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道学刊 第二辑 二零二零年 秋
Si Dao Journal No.2 Autumn 2020
内容摘要：随着海湾战争、反恐战争、ISIS的兴起、全球金融危机、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战及意识形态对立的出现，以及由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都向我们昭示着各样撕裂的出现。时代开始它自己的转换，上世纪开始的全球化时代走向终结，一个大撕裂时代开始出现。这种时代转换之所以出现，乃是因为代表着全球化之普世价值意识形态及全球化运动出现了内在的逻辑危机。当这些逻辑遇到现实环境的冲击时，内在的逻辑断裂就显现出来，表现为现实生活中的各样撕裂。就此而言，普世价值意识形态及全球化的内在逻辑问题是时代从全球化转向大撕裂的内因。本文从哲学和神学的角度尝试去理解和厘清这一逻辑，对时代的转换做出神学的反思与回应。
一．从全球化到到大撕裂
时代与时代之间的转换似乎很突然，仿佛一夜春风或是秋风所致。事实并非如此，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转换是要经过漫长的变迁和过渡的。但一般人对那种不显著的变化不会敏感，只有当巨变来临之际，他们才会发出惊呼。
从全球化时代或普世价值时代向大撕裂时代的转换其实从全球化或普世价值开始之际，就已经在萌发了，只是它难以被觉察到，除非有人看到全球化或普世价值之世俗逻辑的内在悖论。当然，在全球化或普世价值高歌猛进的时候，即使有人觉察到了大撕裂的危险，也不会有人相信或理会的。睿智的思考从来都被淹没在大众的狂欢中，直到灾难真的来临之际。然而，令人可悲的是，大众并不能从灾难中吸取教训，而是非常善忘，从而让他们总是处在历史中循环，同时也制造着历史的循环。
最近的一轮全球化浪潮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伴随着苏东解体而到来。苏东的解体让不少人相信政治意识形态的争斗已经结束，历史已经走向终结，最为典型的就是福山和弗里德曼，前者写了《历史的终结及末人》[1]，后者写了《世界是平的》[2]。当然，也有不那么乐观的，比如德里达，他的《马克思的幽灵》[3]就表达了他的忧虑。
然而，大的趋势是乐观压过忧虑，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同时伴随着普世价值的全球推广。在这期间，人们看到欧盟成立、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东出现了“茉莉花革命”，原来牢固的意识形态堡垒好像都被全球经济的浪潮一一攻破，全球化的浪潮势不可挡。可是，在这些令人乐观的背后，也隐藏着一个撕裂的幽灵：欧盟的统一困难重重、中国意识形态的标签和制度性质并未完全改变、“茉莉花革命”并未冲破伊斯兰意识形态；与此同时，出现了海湾战争、反恐战争、金融危机、中美贸易战等等。如果更加深入下去，更会发现，虽然民族主义、地方主义、民粹主义等受到全球经济浪潮的压制，但它们也只是隐藏起来了的幽灵，在等待复活或报复的机会。随着全球化带来的经济不平等、环境破坏、文化冲突、宗教矛盾等问题开始显现，这些隐藏的幽灵就开始复活，露出了它们撕裂的獠牙。
全球化与大撕裂其实是互相制造的。二十世纪出现了意识形态的大撕裂，以及东西南北发展的不平衡，还有西方世界在经济社会上的成功，西方的自由民主、市场经济模式、文化多元价值等都为落后地区所向往。落后地区极力冲破固有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价值的束缚，积极向西方靠拢，这使得全球化得以可能。但是，没有哪一个社会可以摆脱自己的文化、社会身体而直接与西方价值文化结合，全球化的理想遇到实际的处境所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信仰、生活方式上的撕裂是超出人们最初之想象的。于是，当全球化进行到一定程度之后，一股逆全球化的潮流就会悄然产生，最终会破土而出。隐藏的幽灵获得现实的身体，大撕裂的时代应声来临。
在大撕裂逐渐显露之际，人们可以看到政治意识形态、宗教意识形态和文化意识形态等重新陷入冲突和撕裂。政治意识形态方面，以中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对立最为突出，虽然它往往以经济贸易的形式表现出来；宗教意识形态方面，以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对立和冲突为典型，反映在海湾战争、反恐战争、ISIS的兴起当中；文化意识形态的撕裂，表现为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地方主义勃兴，比如英国脱欧、川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的“中华民族的复兴”等等，都是其代表。与此同时，社会生活、个人生活及内在心灵秩序也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撕裂。意识形态差异、经济差异、文化差异、宗教信仰的差异都慢慢渗透到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之中，出现了不同价值观念群体之间的、不同信仰群体之间、不同文化群体之间、不同种族之间的对立、冲突和撕裂。这些反映在中国的“唱红打黑”之中、“小粉红”与“五毛”之中、广场舞之中、“996”和“997”的生活方式之中、甚至是保健品推销之中；也反映在美国的医保问题、移民问题、同性恋合法化问题、选举问题之中。总之，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和体会，会发现，这些撕裂已经从宏观深入到了微观，进入了人们的心灵秩序，导致了忧郁症、精神病高发。时代已经从全球化进入了大撕裂，一个大撕裂时代已经到来。
