扭曲了人的人性、压抑和削弱了人的力量，并且以奴性道德曲解了善恶观。尼采主张用权力意志重塑人性、高扬人的强力，并重新定义善恶，“什么是善？凡是增强我们权力感，增强我们人类的权力意志以及权力本身的东西，都是善。什么是恶？凡是源于虚弱的东西都是恶。”[15]由此可见尼采是高举人，肯定人的能力。其次，他认为道德化的上帝以爱、怜悯和禁欲与生命的意志相对抗，压抑生命的本能、欲望和力量的生长，杜绝对生命的享受、美化和崇敬，因而危害了生命向上的发展。鉴于把上帝与生命对立起来，尼采断言，生命是非道德的，道德化的上帝对人的生命的干涉和规定“是对生命的否定和最大非难。”[16]最后，他认为道德化的上帝以其彼岸性引导人们脱离现实世界，逃避自身的责任，信仰虚幻的道德价值和道德理想，因而导致了现世中真正价值的衰竭。
由此可见，尼采的“上帝死了”意图从根本上颠覆近代以来基督教的道德基础，拆毁上帝与道德的联盟，使道德化的上帝从此死亡，进一步使上帝对人的力量、人的善恶、人的生命和道德价值等的规定和约束也逐渐丧失。问题是，失去上帝庇护的人将何去何从？人将要面对的又是何种社会和精神境况？
三、从形而上学的视域理解“上帝死了”的虚无性质
上帝死了，最高的道德理想和最高的价值崩溃了，这就是一种虚无主义。“虚无主义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最高价值自行贬值。没有目的。没有目的的回答。”[17]而最高价值和最终目的正是基督教上帝的代名词，虚无主义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尼采对“上帝死了”的解释。他多次宣称，基督教已经成为一种虚无主义的宗教，道德化的上帝是虚无的上帝，也是虚无主义的秘密所在地。因此，上帝死了，虚无主义必然出现。
然而，“上帝死了”的虚无性质不仅是道德意义上的，更是哲学和神学之形而上意义上的。在《快乐的知识》中，尼采把“上帝死了”喻为“史无前例的日蚀”、“太阳的陨落”和“古老世界的暗淡和可疑”。“太阳”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柏拉图的“太阳比喻”和奥古斯丁的“光照说”，太阳象征善的理念、最高的真理和价值、超感性的世界和彼岸世界等，而奥古斯丁更是直接将“上帝”喻为“太阳”，“上帝的真理”喻为“太阳的光”。因此，“上帝死了”、“日蚀”、“太阳的陨落”和“古老世界的暗淡和可疑”都是隐喻式的同义反复，都表示西方形而上学和西方神学中“超感性世界”或最高价值、最高道德的终结所导致的虚无主义的来临。“‘上帝死了’这句话包含着以下断言：虚无笼罩着西方。‘虚无’在此意味着：一个超感性的、约束性的世界的不在场。虚无主义，‘一切客人中最可怕的客人’就要到来了。”[18]
在尼采看来，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和西方基督教神学的历史兴趣相投，它们都把世界一分为二，把现实世界、经验世界看作“表面世界”或“不真实的世界”，而把彼岸世界、理性世界看作是“超感性世界”或“真实世界”。这种二元划分和对立的思维及其世界观、认识论和价值观统治并支配了欧洲将近两千年。
“超感性世界”一直被冠之为“真实的世界”，“‘真实的’世界也应该是个诚实的世界，一个无欺的世界，一个不愚弄我们的世界。信仰它吧！简直就是非信不可。”[19]尼采认为，由于现在上帝死了，基督教信仰在欧洲式微了，欧洲现实中的“真实世界”与原来信仰中的“真实的世界”很不相同。“‘真实的世界’，这个概念告诉我们，世界是不真实的、骗人的、不诚实的、不正当的、无足轻重的——因而是个我们无法利用的世界。” [20]这就是离开基督教信仰以后欧洲的光景。“‘上帝死了’这句话意味着：超感性世界没有作用力了。它没有任何生命力了。形而上学终结了，柏拉图主义终结了，西方传统哲学终结了。[21]更进一步说，上帝死了，由西方形而上学和基督教信仰所塑造的西方历史也就没有了。
上帝死了，精神的真空如何填补？鉴于崇尚权力意志、崇尚人特别是超人，尼采用他的权力意志和超人哲学来作为对虚无主义的尝试性克服。“所有的神明皆死：现在，我们希望超人活着”[22]在尼采看来，超人是权力意志的最高体现，是最高价值和道德法则，也是人生存的意义和终极目的。
综上所述，隐喻、道德和形而上学的虚无主义是我们理解尼采“上帝死了”的三重视域，这三重视域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融合和相互渗透的关系。在这三重视域的共同映射下，“上帝死了”的内涵、真义和虚无性质得以向我们揭示和显现。“上帝死了”不仅在尼采的思想中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整个现代西方哲学和神学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引发了强烈的反响并由此开启了新的问题域。上帝死了，整个欧洲的精神往何处去？哲学、形而上学如何克服虚无主义的命运？无根的道德将何去何从？基督教神学和信仰在世俗无神的时代中如何安身？等等，这些都是尼采的“上帝死了”留下的问题。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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