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道学刊 第五辑 二零二二年 春
Si Dao Journal No.5 Spring 2022
内容摘要：苏格兰基督教医疗宣教士司督阁创办的奉天医科大学是东北第一所医科大学。学校以自己独特的办学理念培养了大批医疗精英人才，对东北及中国现代医疗事业影响深远。
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高等教育起着关键的作用。而在中国率先创办大学、建立高等教育体系的是来华基督教宣教士。本文以宣教士司督阁（Dugald Christie）在东北创办的第一所医科大学为例，梳理其对中国近代医疗事业产生的深远影响。
一、创办奉天医科大学
司督阁，1855年出生于苏格兰，1874年，受穆迪（Moody）福音奋兴运动影响，决心委身于基督教事业。1881年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毕业后，他在苏格兰伊盖特（Cowgate）贫民区负责医疗宣教事工一年，1882年，受苏格兰联合长老会（United Presbyterian Church ）差派，到中国东北进行医疗宣教。在上海码头，他拒绝了被高新雇佣的机会，毅然决然奔赴在当时很多人看来还很封闭、保守的东北。就是在当时还很落后的东北，他委身于医疗事业40年之久，开创了东北医疗史的诸多第一。他创办了东北第一个现代化西医院——盛京施医院（即今天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东北第一个女施医院、中国第一个红十字会医院以及东北第一所医科大学——奉天医科大学。
在诸多事工中，创办医科大学是司督阁最大的愿望。他认为一名医疗宣教士最伟大的事工就是通过医学院复制自己。因为只有通过医学院培养的人才，中国医疗事业才可持续发展。
基于这样的理念，司督阁在东北开展医疗宣教之初，就开始注重培养本地医疗人才。早在1885年，当时医疗条件还比较简陋，司督阁就以半工半读的方式培养本地助手,这些助手经过3年培训后正式工作。1892年司督阁在盛京施医院开设盛京医学堂，当时有7名学生，学制5年。在首批学员中，王宗承（又名王少源1876-1966）由于成绩优秀，留在施医院工作，1913年，又经司督阁推荐，出任张作霖的军医，成为东北军医创始人，为东北军创立近代卫生保障体系做出了杰出贡献。
但司督阁最大的愿望是办一所高水准的医科大学。他从不满足于现状，总是竭力向“最好”努力。他认为以基督的名所开展的事工一定要有一流水准，献给上帝的应该是“最好的”。在1907年基督教入华百年宣教大会上，做为医疗事工委员会主席的司督阁在大会上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1906年，时任盛京将军的赵尔巽表示要协助司督阁建立医科大学。不料第二年东北改制，赵尔巽离任。1908年在完成盛京施医院重建后，司督阁便开始着手筹建医科大学。庆幸的是，东北新任总督徐世昌同样支持医科大学的建立，并提供财政资助。那时中国已有几所医学院，但在司督阁看来，没有一所是他理想中的，这些医学院不是设备不全就是师资缺乏。当时日本人也在沈阳筹建医学堂，但全部是日语授课，主要为日本人服务。而司督阁是要在东北建立一所完全服务于中国人、用汉语教学、学术一流的医科大学。此时苏格兰宣教部由于经济有限，虽然赞同司督阁建立医科大学，但却无法援助资金，只能靠司督阁自筹资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官方的支持就变得非常重要，这也成为了奉天医科大学与其他教会大学最大的不同之处，即与中国官方合作密切。奉天医科大学建立不久就在地方教育部注册，学生的毕业文凭获得官方的认可，学校每年都可得到财政补贴。1909年司督阁从英国募集到5000英磅，同时聘请剑桥大学毕业的嘉科森（Arthur F.Jackson）和利物浦大学毕业的病理学家毛国栋(R. Howard Mole)来医科大学任教，并协助他建校。
在筹备建校之际，恰逢1911年东北大鼠疫暴发，盛京施医院仅有的三位宣教士司督阁、嘉科森、袁阿乐（Alex R. Young）及全体医务人员都投入到抗疫中去。此鼠疫属肺炎型鼠疫，传染性极强，一旦被感染，一两天之内就会死亡。在所记载的43942个病例中，无一例治愈，防治的唯一方法就是隔离。时任东北总督锡良任命司督阁为政府首席医疗顾问，并成立了奉天防疫委员会，采取了一系列的防疫措施，如媒体宣传、建立防疫院、隔离所、消毒站、检查站、掩埋队、停运、停止公共活动等。由于沈阳在司督阁的指导下及时采取有力的防疫措施，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死亡人数降低到最低点。不幸的是，嘉科森在抗疫中染上病毒而殉职。嘉科森的去世，震撼了全中国，各大报纸相继报道了这位疫情逆行者舍己为人的事迹。东北总督锡良送给嘉科森的母亲一封慰问信和10000元慰唁金，但嘉科森的母亲把这笔钱捐给了医科大学，表示用这笔钱建设医科大学是对儿子最好的纪念。总督深受感动，他曾为医科大学捐赠过5000元，这次又捐了4000元（为了表示对嘉科森母亲的敬重，他的捐献不能超过1万元）。这些捐款后来被用来建成了医科大学教学楼的西翼。
