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在今日的后现代或逆全球化时代，《圣经》至少在四个方面证明自身在当代的价值与意义。《圣经》是世界三大宗教体系的共同源头，对人类宗教文明、人类文明带来的影响具有绝对性。《圣经》对人类文明产生出普遍而显性的影响，遍及绘画、建筑、影视、音乐、文学、体育等各个公共领域。《圣经》对犹太-基督教信仰共同体的日常宗教生活产生出普遍而直接的影响。《圣经》中的人学思想成为普世价值观的直接来源。因此，《圣经》依然具有一股逆向活力，从过去影响到现在、未来，也从未来影响到现在、过去。

现代人，尤其是后现代的人，不承认犹太-基督教传统中的《圣经》是“正典”或“信仰共同体圣书”。那么，我们还需要《圣经》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对汉语语境中的读者而言，我们阅读与了解《圣经》的缘由何在呢？换一个角度看，如果《圣经》对人类文明毫无意义可言，我们当然可以弃之如鸡肋而不顾。但是，如果《圣经》对人类文明的过往、现今以及未来依然具有不可或略的影响力，那么身处（逆）全球化后时代的汉语读者就必需、也应该阅读《圣经》，否则再现买椟还珠式的傲慢与愚昧就不可避免。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提供一些证据来给予回应。

第一，毫不夸张地说，《圣经》对人类宗教文明所带来的影响是绝对性的。占人类宗教版图二分之一之多的亚伯拉罕三大宗教体系就是从《圣经》中诞生和养育出来的。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均推崇亚伯拉罕，认信他是各自信仰的源头与楷模，所以它们被合称为“亚伯拉罕三大宗教体系”。《希伯来文圣经》或《塔纳赫》毫无疑问是犹太教的圣经正典，基督教吸纳此部经典并作若干转变后，称之为《旧约》，与《新约》一起构成了基督教的《圣经》，而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则从《希伯来圣经》和《新约》中大量引证取材。从上述三大宗教自身的家谱来看，根据《希伯来圣经》中的《创世记》第12章的记载，雅威拣选亚伯拉罕并与之立约，亚伯拉罕先后与自己的妻子撒拉的使女埃及人夏甲以及撒拉生养以实玛利（《创世记》第17章）和以撒（《创世记》第21章），以实玛利成为阿拉伯人的先祖，而以撒又生雅各，雅各又生十二子，其中的犹大及其支派成为犹太人的祖先。犹太人（Yehudee，Jew）以及犹太信仰（Yahadut，Judaism）的名称均来自于希伯来文的犹大(Yehudah，Judah）。北国以色列以及南国犹大先后被灭国之后，犹大王国的血脉继续繁衍，且整个以色列民族及其宗教信仰均以古代犹大国为本。而耶稣基督出自犹大支派的大卫王室（《马太福音》1：1-17，《路加福音》3：23－38），基督教也由此而诞生。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地说，亚伯拉罕三大宗教体系先后形成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而作为犹太教正典的《希伯来圣经》如同一位妈妈生养了两个女儿——基督教的《圣经》和伊斯兰教的《古兰经》。 由此来看，《希伯来圣经》孕育出全世界现今2000万犹太教徒、21亿基督徒（包括罗马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中国天主教等教徒），以及15亿穆斯林。他们三者的信仰人口占据了世界二分之一的人口。

第二，《圣经》对东、西方文明产生出普遍而显性的影响。不管《圣经》中陈述的内容被历史考证是否为事实，也不论它为丰富古代人、现代人的生活是否提供了崭新的意义，来自东方的《圣经》已经普遍深入到整个西方世界，以及诞生它的东方世界中。对于这一事实，我们可以找出无数典型案例来加以佐证。本文仅从绘画、建筑、电影、音乐、文学、体育等七个方面举例若干来证明这一点，说明这种影响之广袤与深远。

