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他者伦理的内涵
20世纪在人类历史中是一个特殊的世纪。在这个世纪中，两次世界大战的残酷打破了人们对未来前景的乐观憧憬，同时也激发了学者们对道德伦理的进一步反思。在不断的反思中，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残酷的根源在于我们想当然地确定了自我中心的合法性。正是以自我中心为前提，我们轻视他者的存在，践踏他者的生命，拒绝他者的呼唤！
无论在认知上、行为上还是情感上，这个世界都充满了自我对他者的暴力。在认知上，他者被还原为自我所思考、感知、意愿的对象。在此还原中，他者的异质性被抹杀，仅仅成为“为我”的存在。在行为上，他者被纳入自我追名逐利的操控系统内。在这样的系统中，自我为其利益而竞争，为了最大化地获取利益，不惜牺牲他者的利益。结果是，他者就是敌人，与他者的竞争成为了生存的法则，与他者合作也不过是暂时的、表面的，实质仍然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能在日后有所回报。这就难怪许多思想家悲观地指出，大公无私纯属子虚乌有，没有任何行为是纯粹利他的，一切行为都是利己的，都是由自私的动机激发的。正如霍布斯所坚持的，每一个人都努力保存自己，凡有利于他个人利益的事情他都向往，他关心别人只是因为这种行为可以促进其自身的利益，因此“要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就没有人施惠。”[1]在情感上，自我更是陷在难以填满的欲壑中，觊觎着他者之所得，却忘记了对自己所得的感激。一切都成了我所应得的，自我坚信其能够也必须掌握一切，在此信心中，不仅缺少了对他者的谦卑而且助长了自我的狂妄。
但是，对他者的暴力并没有成就自我的胜利，反而使自我与他者陷入消极的对抗之中。要从这种对抗中摆脱出来，必须反思自我中心的预设。正是意识到这一点，20世纪法国著名哲学家埃马纽埃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提出了他者伦理。他者伦理强调他者超越、他者差异、他者呼唤。
他者超越意味着他者是绝对外在的无限。无限不是从任何物中概括出来的概念，也不是以物的形式存在的客体。无限与有限相对，不仅超越了有限，而且不能被有限所把握。在列维纳斯看来，自我是有限的，他者是无限的。虽然有限的自我试图控制和把握一切，但是无限的他者却不能被自我所同一。在这层意义上，可以说他者是自我同一性断裂的缺口。另外，他者超越还意味着他者先于我的入世。这就是说，在我成为我之前，他者就已经存在，这就注定我是不可理解和控制他者的，因为这一“之先”已经超越了我可理解的范围。
他者差异与他者超越类似，强调他者的外在性。列维纳斯认为他者的外在性意味着他者完全异于我，不能被自我所同一。列维纳斯反对追求一致、追求同一的哲学传统。这种传统试图把他者还原为自我所思考、感知、意愿的一个客体，结果是，他者被同一到自我之中，成为为我的存在，他者的异质性被完全忽视。与此传统不同，列维纳斯要把他者的他性即差异性呈现出来。在他看来，自我在同一他者的过程中，他者始终保持着绝对的不可侵犯的他性。正是这不可侵犯的他性，使自我同一的暴力破产，从而出现了同一性的断裂。并在此断裂中，自我才可能与他者碰面，倾听他者的声音，倾听他者的呼唤。
列维纳斯用他人的面貌来显现他者的呼唤。面貌并不是由眼睛、鼻子、嘴等组成的脸，它不是被看见的形象，而是超越了自我观念之外的无限他性。它是无内容的，是不可知的。列维纳斯认为，我的占有本性要求对世界万物拥有主宰的权力。但当我面对他人时，却发现他人的“面貌抵制着占有，抵制着我的权力。”[2] 抵制可能使我愈发希望“杀死那完全独立于我并无限地超越了我的力量的存在，……，他者是我唯一想杀死的存在。”[3] 但是，“面貌就这样暴露着，威胁着，好像邀请我们去实施暴力，同时，它又禁止我们去杀戮。”[4] 列维纳斯认为，这种禁止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其并不是依靠着更高的权力，而是依靠着无限性和超越性。“无限性总是在他者的面貌中抵抗着我们，它强于任何杀戮，它就是面貌，是最原始的表达，是第一句话：‘你不可杀人’。”[5] 在列维纳斯看来，正是这种抵抗杀戮的无限性把我的力量彻底击溃，并要求我去回应，回应还类似于人质的回应，它要求我独独担负起对他者的责任，而不要求他者对我进行相互性回报。也就是说，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是非对称的。列维纳斯认为，正是这一非对称的关系成为博爱和为他人赎罪这些观念的基础。