为了有效防控这场疫情，清政府在沈阳召开了“国际鼠疫研讨会”，有11个国家的33 名代表参加，司督阁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了会议。这是中国政府召开的第一次国际会议，会议地点设在医科大学建筑用地隔壁的工业学校，盛京施医院的部分房间也被用来接待会议代表。大会从4月3日到28日，开了23场会议，出版了完整的会议报告，为全世界抗击鼠疫提供了宝贵经验。就在大会还在进行时，疫情逐渐的消失了。
疫情过后，司督阁重新开始医科大学的建设。至1911年底，学校建设基本完工，建成了四层教学大楼。学校采用自来水系统供水，在楼顶上安装了一个大水箱，通过水箱把水输送到医学院、医院和工作人员住宅，这是东北第一个自来水系统。1912年3月28日，奉天医科大学第一期学员入学。在142名考生中，录取了前50名。学校学制5年（1924年后学制有调整），课程设置基本上与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相似，学生毕业后被授予内外科双学士学位。学校的校训是"乃役于人"，取自圣经马太福音20章第18节（文理版）；校徽为针、蛇、火炬组成的图案，针、蛇象征救死扶伤，火炬象征学术光明之灯。
奉天医科大学的建立，标志着司督阁在东北的医疗事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通过医科大学，他复制了大批优秀医学人才，这些人才成为东北以及全国各地医疗机构的中流砥柱。
二、奉天医科大学办学理念及影响
奉天医科大学自成立以来，不断创新发展，完善教学体系。随着时局的变化，该校校名也几经更改。至1949年并入中国医科大学时，奉天医科大学共培养本科医师682名、药剂师78名、检验技师40名、护士329名。许多从该校出国留学深造的学生学成毕业后，回到国内成为各医学领域的专家和先驱者。那些在各教会医院或公立医院服侍的毕业生，许多人成为院长或科室主任。1931年“九一八”后，许多毕业生赴关内，为中国内地医疗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奉天医科大学之所以取得如此多的成果，与司督阁的办学理念密不可分。
奉天医科大学建校之始，司督阁就为学校定下了三个原则，这三个原则反映了司督阁的办学理念。第一个原则是高水准办学。这不但要求教师队伍水准高，也意味着对学生高标准、严要求，每位学生只有达到学校规定的标准才能毕业。每学期的期末考试采取口试、笔试、实验、操作相结合的方式，凡两门不及格者，不能升级，因此每班入学、毕业人数差别很大。第一届学生入学时是50人，1917年成功毕业的却只有20人。
1922年后为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学校的招生名额限定在每年20人，但能顺利毕业的只有十几人。能够毕业的学生，个个都成为医学精英。1924年学校首次招收3名女生（吕淑贤、刘述真、贾玉蓉），为女子接受医学教育提供了机会。在高等学校，男女同班授课，在当时西方亦属罕见。1930年3名女生以优异成绩毕业，被称为“学校之光，女界之优。”其中刘述真留校，后被选派留学英国，学成回国后任内科教授、女施医院内科主任。1932年奉天医科大学学位得到爱丁堡大学承认，毕业生可得到爱丁堡大学奖学金去爱丁堡深造。
为了完善师资队伍，学校选拔一些优秀毕业生留校。这些毕业生经过两年助教培训后会被派到国外进一步留学深造，获得博士学位后再回学校任教。许多学成归来的毕业生都成为所研究领域的专家和先驱。第一届留校毕业生高文翰先后在爱丁堡大学、维也纳大学进修眼科。他医术精湛，使许多盲者重见光明，是中国眼科奠基人之一，著有《眼科学》一书。另一位留校毕业生刘同伦先后在爱丁堡、丹麦、瑞士专攻肺结核防治，回国后在任教的同时，在盛京施医院建立了东北最早的肺科病房，任该科主任。他采用人工气胸、膈神经切断、胸廓成形等手术治疗，攻克了当时被称为不治之症的肺结核。1941年后他任盛京施医院院长，著有《结该病学》，是中国肺结核病医疗研究的先驱之一。
第二届留校毕业生张霁（又名张查理）从英国留学回来后曾任外科及解剖学教授，著有《实用外科解剖学》，是中国解剖学先驱之一。第三届留校毕业生于光元 ，从爱丁堡大学留学回校后任皮肤科主任及药理学教授，是中国皮肤科前辈之一。第四届毕业李宝实，留学英国爱丁堡皇家医学院专攻耳鼻喉科，回国后任同济医工大学耳鼻喉科教授，主编《耳鼻咽喉科全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许多毕业生赴关内各地，他们在各自岗位上兢兢业业，成为医疗、教学、科研等领域的骨干。