二．普世价值的受挫及其根由
普世价值是是人类普遍认可的共同价值，包含公平、正义和自由，也是全球化的价值意识形态。它的失败是由于全球化的受挫。当然，全球化的展开又与普世价值的推广分不开。因此，在谈全球化的受挫之前，我们先来分析普世价值为何会失败。
普世价值之所以受到青睐，就是因为落后地区的人们厌弃了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地方主义、民粹主义及宗教意识形态对经济社会的束缚。鉴于西方世界在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成功，普世价值就变得让人羡慕。但是，这种羡慕不等于他们对普世价值有着真正的认识，更不等于他们可以借助普世价值摆脱原来的政治意识形态、宗教意识形态和历史文化传统的束缚。每个人都是具体的人，都是被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等制造出来的人，当隐藏在他们自身中的这些要素与普世价值发生接触和碰撞时，各种不适、逆反、冲突和撕裂就会出现，那些隐藏的幽灵就会慢慢显露出来。
普世价值的失败既有普世价值自身的原因，也有普世价值之外的原因。就普世价值自身来看，全球化背景下的普世价值是一种世俗政治意识形态，是与市场经济并行的社会政治价值。西方市场经济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自由民主之政治制度的保障，因为有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市场经济会成为法治经济，经济活动得到法律的范导，个人自由和权利得到法律的保障，自由市场才可以正常的运行。可是，西方这套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离不开它自身的文化、宗教和历史的传统，是经过一、两千年的演进才形成的。虽然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有它的问题，只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但这种政治意识形态有其社会信仰的价值基础，所以经常有自我调整和更新的能力。
就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来看，它融合了希腊罗马以来的自由、民主、法治传统和基督教的博爱传统。希腊哲人关于意见与真理的区分让西方人明白，政治是意见的领域，民主是寻求共识的方式，自由民主制度是通过寻求意见上的共识之民主来保证个体之自由。[4]当然，他们的政治之思也出现了乌托邦的迷思，从柏拉图到马克思，都没有走出乌托邦的迷梦。反观这段迷思，不难看到，贯穿在乌托邦迷思之中的主要问题是真理问题。因为仅凭自由民主不能解决真理问题，而没有真理，个人生命的价值、社会政治制度的价值最终都会成为问题。因着真理问题在世俗领域无法解决，这就造成了乌托邦的迷误。但是希伯来带来的基督信仰填补了西方文化中的真理空缺，上帝作为真理超越了人的有限和相对，基督的十字架牺牲让爱仇敌成为可能。故而，基督信仰填充了希腊人的真理空缺，解决了个人和制度的信仰基础；罗马的法治传统让民主制度有可依之法，为自由民主制度提供了法律保障；再加上启蒙运动打破了宗教把持政治，把政治归还给意见领域，宗教信仰只是其社会价值的根基。正是这些条件的聚合，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才得以可能。
但是后发国家往往看不到这一点，它们只是羡慕西方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制度的成功，希望拿来就用。更有甚者，他们觉得改变政治制度很困难，更不用说与之相对应的历史、文化、宗教传统了，但采用市场经济似乎比较容易，于是在一种“后发优势”[5]的思维下忽视政治和文化信仰传统，只是注意经济技术的发展。不可否认，因为落后和拿来主义，经济技术的追赶相对比较快，容易获得成功。但是，这种拿来主义式的追赶只能是短期的、急功近利的，并且大多是短视的，其结果是带来“后发劣势”[6]，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信仰成为阻碍经济技术和社会进一步前进的障碍。这必然带来普世价值实践的受挫，这个问题在当前中国特别突出，在其它后发国家也大多如此。
反思普世价值遇到的挑战，不难看到，对普世价值之根基的忽视是其根本原因。就此而言，对后发国家是如此，对发达国家也是一样。我们看到，普世价值的受挫不仅出现在后发国家，也出现在美国、欧洲等传统发达国家。究其缘由，就在于这套普世价值只是世俗的政治意识形态，当发达国家把它当成真理推销时，它就在脱离其自身的信仰根基。因为要使别人接受，必须自己先接受。因此，发达国家在向外推销时，也要向内推销。而当他们向内推销时，意识形态的真理就盖过了信仰的真理，这就出现了美国公立学校不许读圣经、谈信仰的问题，民权运动和同性恋平权运动所带来的问题，移民问题和医疗公平问题等问题。当这些问题不是建立在基督信仰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政治意识形态之上时，就会成为撕裂社会和民众的问题。在后发国家，由于大多数国家并没有基督信仰的社会基础，当这些普世价值与其原来的民族文化、宗教相接触时，就会产生反弹，激发出民族主义、地方主义和民粹主义，其失败是毋庸置疑的。