以绘画为例，米开朗基罗在罗马梵蒂冈西斯廷大教堂顶部绘制的壁画以《创世记》为原始素材，用栩栩如生的图像语言诠释创造、堕落、惩罚等一系列《圣经》中的核心主题。其中反映雅威创造亚当的壁画以吊诡方式形象地说明了神人之间的辩证关系：雅威强健有力的手似乎与柔弱并需要依靠和力量的人的手一触即联，但是，在方寸之间又存在着天涯之遥远距离——神时时刻刻与人切近而存在，但人无法成为神本身。米开朗基罗以图象生动而具体地表达出《圣经》中最基本的神学思想。而当代中国基督徒艺术家张帆的水粉画《创造与救赎》，在承继米开朗基罗的创作思路之同时，以中国人自身的理解将之表达出来：雅威与东亚人之间同样具有这种切近而又天涯的关系。

世界各地林立的犹太会堂（synagogue）以及基督教堂（church），不论采取何种建筑风格，都以《圣经》中的伊甸（Eden）园为最初原型（《创世记》第2章）。伊甸园所蕴涵的基本思想是分别为圣的圣洁观，即在伊甸园之内，神人关系和谐，雅威与受造人类共在，以此为中心将世界存在的结构分为两个基本层面：圣洁与非圣洁。若研究圣经建筑史，在以色列史上，雅威在西奈山嘱咐摩西以及以色列民众建立的会幕（Tabernacle）事实上是以西奈山为蓝本而建造起来的。而西奈山彰显的又是伊甸园神学：人类的生存结构围绕西奈山神显之所形成四个同心圆——西奈山底，以色列百姓所站立之处；西奈山；摩西在西奈山上身处云彩之地；西奈山上的密云。旷野时代的会幕正体现出这种用四层空间所表达出来的四维度圣洁模型：会幕之外的非以色列人之地；会幕内的外院；会幕中的圣所；会幕中的至圣所。在圣城耶路撒冷建造的圣殿（Temple）又以会幕为样板矗立在圣殿山之上。它的空间结构与伊甸园-西奈山-会幕一致，同样包括四层空间架构：圣殿的外院大门；圣殿的外院；圣殿的圣所；圣殿的至圣所，即神显现的座位。公元70年第二圣殿被毁前后的犹太会堂，以及基督教诞生之后建立的教堂均以圣殿为摹本而遍布各地，其空间结构依然可以分为上述四个方面：犹太会堂/教堂的外院；犹太会堂/教堂的内院；犹太会堂/教堂的讲坛；犹太会堂中的约柜/基督教堂中摆放圣经之处。不论是伊甸园，还是西奈山、会幕、圣殿、犹太会堂、教堂，它们都以空间结构表明抽象的神学思想——人要分别为圣，藉此表明它们成为神人同在的处所，并且人在得到神的允许之后，可以在表明神人同在的处所与神对话和交流。《圣经》所遗留下来的最确凿的圣经建筑遗迹非耶路撒冷圣殿山哭墙莫属。哭墙实际上是希律王完成建造的第二圣殿所幸存下来的遗迹，因此成为以色列民族文化与历史的象征，自20世纪60年代被发现以来，每天都有犹太人到此缅怀自己的历史与信仰，向雅威祷告，怀想圣殿毁灭后犹太人大流散史，无数犹太人在此哭泣，故被称为哭墙。

出埃及(exodus）是《希伯来圣经》第二卷《其名》（Shemot）的主题。自《七十士译本》之后，它成为《圣经》第二卷卷名，记述的是以色列人在摩西带领之下出离埃及为奴之地的故事，后被进一步引申为摆脱一切奴役获得自由以及反抗压迫、剥削、奴役的象征。至今至少有两部电影直接以此为素材。其中一部是《十诫》（The Ten Commandments，1956年），曾获第29届奥斯卡最佳效果金像奖。另外一部是动画片《埃及王子》（The Prince of Egypt）。此外还有一部电影以此命名，采用其寓意。这部取名为《出埃及记》的电影荣获第33届奥斯卡最佳剧情片配乐金像奖，以现代以色列立国为主题，表明现代以色列人摆脱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悲剧以及流浪1800年之后建立独立国家的历史故事。2013年，美国历史频道采用高科技拍摄的《圣经故事》（The Bible），全部以《圣经》为依据。2014年好莱坞进入圣经电影年，是年3月《诺亚方舟》（Noah）、12月《出埃及记》（Exodus）先后进入一线影院。

