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道学刊 第三辑 二零二一年 春
Si Dao Journal No.3 Spring 2021
内容摘要：本文反思了二十世纪德国神学家卡尔·巴特针对教会进行政治决断时提出的行动指南。作者指出，巴特面对危机时代提出的政治决断不仅包含了独特的信仰洞见与美德，并且以完备且具体的形式彰显出信仰社群的见证，因而值得我们正视并加以借鉴。
众所周知，二十世纪基督教神学巨擎卡尔·巴特是一位对教会影响深远的教义学家，那么他的神学遗产对政治实践同样有益吗？在英语世界，以雷茵霍尔德·尼布尔为代表的巴特神学的批评者们，常常指责他对上帝与人类之间无限隔阂的强调无法指引我们发展出富有责任感的伦理生活，尤其是引导公民实践其政治责任。[1]最近一个例子是基督教神学家和伦理学家加里·多伦。在其新著《形成中的社会民主》一书中，多伦批评巴特狭隘的神学立场严重破环了进步的民主政治运动。[2] 在本文中，笔者将尝试反驳这一论断，指出巴特针对教会进行政治决断时提出的行动指南包含了独特的信仰洞见与美德，值得我们正视并借鉴。
（一）
巴特坚信，我们负责任的政治决断必须以人性的唯一源头耶稣基督为皈依。为了在见证中回应政治世界，作为信仰社群的教会必须首先在祷告中寻求被上帝的话语更新。如巴特所言：“当政治形势发生变化时，基督徒会将其作为重新阅读圣经的机会，重新试图发现上帝的话语是多么危险和有益，多么一致和温和，多么深刻和实际。他们知道这是自己唯一的避难所。”[3] 换言之，教会必须首先顺服耶稣基督先知性的话语，亦即他关于喜乐、应许和警告的信息。届时，教会将在政治见证中获得新的力量，从而有能力与政治共同体建立良性关系。正如巴特所强调，每当教会忠实而顺服地回到其源头时，就会自由并自信地实践其政治使命。这是基督徒参与政治事业尤其是进行政治决断时责任伦理的基础，其它一切皆建立在其上。
关于政治决断的驱动力，巴特在1939 年的短文《教会和我们时代的政治问题》中给出了进一步的提示。他说道，决断的责任作为教会的见证，指向作为上帝话语的耶稣基督的三重职分和工作：先知、祭司和君王。一方面，这种作为信仰见证的责任意味着教会的抉择：一个用来回应上帝神圣抉择的人自身的抉择。[4]换言之，教会的政治作为必须对神圣作为负责，这是基督徒进行政治决断的第一个驱动力。另一方面，对神圣作为负责的坚持也不排斥基督徒政治决断的另一个驱动力，即对共同生活的追求。对此，巴特补充道，“在政治领域，信仰社群只能间接地引起人们对其福音的关注，正如其政治抉择所反映的那样，这些抉择可以被理解并取得成功，不是因为它们建基于基督教的前提，而是仅仅因为它们在政治上更可取，并且能更审慎地保护和发展出人们的共同生活。”[5]
在此考量下，巴特提出了一个独特的概念——认信的实现（actualization of confession）——来指明教会的政治抉择与行动的独特逻辑。这个概念强调教会的认信在本质上体现于教会在此时此地做出的特定且具体的决断。这项决断必须要承受神的话语，并对现实生活中的世界做出回应。对于后者，巴特强调教会向世界特别是政治世界作见证，并不意味着教会应该以处境作为言说的对象，而是应该在处境中言说。教会的言说和行动不可取自所谓的时代精神，而是应该针对时代精神提出自己的言说和行动。换言之，教会言说的本质不能由处境的特征来选定或塑造。教会必须首先确信聆听到上帝的福音，然后才能在处境中成为福音信息的确切反映。巴特坚信，这项行动是由教会的“内在需要”所驱动的，即上帝话语的召唤，因为只有上帝才能识别并回答现实世界中的真实问题。[6]
（二）
为了给教会从事政治决断提供更加具体的行动指南，巴特在1952年撰写的短文《合一信仰下的政治抉择》中列举了一系列的实践美德。第一组美德是在信仰里的顺服和反省。一方面，巴特指出基督徒必须在其政治思考、评价和判断中面对顺服的问题。为了公正地解决这个问题，他不能假装保持中立，而必须给出方向性的回答。于是，在信仰里的顺服便意味着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他自己“被要求并被约束做出具体的政治决断并坚持他的决断，公开地为之辩护并召唤其他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全力以赴做出相同的决断（因为那位启示的或隐蔽的上帝正是所有人的上帝）。”[7]
