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道学刊 第六辑 二零二二年 秋
Si Dao Journal No.6 Autumn 2022
内容摘要： 中国历代理学家试图构建一个信仰体系，但因中国文化缺乏信仰本体和超越性，最终归于解体和自我崩溃。其中包括周敦颐的无极本体论、张载的太虚之气本体论、程朱理学的理气论、陆王心学的直指本心天理论等。与之相比，基督教信仰既有一个意义本源作为信仰本体，又有神人二性基督作为人与上帝之间的桥梁，帮助人在自然死亡之后回到意义本源，从而实现真正的超越，因而是迄今为止最完美的信仰体系。
理学家要建构一个信仰体系，这里就有一个对信仰体系的看法问题。信仰体系，在我们研究者看来，应该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全知全能、自因自本的本体，一个意义之源。美国的神学哲学家蒂利希也从这个方面讲过这个问题。他说上帝就是一个意义之源，祂向人间派发全部的意义，我们人存在之所以有意义，就是因为有一个信仰本体在，有一个意义之源在，或者说有一个上帝在。这个上帝，我们有血有肉的、有自然生命的人，是不能跟祂直接见面的，我们只是获得祂的关爱，或者得到祂派发的意义。我们只有当自然生命消失以后，才能够回到意义本原，或者说回到上帝的身边去。这就使人超越死亡而获得无限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中国文化在古代就缺乏了一些东西，特别是具有超越意义的意义本体。
在远古时代，中国人曾经有过这个超越性的本体。比如说在《尚书》中，也有关于天帝的一个信仰。天帝至高无上，住在彼岸世界，但关照着人间。如其中有天帝对殷纣王惩罚的记载。说殷纣王这个人骄奢淫逸，上帝知道了，就降罪于他，商朝就完蛋了。周文王因为做得很好，也被上帝知道了，就把大任降给他。
然而，很快中国人就开始怀疑天帝的权威。《尚书》的内容形成时间很长，一般来说最早的《尚书》篇章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有一些产生的比较晚。有一篇章中说周公、召公在一次对话时说了这个话，意思大概是，看来我们周朝的事，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来办好，天帝是靠不住的。这个对话说明从那时起就开始怀疑天帝，也就是对意义之源、意义本体加以怀疑。
到了孔子的时代，孔子对死后的事存而不论。孔子说未知生，焉之死；未能事人，焉人事鬼。他不管死后的事情，不管我这个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因为孔子处在天下大乱之中，他的全部精力都用来考虑社会的道德体系，试图建构社会秩序，没法来建构一个完整的信仰体系。所以，中国文化就缺失这个东西。但人们又需要信仰，矛盾很突出。我们有一位教授就说过，人有信仰的本能，人总是要追求意义的。人存在于大地与苍天之间，对自己的意义有疑问。古人所处的时代科学不发达，看到天地无限，苍空茫茫，江河行地，日月经天，而自己的存在就那么几十年，最长的也就是一百来年，在一个无限长的时间和一个无限广的空间之中，人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人一定要追问这个问题，因此人们有信仰的本能。
到了唐宋时期，中国人，特别是文化人就对这个问题感到了彷徨和空虚，很多文化人开始到佛教和道教中去寻找安慰。所以很多儒家的学者泛滥于百家，出入于佛老几十年。包括理学大师二程也是出入于佛老，泛滥于百家几十年。这个问题就使儒家受到了很大的挑战，感到自己的存在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儒家自己的人跑到道教和佛家去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了。这怎么办呢？当时一个高僧就说过，高僧的名字我忘了，他说过一句话，就说圣道是治世。你们那个儒家圣道是治世，治这个社会的，佛道是治心的，我们大家分工互助。但是儒家不承认这一点，儒家坚决要建立一个完美的信仰体系。朱熹当时就对这个问题做了检讨。他讲，由于我们儒学对于生死和安身立命这些问题，说得太疏漏，人家找不到终极关怀只好到其它地方去找了。所以当时的新儒家就试图建立一个像佛教，或者像基督教那样的一个信仰体系，并做了很大的努力。最先做这一尝试的是理学大师周敦颐，人称周子。