由此我们看到，列维纳斯其实是把原先分配给自我的优先性彻底给予了他者。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与其说自我具有权威，还不如说是他者更有权威。因为他者不仅超越于我、而且呼唤着我的回应。列维纳斯还指出，自我正是在回应他者的过程中，其主体性才得以完全确立。因此这种主体性完全不同于西方传统中为己的主体性。在列维纳斯看来，“主体性不是为己的，首先是为他的。”[6] 这一思想是深刻而令人发省的。难怪德里达认为“埃马纽埃尔·勒维纳斯思想震撼了我们。”[7] 确实, 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让我们在质疑自我占有性的霸权中, 重新思索现代人的生存意义。在思索中，我们越发认为，现代社会需要“他者超越、他者差异、他者呼唤”的他者伦理。他者伦理要求我们重新确立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这种关系既不是抽象的认知关系，也不是竞争的生存关系，而是自我回应他者的伦理关系。
二、 从他者伦理看基督教与道家思想的沟通
幸运的是，在人类的文化脉络中已经蕴藏着这样的他者伦理。以基督教和中国道家思想为例，一个是西方文化的精神，一个是东方文化的精萃，两者虽渊源不同，却在他者视域中相遇。这种相遇折射出不同文化对生存的相似体悟，折射出不同民族对“他者超越、他者差异、他者呼唤”的共同回应：
1、从他者超越来看，基督教的上帝，道家思想中的道都是绝对超越的他者。《圣经》创世纪开篇就指出，“太初，上帝创造天地。大地混沌，还没有成形。深渊一片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8] 强调了上帝超越时空、创生万物的绝对超越性。与基督教类似，道家思想强调了道的超越性，认为道超越时空，超然独立，“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9] 说明道在没有天地之先，就已经永恒存在，它“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10] 这就是说，无论是基督教还是道家思想，都强调了在时空、万物之外有一个超越时空、创造万物的始源。这一始源就是先于万物时空、先于我入世的他者。正是这他者的先在性，注定了他者的超越性、无限性，从而也注定了我的有限性。或者进一步说，注定了有限的我不可能成为世界的主宰，因为有一个无限的他者先于我的入世、超越于我之上。也就是说，如果“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藉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11]，那么有限的我就只能凭借着这无限超越的他者而生，而不是相反，去徒劳地控制和同一这无限的他者。
2、从他者差异来看，因为上帝和道对于我而言是完全超越的他者，这一超越性已决定了上帝和道的差异性，即不能被我所同一的外在性。正是这一外在性，使自我认识到了自身的有限性，放弃了同一他者的暴力，从而真正地谦卑下来，并在谦卑之中倾听他者、回应他者。正如圣经的箴言中所忠告的：“必有万军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要临到骄傲狂妄的，一切自高的都必降为卑；……骄傲的必屈膝，狂妄的必降卑。在那日，惟独耶和华被尊崇。”[12] 因此，“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13] 在道家思想中也表达了类似的主张，因为道先于我而在，而且它不依万物而生灭变幻，它以自身为本原，以自身为根抵，“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14] 所以道是超越我的、独立于我的。这样我与道的关系，就不是我去改变道，同一道，而是反过来，因为道是我的本源，所以我要去回应道。“夫唯道，善贷且成。”[15] 只有修行道，才能“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16]