被誉为以色列第二国歌的《金色的耶路撒冷》（Jerusalem of Gold）被评为以色列建国后最伟大的歌曲。以色列作曲家俄米·舍莫尔于1967年受邀为以色列独立日写下这首歌曲。这首歌曲以忧伤而充满盼望的曲调，将绵绵的宗教情思与当代困境相互交织，产生出一种独特的犹太悲怆之感，让听者产生出对故国家园的思恋与信念。这首歌曲出现于多部反映犹太历史的电影中，如著名的《辛德勒名单》以及《情书战场》（Pour Sacha，法国，1991年）。原词为现代希伯来文，以下是中译：

山林气息美酒般清爽
松柏多芳香
还有那美妙的钟声
在风中弥荡

树丛石垣都沉沉睡去
进入了梦乡
只剩独坐的城市
哭墙居中央

黄金之城，青铜之城
耶路撒冷，充满光芒
我愿化作提琴为你歌唱

我们终于回到水井旁
回到市集广场
圣殿山的羊角号重新
在老城吹响

天空闪耀着千百个太阳
石缝也沐浴金光
我们又沿耶利歌小道
去死海

黄金之城，青铜之城
耶路撒冷，充满光芒
我愿化作提琴为你歌唱

今天为你放声歌唱
赞美你的荣光
所有歌颂你的人都将
万世流芳

你的名如同撒拉弗的吻一样
总在我唇边上
我怎能忘耶路撒冷
金光，金光万丈

黄金之城，青铜之城
耶路撒冷，充满光芒
我愿化作提琴为你歌唱

《金色的耶路撒冷》的歌词有多处与《旧约》密不可分。除了其中出现的地名均出自于《旧约》之外，如“耶路撒冷”、第二圣殿遗址哭墙、“耶利歌”、“死海”，与《旧约》及其宗教传统紧密相关的出处至少还包括四个。“只剩独坐的城市”引自《耶利米哀歌》1：1：“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你的名如同撒拉弗的吻一样”引自《以赛亚书》6：6－7：“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撒拉弗（Seraph）为《旧约》中雅威的天使（以赛亚书6：2，6）。“我怎能忘耶路撒冷”出自于《诗篇》137：5：“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羊角号（Shofar）是《旧约》中以色列民使用的乐器，用于宗教节期、战争等场所。

就文学作品而言，中外作家都曾从《圣经》中汲取过精华，为作品增色。类似于弥尔顿的作家会直接以《圣经》为创作素材。弥尔顿以《失乐园》（Paradise Lost）和《力士参孙》（Samson Agonistes）留名世界文坛。而类似于1993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作家会从《圣经》中汲取创作灵感。托妮·莫里森的代表作《所罗门之歌》（The Song of Solomon）直接以《旧约》卷名用作书名。此外，中外文学创作中所使用的典故大量取材于《圣经》，其数量之多之大已经编纂为一部三卷本大辞典《英语文学与圣经传统大词典》（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这里仅仅列举四个案例。“水桶中的一滴”（a drop in the bucket）出自于《以赛亚书》40：15：“看哪，万民都像水桶中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与汉语成语“沧海一粟”或“九牛一毛”意义相近。“膏油上的一只苍蝇”（a fly in the ointment）出自于《传道书》10：1：“死苍蝇，使作香的膏油发出臭气。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这个典故将愚昧比作苍蝇，说明万事中均存在美中不足或使人扫兴的小事，类似与中国谚语“一粒老鼠屎败坏一锅粥”。“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乾。”在强烈对比中，《箴言》17：22强调人生要常常喜乐。 “合他心意”（ after one’s own heart）出自于《撒母耳记上》13：14：“先知撒母耳奉上帝耶和华[雅威]之命，立了扫罗做以色列王；可是后来，扫罗不服从上帝的命令，撒母耳就对他说：‘你的王位坐不久了。耶和华已经找到另一位合他心意的人领导百姓’”。该典故的意思是“称心如意”。