对此巴特解释道，做出一项决断的理由既是理性的也是属灵的：“意识到自身政治责任的基督徒要像他的同胞一样，以最严肃的态度对待个人的政治观点。他会意识到自己需要回答的正是分辨的问题——在康德的世界中——他必须有“运用自己理智的勇气。” 他接着说道，“但是，他又与非基督徒同胞有所不同，因为他要察觉在两种争论的思路以及在其背后的趋势和愿景中言说的诸灵。圣经确实说过，在一个时代的无论大事或小事上，基督徒都必须分辨善恶诸灵和他们不同的统治。[8]由上帝的圣灵带领并依照圣灵的标准，他必须辨别诸灵并调整自己在属灵分辨中的态度：不是跟从一个或另一个，而是跟从一个反对另一个。”[9]
另一方面，巴特提醒道，基督徒也不要自欺欺人，以为自己在信仰里顺服的选择或决定可以不经过他人检验就被接受。全权掌控自己的决定并认定自己免于承担责任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种责任就是，公开并诚恳地表明自己的信仰和根据信仰做出的决定，然后自由并谦卑地倾听共同体其他成员的评判。相较于批驳、抱怨和过度敏感于自己不安的良知，巴特邀请基督徒勇敢地自我反省并真诚地感激别人的响应，而不论自己的决定最终是否能推行下去。在这种辩证关系中，反省并不是做出服从信仰的决定时的障碍，而是使其决定顺服和忠于上帝圣言必不可少的保障。
第二组美德包括冷静和洞察，这也是明智的政治决断所要求的。当基督徒对各种环境因素加以考虑并试图了解其中的复杂关系时，前者至关重要。这是他们探索面对的历史和现实处境的实践美德。相较之下，巴特认为后者更为重要，因为它可以帮助基督徒从超越的视角看待这些因素及其整体性的关联，而这一视角来自于在耶稣基督神圣工作中显现并实现了的上帝国。洞察的美德还将为基督徒注入属灵的直觉，使他们能够辨别案例各方的相对价值，并敏锐地意识到处境中众多冲突性因素各自的利弊。正如巴特所言，“若没有大量简单的常识和先知的火花，甚至没有带着基督紧迫和大能的爱，政治决断就不可能成功。”[10]
第三组美德是忠诚和宽容。首先，对整个共同体的忠诚总是会激励政治决断的倡议者们（通常是少数几个人），使他们希望在实现共同利益的道路上与众人达成共识。因此，在持怀疑态度的听众们表达疑虑、保留意见甚至批评之前，他们有必要将这种忠诚告知众人并争取被接纳。同时，少数人的倡议或行动也有赖于其他基督徒同伴的宽容。众人需要在政治讨论中保持开放态度，无论他们的对手选择引用圣经还是搁置宗教词汇和神学推理时，他们都需要放慢指责的节奏。简言之，宽容的美德可以成就政治倡议者及其立场的忠诚，最大程度地维护共同体中众人信仰的合一。
做出负责任且有成效的政治决断需要勇气与谦卑，这是第四组美德。很多时候，政治参与是一项危险却必要的事业，即使那些冒险追求崇高事业的人也需要面对成败之间的巨大不确定性。勇敢的美德可以帮助那些投入这项事业的人根据上帝的应许来寻求现世中的希望，秉持顺服上帝诫命的政治方向，心怀对上帝护理的确信而不断迈进，哪怕只是很小的一步。作为一种深刻的自我认识的美德，谦卑则提醒基督徒自己的弱小、有限以及自身欲望和成就的相对性。谦卑的美德也提醒他，荣耀、智慧和能力仅仅属于上帝，而他只是上帝国的见证者。然而，当他接受这种认识时，“便会在这种认识中得以坚定并满怀勇气地言说和行动。”[11] 对巴特而言，无论何时明确了这种辩证关系，基督徒在政治决断上的见证都将是合理且明智的。
最后一组美德是喜乐和严谨。喜乐的源泉来自福音以及与之相关的信念，即在耶稣基督中已经实现的上帝与人类和全世界的和解。这是基督徒见证的解放性力量，它可以真正释放自我和所有其他人。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极权制度都不能从内部压制这种喜乐。严格则植根于上帝与他子民的圣约以及他们对绝对、公正和仁慈诫命的坚定信念。基督徒作为上帝忠贞不渝的仆人，必须在彼此严谨的态度和约束作用下团结起来。否则，他们就不能对彼此提出任何有效的要求，他们的见证对上帝也将毫无用处。