周子写了一篇《太极图说》，他讲了天地万物的来源。太极图上有无极，说是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分两仪，两仪生五行，五行而生男女和万物。天地世界就这样来的，无极就是一个至高无上的本体。周子赋予它至善。周子讲无极，太极都是至善的，因为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宇宙图式，而是一个信仰体系。因为它是至善，实际上就是一个意义本体。周敦颐想给大家建立这样一个体系，人通过修炼而向上，死了以后回归到无极中间去，才会得到终极关怀。
另外一个做出贡献的是关学大师张载。张载提出了另外一个体系，那就是太虚之气和有形的气的转化。我们的哲学家研究说张载是气一元论者，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哲学家。这个不对。张载的太虚之气也被他描述为一个至高无上、自因自本的一个宇宙本体。他是通过聚形成一个现实的气，这个现实的气派生出了一个世界来。张载也认为太虚之气是至善的，至善就是全善的，没有罪过的，也是一个信仰本体。
张载这个体系也不完美，后来二程又提出了一套理论。二程曾到关学大师张载那里去听讲，后来就创立了一个理气论，认为天理是至高无上的。二程说吾道不是无本，吾道也是有所本的，但是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悟出来的，就是说天理两个字是他们创造的。天理至高无上，自因自本，无形无体，也是意义之源，要向人间派发全部意义。但是天理怎么能派发出一个世界来？朱熹说它要挂搭在气上，如果天理无气，天理就没作为，所以天理必须要挂搭在气上，派生出这个世界来。这就是二程洛阳之学及其集大成者朱子闽学给大家建构的一个意义之源。他们在描述天理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是有超越性，好像是一个完整的意义之源，就像蒂利莃说那种意义之源，这点是很像的。但这个学派建构的信仰体系仍然有问题，而问题就出在人怎么与天理之间建立一种关系。朱熹讲要通过格物致知穷理尽性这样一个修炼过程来获得成圣的最高意义。
在理学的体系中，一个人要成圣不需要献出自己的自然生命。因为天理与人间世界的关系如月映万川，像月亮照映一切一样，天理派发在所有的事物之上，所有的事物都有天理，只是人得天理之全，人是万物之灵。但人要通过修炼才能得天理之全。为什么要修炼呢？就是因为人被现实物质欲望遮蔽了心中的那个天理，所以说人要通过研究事物中间的那种理，逐步地明白心中的那个理。就是说通过格致天理，格就是研究，研究事物中间的理，逐步地明白你心中那个理，就是格物致知。知是知什么，知心中那个理。格物致知，最后要穷理，穷理就是最终明自了心中那个天理。穷理过后就尽性了。在基督教中，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就不一样了，基督信徒要回到上帝身边去必须在自然生命结束之后。
性是什么呢？因为天理赋予万物为理，天理赋予人就称为性，尽性就达到人性的完美，这个时候人就达到了圣的地步，我们最终的意义就这样得到了。
由此看出，在这个过程中没有通过结束自然生命跨越此岸与彼岸界限的那么一个过程。在宋代就出现了人人皆可成圣，满街都是圣人，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圣人的说法。圣人就是完人，等于基督教中人已经回到上帝身边那种完全人了。那种人能够做得到吗？有血有肉的人能做到这一点吗？做不到的。做不到这一点又要成为圣人，这就是一个解决不了的问题。
二程朱熹他们的本意是想把人提高到与天理同体共在这个高度，使人成为一个完美的人，这是他们的希望。但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有自然生命的人，他是跨不过那个鸿沟的，是达不到天理那个高度的。强求人跟天理结合，最终结果只有把天理降格，实际上是把天理降下来与人结合起来了。天理一旦降格它就不再是天理，它进入了历史领域，进入到了理性的领域，就要受到历史逻辑的支配。历史逻辑是什么？历史逻辑是一个不断地发展变化的过程，因此天理就可变了。天理既然是可变的，天理就不再是一个自因自本绝对不变的永恒的天理了，这样一来，他们实际上就把天理给消解了。因此他们的这个建构实际上是失败的。
陆九渊、陆九龄两兄弟，再加上王阳明，创陆王心学。他们认为朱熹太烦琐，要经过格物致知穷理尽性。他们要直指本心，直接就达到天理的高度。当然也没有达到。他们实际上就是强调一个悟，哪一天你悟了道，直接就达到了天理的高度，直指本心的天理。这个本心的天理最终就不是天理。天理是一个高者，天理是在人之上、受人敬畏的一个至高无上的本体，但心学家认为它就在人的心中。到了王阳明，提出吾心即天理，天理即吾心。我的心就是天理，天理就是我的心。这就等于基督徒说，我就是上帝，上帝就是我。那还有什么信仰可说的？这一来就把信仰体系给消解了。实际上中国文化中间缺失了超越，也缺失了信仰本体。没有一个圆满自足自因自本的信仰本体的话，你的信仰体系就是不完美的，所以它很快就会解体，很快就会自我崩溃。