体育似乎与《圣经》比较遥远，但实际上也相互关联。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令人印象最深刻的表演之一是笑星憨豆先生的单指神功。在他一个劲儿按键时，其背景音乐是伦敦交响乐团演奏的电影《火战车》（Chariots of Fire，又译“《烈火战车》”，英国，1981年）的配乐。这部电影的片名和故事都与《圣经》相关。片名《火战车》出自于《列王纪下》2：11、6：17，《历代志上》28：18和《诗篇》68：17等处。故事背景是1924年巴黎奥运会。人物原型李爱锐（Eric Henry Liddell，1902-1945年）是基督徒。他的祖父与父亲都是来华传教士。他六岁时回英国，很早就在运动场上崭露头角，田径、球类均极出色，尤其擅长一百米短跑，被视为夺标大热门。可是奥运会尚未揭幕，他就放弃了一百米短跑，原因是决赛的时间安排在星期天。按照基督教传统，基督徒要在星期天做礼拜。虔诚的李爱锐从不在星期天比赛，即使奥运会也不能让他放弃自己的信仰原则。后来一百米金牌落在了他的好友犹太裔英国人哈罗德·亚伯拉罕（Harold Abrahams）手里。哈德罗·亚伯拉罕按照犹太教传统在星期六过安息日，比赛与自己的信仰习俗并不冲突。后来李爱锐改练了自己并不在行的四百米比赛，最后参加了在星期六举行的比赛并拿下金牌，以47.6秒打破世界纪录。400米决赛前，美国代表团复健师递给他一张字条，上写《撒母耳记上》2：30：“上帝说，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1991年，爱丁堡大学用苏格兰花岗岩为李爱锐树了一座纪念碑，纪念碑上镌刻了《以赛亚书》40：31：“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

米开朗琪罗的《摩西像》与《大卫像》堪称雕塑的典范。《摩西像》所塑造出的摩西以《旧约》中最伟大的先知摩西为模型：他头颅威严地竖立着，目光炯炯有神，曲着的右腿宛如要举足站起的模样，牙齿咬紧，眼睛又大又美，固定着，直望着，射出火焰似的光，头发很短，胡须则如浪花般直垂下来，双臂肌肉发达，手上青筋暴露，仿佛积蓄着无穷力量，巨大的双膝似乎与身体其它各部不相调和，占据全身面积的四分之一，而右手支撑在两块石版之上。摩西头上出现的一对犄角并没有《旧约》根据，可能借此来表达摩西的力量与勇气。这部作品中的摩西可能刚从西奈山上领受十诫。《大卫像》不仅表现出大卫战斗时的紧张情绪和坚强意志，而且雕塑本身所塑造的人体以优美、健康、均匀的特质表达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在米开朗基罗的刻刀之下，冰冷的大理石也可以歌唱，流露出勃勃的生机与活力。