3、从他者呼唤来看，因为他者是超越我的、外在于我的，这一超越性、外在性必然要求我放弃自我中心的合法性，转而以他者为中心，回应他者的呼唤。按照基督教，回应他者的呼唤，就意味着要按照上帝的命令来生活，要“求上帝的国与上帝的义”：即一“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17] ；二要“爱邻如己”，这是第二条诫命。以此为诫命，就不会为一己的私利欲求而烦恼，就“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18]，而是相反，就会克服基于个人利益的私爱，去爱他人，这不仅意味着去爱对自己有好处的人，更意味着去爱对自己没好处的人，正如圣经中所劝导的：“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19] 在这一点上，道家与基督教类似，道家思想强调以道为中心，提倡顺应自然之道。顺应自然之道就是要清净无为。在老庄看来，如果人们能够行大道，不妄为，就可以道震慑自我的私欲，“夫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20] 也就是说，当所有人都能信奉道，就能够无欲无求，超越私爱，善待所有的人，即“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21] 这样的善才是真正的善，而那种离弃了道的仁义就好比鱼儿离开了水，即使能够相濡以沫，也不如淡漠那份仁义而畅游于水中。“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22]
三、 未来他者伦理的展望
综上可见，无论是以上帝为中心的基督教体系，还是以道为中心的道家思想，都蕴含着以他者为中心的他者伦理。不过也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两者都有他者中心的维度，但是在很多方面还是存在着不同，主要有两点区别：
第一，基督教的他者是有人格的神；而道家的他者是无人格的道。基督教强调神是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位一体。圣子即耶稣，是道成肉身，是从神而生的人。基督教认为，耶稣降生为人即道成肉身的目的是要把神的荣耀向世人展现出来，因为神爱世人，所以“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23] 这就是说，如果耶稣是神派遣来拯救世人的神的儿子，那么耶稣就既是神，又是人，那么神就不是完全抽象的存在而是有人格的。而道家的他者“道”是“无”。如果说在老子那里，道还包括着无和有两个方面，“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24]。那么“在老子之后，道家对道的看法已经明显地呈现出‘虚无化’的趋势。”[25]
第二，回应他者之所以可能，在基督教那里是因为耶稣的赎罪，但是道家思想并没有强调这一点。《圣经》的开篇便讲述了人类罪恶的由来。从亚当、夏娃吃了那果子之时，人类便背弃了上帝的义，堕落在罪恶中生存。但是人要想从罪恶中摆脱出来，重新回归上帝的义，却不能依靠自我的力量，不能自救，只能依赖于他者的拯救，即上帝的拯救。因此，圣子耶稣，道成肉身，亲自来完成这拯救的工作。“一切都是出于神，他藉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26]“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27]“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28]“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29] 也就是说，耶稣好像献祭的羔羊，代替我们受死，把我们从黑暗中拯救出来，使我们重新与上帝和好，重新归于上帝的义。当然这种义的回归，更是爱的回归。正是上帝的大爱，耶稣才为人舍命，人类才被救赎。因此他者的救赎不仅是正义的救赎，更是爱的救赎。但是我们都知道，道家思想并没有用道成肉身的方式来建立人与道的联系。
尽管有这些区别，在他者伦理中我们还是看到了基督教与道家文化沟通的可能性。虽然这并不是唯一的可能，至少在倡导文明对话的当今世界，可以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总之，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沟通中，我们看到了暗藏在不同民族和文化差异背后的共通性——他者伦理；看到了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从他者伦理来应对自我中心危机的尝试。我们希望通过中西文化的交流，挖掘出更多的资源，从而在他者伦理的视野中更从容地应对现世的危机和挑战。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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