一个人短暂地没有信仰还可以，一个民族没有信仰怎么能够存在下去呢？这是个大问题。中国古代几千年，实际上就是靠知识分子的道德说教来支撑心灵天空的，因为中国古代总是把知识分子的地位摆得比较高，排为士农工商之首。古代文化建立的信仰体系不是完美的，不是完整的，但是知识分子作为道义和良知的象征，世世代代地说教，说多了，人们在某种意义上也就信了天理，敬畏天理。如果一个人做了坏事，做了亏心事，你只要指着他的鼻子说，你这个人还有天理良心吗？他马上就感到愧疚了。
这是千年说教的结果，但是这个说教是不牢靠的，因为它没有基督教上帝关爱着大家的信仰。上帝是全知全能的，是关爱着大家的。上帝与人不能直接见面，人只有修行，到死了后才能回到上帝身边去。因此上帝信仰永远不会受到怀疑。而中国知识分子的说教达不到这个高度，时代一变就要受到怀疑。
天理最终的结果是崩溃，自我解体。但在古代有儒家知识分子长期的说教，也就在一定时期有人真信。像宋代有一位大官，叫张孝祥，他回家的时候过洞庭，写了一首《念奴娇》：
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鉴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 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应念岭海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短发萧骚襟袖冷,稳泛沧浪空阔。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张孝祥真的把儒家建立那套天理体系植入他心中了。他受到儒家教育，确实是按照这个行动了。他没有违背天理、良心，做了一辈子的官，从来没有做过亏心事，所以晚上过洞庭的时候，就确实是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肝胆皆冰雪的感情。这些是有的，但是毕竟要靠说教来维系，一旦没有说教，就慢慢开始分化，越来越瓦解。
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表现出这个本体已开始瓦解。曹雪芹在《红楼梦》里面相对主义表现得非常充分，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什么绝对可靠的东西。书中《好了歌》注说：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做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一切都是空的，一切都是没有，一切都为他人做嫁衣裳，都是相对的。你说你要培养一个儿子成为一个很有才的人，却不想他日后成为了强盗。你一辈子想找一个好老公，但说不定哪天就到烟花巷做妓女去了。一切相对，一切空幻，人生有什么意义呢？没有。《红楼梦》已经逐步表现出来意义之源缺失的问题。
我们中华民族的意义本原已经在消解。到了现代，经过经济冲击就彻底消解了，大家没什么信仰了。有些学者就此责怪五四新文化运动，说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了儒家的那套体系，又没有建立一个新体系，所以就导致了我们今天的信仰空虚，道德失范，社会混乱。这个鞭子打在五四新文化身上，我觉得不合理，根本的还是我们古代文化，我们的儒家文化没有给中华民族建立起一个完备的信仰体系，它自身存在着一个裂变的种子，到了一定的时候就开始崩溃，现在已经崩溃得差不多了，你说现在我们信什么呢？
中国有13亿多人，其中8千多万共产党员信仰共产主义。除去有信仰的8千多万，中国还有12亿多人，那这12亿多人信什么呢？没信的，所以现在基本上就是一个没有信仰的时代。80年代中国曾进行过有关大学生信仰危机的讨论。为什么说信仰危机呢？因为我们古代没有形成这样一个体系，我们祖先没有建构这样一个完美的体系，我们找不到那个东西，大家老是讨论，怎么样建立起这样一个东西，但建立不起来，没法建立起来，因为文化中没有这个信仰体系。社会的和谐，社会的稳定，社会的凝聚力，最终都要从那个地方来。一个人有了信仰，不要说财产，就是生命也可以舍去。
早年作为共产主义信仰者的年轻人，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那些人，为了共产主义的信仰把自己的生命牺牲掉也是甘心情愿的。像中国现代史上的瞿秋白就是这样。瞿秋白这个人是一个性格十分软弱、多愁善感之人，他是一个男人但又不像男人。他父亲抽鸦片，赌博，致使家道破败，正如在《红楼梦》里写的，哗啦啦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一个大家族就这样垮掉了。瞿秋白心里很空虚，就信仰了佛教。他两手空空跑到北京去考了个俄国学校，俄国学校不要钱，还给生活费，瞿秋白考上后就可以维生。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参加了革命，参加了共产主义运动，也开始了他波澜壮阔的人生事业。