司督阁的第二个原则是，奉天医科大学要成为中国人自己的大学，教师队伍要逐渐由中国人自己组成。1925年遵照司督阁“将学校和医院的管理逐渐转交给中国人”的嘱托，学校改组了董事会，由高文翰任副校长，后任校长。 1930年，学校有教员35人，其中外籍教员13人，中国教员22人。中国教员基本上是学校自己培养的优秀毕业生。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学校外籍教员或被驱逐、或被拘禁，学校的管理和教学均由中国教员担任。中国教员虽然人少、教学和医疗任务繁重、经费拮据、学校经常缺煤、停水、停电，但全体教职工齐心努力、共度时艰，学校从未停过课、医院从未停过诊。在当时全国各地大学普遍遭受严重破坏之际，奉天医科大学依然坚守着阵地。1945年日本投降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到各地视察，奉天医科大学和盛京施医院井然有序的事工、以及为此而努力的的医护人员手上的冻伤，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为医科大学捐助了医疗设备等物资，一些英籍教授也先后返校任教，学校再展风采。1947年学校召开校友会，校友从全国各地返校聚集，盛况空前。至1947年底，学校占地面积为164亩，有楼房34栋，图书资料万余册，各种标本3000余件，各种仪器200多台，显微镜80多台。
司督阁的第三个原则是，学生要本着“乃役于人”的精神做医疗工作。司督阁本人就是本着这一精神来彰显福音的真谛。他在东北宣教四十年，把对每一个伤口的包扎、每一个药剂处方的给与都看作是对上帝之爱的传递，尽心竭力服侍病患，正像服侍基督一样。事实上，很多病人正是因着医生们默默的见证而走进教会。2015年，笔者在爱丁堡的一片墓地中寻找司督阁的墓碑时，发现“廼役於人”这几个中文字醒目地刻在他的墓碑上，见证着他对中国人的服侍精神。
本着“乃役于人”的精神，学校的一切制度，都是围绕着为病人服务这一理念制定的。学校的每一位教员在为学生上课的同时，也在医院服务病人。学生一进入学校，就沉浸在一切为病人服务的气氛之中，从而养成了“乃役于人”的医德医风。学校第十一届（1927—1933）毕业生吴英恺，回忆当年在学校学习的光景时，谈到了“乃役于人”的精神对他一生的影响。学校教员们兢兢业业的服务精神，使他决心将来也要像他们一样，服务病人，并且创办医院和医学院，带领更多年轻人，服务他人，为社会多做贡献。吴英恺正是以“乃役于人”的精神实现了他的梦想。他曾先后任北京阜城门外院长、北京安贞医院院长及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等职，在中国医疗领域创造了许多第一，如第一例食管癌切除术、第一例未闭动脉导管结扎术、第一例缩窄性心包炎切除术、第一所胸科医院的建立、第一个食管癌防治科研协作组的成立、第一个心血管病流行学与人群防治研究室的创立等。他发表论文200余篇，编撰专著10余种。他曾主编由国际百余名专家撰写的《国际心胸外科实践》(1985年)。在一生的医学生涯中，他本着“乃役于人”的精神，努力工作，成为中国胸部和心血管外科的先驱，为中国医疗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1922年4月21日，司督阁在东北服务40年后，因健康缘故离职回国。在结束东北医疗生涯之际，他欣慰地看到，已有75名他所培养的毕业生可以替代他工作，实现了他在东北复制自己的愿望，并且这种复制还在不断的进行。
1925年，东北三省各界为纪念司督阁对中国医疗和教育事业的巨大贡献，塑半身青铜像，立于奉天医科大学教学楼正门东侧，铜像由张学良将军揭幕。碑文如下：
司公督阁 英苏格兰人 清光绪八年航海来奉 首创盛京施医院 民国元年后组设医科专门学校 开科学治疗之先河 启慈善事业之导线 苦心孤诣 人咸称之 至十一年退职返国 公在奉垂四十年 牺牲一己 赤诚待人 虽迭遭艰困而迈往之志不哀 其患沉疴得庆更生者岁以万计 官绅商民见其造福於社会也 皆乐输财以为之助 迄今医院扩充 医才辈出 公之功德又宁可没耶 固醵资铸像 以垂不朽 并略志其生平而勒之石 俾后之观者有所兴起焉
中华民国十四年十月吉日 东三省各界人等敬立
三、结语
奉天医科大学基于司督阁远见卓识的办学理念，以“乃役于人”的精神培养学生，逐渐成为具有一流专业水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人自己的医科大学。学校毕业生遍布全国各地，他们医术精湛、学术严谨，成为各医疗领域的专家和先驱，为中国医疗事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司督阁只是来华兴办高等教育的宣教士之一，每一位在中国创办高等教育的来华宣教士都有自己的感人故事和卓越贡献。随着这些被尘封的历史不断浮出水面，这些来华宣教士留下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将会更加璀璨。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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