由此可见，教会见证耶稣基督追求共同生活的行动是其政治决断的内容要件，祷告和实践美德则是其政治决断的形式要件。缺乏任何一个方面的作用，政治责任的讨论将变得空洞无力，政治抉择将变得反复无常和卑鄙龌龊，缺乏在信仰中的见证力量。正因如此，巴特才总结道,真正负责任的政治行动并非以抽象原则为指导，而是透过具体的决断得以体现：“如果只能以对责任原则的空洞形式进行，却绝不会（或仅在“例外情况”下）以具体负责任的政治决断的形式出现，这将是一种在上帝面前多么奇怪的责任啊！”[12]至此，我们得以了解到巴特关于政治决断的真知灼见。在其漫长的神学生涯中，巴特自始至终在努力贯彻这些主张，提醒教会不论是面对社会主义运动、纳粹政权的崛起，还是战后重建及其后的冷战格局，都必须学习聆听上帝话语的指引，并学习在政治分辨和判断中负责任地面对政治共同体。以下试举一例。
（三）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冷战铁幕的阴影下，巴特一改此前断然拒绝纳粹国家社会主义的立场，选择将共产主义的理想与实践区分开来，勇敢地为其政权中的正义因素辩护。毫不奇怪，在东西方阵营即将展开的对抗背景下，巴特的立场很快引起了尼布尔、布鲁纳等欧美神学家的严厉批评。[13]遗憾的是，批评者们大多误解了巴特的立场，对其言说中的先知愿景和力量视而不见。他们不愿正视的，其实正是巴特所力图分辨的，必须区分共产主义的极权暴行与其背后的积极意图。在巴特看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第三帝国的意识形态等同起来的做法是荒谬的，因为后者纯粹是疯狂犯罪的产物。以同样的口吻指责斯大林和希特勒、赫斯和其他纳粹党徒也没有什么意义，尽管他们都滥用各种肮脏而血腥的手段去实现目的。在巴特的理解中，促使自己做出这种区分的根本原因是一个共同困扰着东西方世界的紧迫问题：社会正义问题。他坦诚，只有人们认真看待这个问题时，共产主义政权对西方民主国家的指控才能成立：“让我们不要忘记，正如我们已经听到的那样，东方也指责我们的不人道，我们意图的不人道，指责我们由于盲目崇拜物质性价值而被败坏的思维和情感；指责我们冷酷的行为，以及背后冷酷的心肠。” [14]
因此，巴特敦促西方教会不要贸然加入流行却充满虚妄的政治指控，因为后者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狭隘、盲目和伪善的意图。教会必须捍卫自己，抵御东方世界的无神论信仰，持守住基督教的信仰与坚定立场，同时牢记这种立场与政治派系或宗教圣战无关。巴特提醒西方教会，他们亏欠东方无神论社会的不是这些东西，而是十字架的圣言，因为只有圣言可以重建教会和整个世界。而面对在共产主义政权下遭受迫害的东方教会，巴特认为需要采取比西方仅仅发出抗议或号召政治或宗教战争更负责任的方式。在其看来，一个富有责任感的东方教会需要采取完全不同的行动，那就是“圣徒的忍耐和信心”，一种将喜乐的忍耐与无畏的宣告结合起来的见证。他满怀勇气和盼望地讲道，
如果教会能做到这一点，她将立于磐石之上。她可以笑对整个无神论运动，无论他们是否听到（总有一天他们会听到），她都能对无神论的政权宣讲积极的信息。实际上，如果她真有福音要宣讲，那么她便不需要那些西方世界的哲学和道德，没有粉饰现实生活的宗教伪装，没有逃入灵性的内在生活或天堂的手令，没有虚幻的想象，但却有永生的上帝和他的国，并有在十字架上受难而复活的全人类的主耶稣基督。[15]
上述简要的案例表明，巴特回应冷战危机的独特方式是辨明教会合一信仰与其政治决断之间的关系。这使得他不仅独立于东西方阵营的政治意识形态并对二者加以辨析，而且得以面对行将对立的东西方教会申明同一个福音信仰的呼召。在这种意义上，巴特呼吁教会践行政治决断的良苦用心是敦促其正视针对政治势力的属灵分辨这项独特的责任。在冷战危机下，巴特以其富有争议性却带有责任感的主张，展示出了政治决断的信仰与伦理向度。这是他对现代政治实践的重要贡献。如果我们只关注其教义体系，忽略其具体的政治思辨、抉择与实践美德，那么他的思想遗产就会被低估。
事实上，本文的讨论可以显示出，巴特在危机时代的政治决断远超出其批评者所关注的狭隘和抽象的教义范畴，以其完备且具体的形式彰显出信仰社群的见证。在今时今日新冷战的阴云之下，巴特独特的信仰洞见与美德观念，是否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注目那超越政治分歧的亘古常新的启示，并提示我们在面对政治决断时的顺服、谦卑与勇气呢？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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