红军长征后，瞿秋白留下来打游击，宋希濂把他抓起来了，抓起来就面临着死亡。瞿秋白这样一个柔弱的性格，多愁善感，身体又弱，怎么能够面对死亡？在此之前，瞿秋白跟徐志摩见过面，他说他已经从佛教那种虚空中间走出来了，他站到了共产主义坚实的土地上，他要为人类的伟大事业奋斗，他的人生是有意义的。他对徐志摩一天到晚写那种唯美主义的诗，很不以为然，两个人见面，互相尊重，但是一点都不亲热。就在这个时候徐志摩信了佛教，而瞿秋白走出了佛教。
瞿秋白面临着死亡时作了一首绝命诗，怎样去面对死亡呢？从他的绝命诗中我们看得很清楚，他集郎士元和杜甫的诗作为他的绝命诗：
“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
已忍伶俜十年事是说他为共产主义，他的理想，他的信仰奋斗了十年，他有那个信仰。同时候他又回到了佛教，心持半偈万缘空。万缘空这个话本来就是佛家的话，还有心持半偈，偈是《佛经》上的诗歌。高僧大德，到个地方提诗一首，口拈一偈。瞿秋白用这句诗说明他又重新回到了佛教。
第二天把他押到长汀县外去枪决的时候，受过新思想教育的宋希濂不愿意侮辱他，让他自己选一个地方，他就自己选了一个地方，有一茏翠竹，前面一个草坪，他就背对翠竹，盘腿而坐，然后行刑。行刑者问他要不要把眼睛蒙起来，他说不用。他眼睁睁地就看着开枪，饮弹而亡。当时他是那样平静，低低着哼唱《国际歌》。人们说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慷慨赴死高喊着革命口号，是给自己鼓鼓劲，给自己壮壮胆去死。从容就义是平平静静地去死。那种死才是石破惊天的死。他就靠他的佛教和他自己那个时候还信的共产主义信仰来支撑他去面对死亡。人类是需要这个东西的，但是中国人今天没有，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大问题了。
我觉得基督教这个信仰是一个迄今为止体系最完美的一个信仰。因为基督教有一个上帝，这个上帝全知全能，又是跟人不见面的。蒂利希说过，上帝的本质就是隐匿他自身，上帝是不能露面的，上帝如果露了面那就不再是上帝了。因为你是一个俗人，跟上帝之间是隔着一个鸿沟的，但是上帝却要通过耶稣基督来传福音，把上帝的关爱传给人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又是圣母玛丽亚的儿子，最有资格成为人和上帝之间的一个桥梁。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人类担当罪孽，救赎人类。耶稣为大家做了一个榜样，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献出了自己的自然生命，回到了上帝身边，把上帝的爱和福音传给了人间。
人要获得最高的意义，就要回到上帝身边去，就一定要超越。我们一辈子在修炼，我们一辈子在做善事，最终到我们要死的那一天，牧师给我们祷告说，孩子去吧，你正在去到一个更加美丽的地方，在那里只有幸福没有痛苦，只有鲜花没有雷霆，只有欢乐没有眼泪，去吧，伟大的上帝，伟大的天父正在迎接着你。有了信仰，人在面临死亡的时候，就会坦然地去了，没有那种死亡的恐惧。这样一个宗教信仰，我觉得是比较完美的。
但是中国文化在面对死亡时会有一定的差异，因为中国文化毕竟是一个无神论的文化，是一个没有完整信仰体系的文化。这样一个文化，怎么能够建立起一个像基督教那样的信仰体系呢？没有这个信仰体系，就没法解脱对死亡的恐惧。
像汉武帝、秦始皇那么伟大的人物，也还是要面对死亡。一个人什么都可以做到，就是有一点做不到：做不到不死。人都要死，但是怎么死？是痛苦地死还是幸福地死？那就看你信仰什么东西了。秦始皇和汉武帝没有信仰，汉武帝一辈子去求仙，一辈子去祭泰山，就希望从天上下来一条黄龙，把他带到天上去，让他永远不死，但是到他老的时候黄龙还是没下来，他只好在太液池修三个小岛，象征着蓬莱仙山，聊以自慰。如果汉武帝死的时候是清醒的话，我想他也一定是很痛苦的。
我们希望我们中国文化最终能够找到一个我们自己的信仰，这个信仰体系使我们在世的时候能够得到关爱，在我们临死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去处，让我们心安理得地、平静地回到一个意义之源。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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