第三，《圣经》对全世界基督徒的日常宗教生活产生出普遍而直接的影响。西方社会制度、国家、政治、文化、艺术、宗教、日常生活等领域，无处不在运用《圣经》中透露出来的原理。尽管欧美基督教在21世纪初似乎有些衰落，但《圣经》中的原理已深入肌理。而当代中国有数千万基督徒，“中国基督徒”身份既印证《圣经》对古老而现代的中国具有直接的影响力，也进一步说明我们有必要和需要阅读和了解《圣经》。所以，若要了解西方与东方的过去，分析西方与东方的现在，观测西方与东方的未来，我们就要知道作为基督教之根基的《圣经》中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而要把握世界，了解构成世界根基之重要部分的《圣经》乃属必需。正如汉代的王符在《潜夫论》中所言：“索物于夜室者，莫良于火；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于典。”至今，《圣经》是世界上20亿基督徒的绝对元典，是至今发行量最大、最畅销的一部书籍，平均每年发行3，000万册。来自东方的《圣经》已经成为西方人智慧和灵感的来源和宝藏。以欧美为首的大部分西方国家无论是法律制度或政治治理，《圣经》中的原理都占据其核心。我们所熟知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在法下”的思想都是从《圣经》中获得理论依据。根据《圣经》，除了神，任何人都不能成为法律的根源。帝王将相也与普通人平等，同样要守法。现代世俗主义导致《圣经》根源不易显露，但构成西方法治基础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愿望，是以《圣经》中的伦理、神学世界观为发端的。西方政府的特征之一是，政府是依法履行政策的机构，不能被个人或少数人构成的利益集团所左右。这种由洛克所倡导的政府理论最初就是从《圣经》中寻求灵感与理论依据的。美国的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1970年提出的美国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 in America）思想，展现出美国社会结构深受《圣经》的影响。国家为了使自身具有合法性，会为自己制造特定的叙事与象征符号。欧洲国家曾借用传统基督教确定国家象征，例如称欧洲是“基督教王国”(Christendom）即“基督教之地”（the Land of Christianity），类似《圣经》中的“以色列之地”（the Land of Israel）。与此类似，美国也照搬《圣经》中的象征主题。例如，美国立国者们把美洲殖民地从英国获得独立与以色列人从为奴之地埃及获得解放视为同等，将以色列进入应许之地视为他们进入新大陆的模型，确信美国是“新以色列”，相信自己从上帝那里得到建立新国家的历史使命——建立“山上之城”。美国内战是《新约》所说的经过痛苦和牺牲而获得新的诞生。美国一方面拒绝基督教成为国教，另一方面又把《圣经》中的思想作为其骨架。

第四，《圣经》中的人学思想具有永恒价值，成为普世价值观的直接来源。1948年联合国颁布《世界人权宣言》，倡导“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第一条），其思想根基就是《圣经》。《创世记》第一章中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的思想，为现代人所倡导和追求的个人权利与尊严的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由于尊重个人生命，终止妊辰和死刑的制度才会成为社会正义的一部分。面对21世纪的诸多挑战，如人口膨胀和计划生育、种族差别、通信系统革新、克隆技术、人类起源、宗教间对话等，人类应对这些挑战的很多思想都与《圣经》中的人学思想密切相关。为了解决这些复杂、艰难而又迫切的社会伦理问题，《圣经》依然是我们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

在今天如此动荡而显得更加脆弱的时代，《圣经》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时代的变迁而降格为一部文学经典。但是，《圣经》这部在人类历史上被最多人信奉、也被最多人羞辱的经典，其生命力依然未被摧毁，在当代，正如在古代和现代，依然流露出它的脉动，依然具有一股逆向活力，从过去影响到现在、未来，也从未来影响到现在、过去。它在时空之内，也在时空之外；它反映一个时代，也批判一个时代。通过这种逆向活力，它从过去冲击现在、未来，也从即将到来的未来冲击现在、过去。它正是以此种方式彰显自己的连续性。

参考书目

• [美]阿尔文·J.施密特（Alvin J. Schmidt）：《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Under the Influence: How Christianity Transformed Civilization），汪晓丹、赵巍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6月第1版。
• [美]彼得·里尔巴克（ Peter A. Lillback ）：《自由钟与美国精神》（Liberty Bell: American Culture’s Heritage）。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 第1版。
• Gabriel Sivan, The Bible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Quadrangle/New York Times Book Co.，1974.
• Ernst Von Dobschütz, The Influence of the Bible on Civilisation. New York: C. Scribner's Sons，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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