普世价值的根基在于基督之爱，一种无条件的爱，对仇敌的爱。但是当它作为政治意识形态被推广时，这种基督之爱被遮盖。爱仇敌变成爱仇敌的财富，政治意识形态全球化的推广不仅没有保障经济全球化，反倒引起反弹。这也重新彰显出政治意识形态的虚假，普世价值需要回归到它的根基之上，回到基督之爱，回到爱仇敌。这也说明，普世价值不仅是自由民主的普及，更是基督之爱的普及、福音的普及。
三．全球化的挫败及其转换
全球化是一种历史运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只是最近的一次全球化。回看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有两种全球化及其不同的内在动力。第一种全球化是恺撒的全球化，其动力是权力、利益和荣誉，根本而言是人的内在欲望。就此而言，恺撒的全球化乃是欲望的全球化，它源于欲望，展现为欲望，也是为着欲望的满足，它主要表现为恺撒们的全球征服。第二种全球化是上帝的全球化，其动力是爱、福音和拯救，它体现为基督之爱的全球化，福音的全球化，救恩的全球化，主要表现形式是全球普世宣教。
恺撒的全球化是权力、利益和欲望的全球化，代表着人的世俗欲望。虽然每个人都非常有限，但凯撒们的权力欲、利益冲动等却是无限的。 内在的权力和利益欲望和外在的实力往往会推动恺撒们征服全球的欲望。最初，他们用最简单的军事征服的形式进行，比如前现代君主们，当然现代君主也有不少，比如德国的威廉二世、希特勒等。但随着军事征服的失败或不可持续，一种经济和文化的征服变得更加实用。现代之后，特别是苏东解体之后，恺撒们的全球化更多表现为经济的全球化及意识形态的全球化，政治和军事的力量往往隐藏在背后。
但是，恺撒们的全球征服会带来恺撒之间的冲突，因为权力和权力间、利益和利益间、不同意志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这些冲突往往会使全球化受挫，世界重新陷入分裂或撕裂。如今的情形就是如此。
上帝的全球化是福音的全球化，推动全球化的内在动力不是权力、利益和欲望，而是其内在的信仰和价值。上帝或基督信仰的内在价值乃是让人人听到福音，从罪中回转，成为上帝的子民，让生命得救，真正获得因真理而来的自由，在上帝面前的平等，以及在基督里的彼此相爱，等等。因此，上帝或基督信仰的全球化是一种和平的全球化，是让福音成为人们生命之祝福的全球化。
上帝或基督信仰的全球化主要体现在基督教的普世宣教运动上。总体而言，这是一场和平的、爱人的、自我牺牲的、信仰见证式的信仰和价值扩展运动。宣教士的武器主要是福音、医疗、教育和慈善等。他们所带去的全球化基本上是真正普世价值的全球化，虽然也夹杂着不可避免的杂质。因着历史的复杂，因着上帝或基督信仰的全球化是在现实历史中进行的，它也不可避免地与各种历史、政治、文化等因素交织在一起，被很多不了解基督教信仰的人所误解，比如，被看作是文化侵略等等。
我们看到，虽然恺撒的全球化和上帝的全球化会在人类历史当中纠缠在一起，但其本质是不同的。这种本质的差异在恺撒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时候很难看得出来，但在其受挫时却变得很明显。因着恺撒的全球化是权力、利益和欲望的全球化，它得到的繁荣是表面和暂时的，破坏和撕裂是必然的。随着经济全球化带来了经济不平等、资源遭掠夺、文化受冲击，民族主义、地方主义和民粹主义随之勃兴，恺撒的全球化就只能以撕裂和挫败告终。但因着恺撒全球化的失败，包含在上帝全球化中的基督之爱却更加突出了，他们不是爱仇敌的财富，乃是爱仇敌。在恺撒破坏的地方，他们去医治；在全球遭撕裂的地方，他们去弥合；普世宣教的基督之爱因此得以彰显。就此而言，大撕裂时代可能成为一个全球化转换的时代，即从恺撒的全球化到上帝的全球化间的转换。当然，这里有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基督信仰者自身的预备和付出。
四．结语
从全球化或普世价值时代向大撕裂时代的转换是突然的，让很多人感到措手不及、很难适应。这种不适不仅表现在现实中，也表现在思维上、思想上。对于一般人来说，他们总是生活在习惯中，长期以来形成了全球化思想、思维和生活方式，很难在短时间内被改变。然而，时代的变化是不会给人更多的预备时间的，它把所有的人从一个时代带入另一个时代，不管你是否理解、是否接受、是否准备好了。因此，理解和接受时代的转换，是每个人需要面对的问题。
从基督教对历史的立场上看，整个历史都是救赎的历史，上帝在历史中掌权。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上帝的旨意不会变化。时代的变化乃是上帝引导历史之具体方式的变化，不是上帝旨意的变化。因此，作为基督的信徒，他们所要做的就是顺服神的旨意和努力理解神的旨意，预备成为神的器皿，为神所使用。
当然，我们的神学反思只是极力去思想和理解神的旨意，至于神旨意本身，只有神完全启示出来后，我们才会明白。因此，本文对大撕裂时代的神学反思，只是提供作者的理解，并不是最终的结论，因为本人深知神对我们所说的话：“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以赛亚书55:9）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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