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道学刊 第五辑 二零二二年 春
Si Dao Journal No.5 Spring 2022
内容摘要： 赫士是一位晚清时期来华的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对中国近代的高等教育，特别是山东的高等教育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与赫士息息相关的山东高等教育机构有四所：登州文会馆、山东大学、齐鲁大学和华北神学院。本文基于收集到的部分原始历史资料，考察这位在华62年的传教士所从事的教育工作，力图揭示信仰与教育之间的复杂关系。
赫士（Watson McMillan Hayes，1857—1944）是一位晚清时期来华的美国基督教传教士。他出生在宾夕法尼亚的一个农民家庭，1875年考入威斯敏斯特学院（Westminster College，New Wilmington）。在四年的大学生活中，赫士熟练地掌握了拉丁文、希腊文、是非学（逻辑学）以及理化诸科，毕业时获得初级学士文凭。1879年，赫士进入匹兹堡神学院学习，三年后毕业，获得教士文凭。[1] 1882年，赫士受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的差派来到中国山东登州[2] , 辅助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1836—1908）在登州文会馆的工作，从此开始了他在华长达62年的教育生涯。
赫士担任过登州文会馆的监督（即校长），还间接或直接参与创办了其它三所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齐鲁大学、山东大学和华北神学院。
一、 在登州文会馆的工作
影响赫士投身教育事业的有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赫士的大学老师，著名的神学教育家本杰明·华菲德（B. B. Warfield，1851—1921），另一个就是狄考文。华菲德的影响使赫士成为一名坚定的保守主义神学教育者，而狄考文则深深地影响了赫士的教育思想。1864年，狄考文在山东登州创办一所男童蒙养学堂，该学堂于1877年更名为登州文会馆，取以文会友之意。[3] 1881年2月14日，狄考文正式向美国长老会本部提出将文会馆扩建成大学的请求。[4] 总部同意了这一请求，并派赫士夫妇来登州辅助狄考文的工作。[5]
对来华传教士来说，所面对的最困难的事情就是学习汉语。但赫士却极具语言天赋，且勤奋好学。在狄考文的指导下，他仅用了11个月就初步学会了使用汉语[6] ，随后“不数载即深通华文经籍”[7] 。经过一段时间的教学实践，赫士很快成为狄考文教育教学方面的“左膀右臂”[8] 。1895年，赫士正式接替狄考文担任文会馆监督。赫士在文会馆从事教学工作共18个年头，教授过物理学、数学、天文学和地质学等学科。在教学管理方面，他也是文会馆杰出的监督。[9]
赫士也是狄考文教育理念坚定的支持者和执行者。狄考文管理学校非常严格，有严苛的惩罚措施，正是这个原因，学生们有时候称他是狄老虎。[10] 有一次，狄考文在惩罚一名吞食鸦片自杀的学生时，“当着全体同学的面，按照规矩狠狠鞭打了他一顿”，并且认为“应该那样做”。文会馆的赏罚条款规定，一个礼拜内，“学生有何争执、肆骂、吵闹等事，均记册内”，由“监督训诫而惩责之”。[11] 这项规定直到1901年赫士离开文会馆时才被废除。
赫士还坚定地支持狄考文关于不在文会馆教授英语的规定。作为一座美国人开设的学校，文会馆坚持不教英语似乎很难理解，而且这样的规定在其他教会学校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对此，狄考文给出的解释是，教英文或用英文教学可能会“培养出一个不同的学生阶层”，而且会导致学生“国学水准的下降”。在文会馆教育经费极度匮乏时，曾有捐助者提出，只要在学校教授英文就会捐给学校一大笔款项，但狄考文坚决地拒绝了。在给美国总部的一封信中，赫士和狄考文明确表示，只要文会馆由狄考文和赫士掌管，他们就坚决不教授英语。[12]
文会馆虽然受到办学经费短缺、地理交通不便等因素的影响，但经过狄考文、赫士等人的努力，在办学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几乎确定无疑是19 世纪中国最好的教会大学”[13] 。1897年，狄考文在给美国同学的信中说：“我们现在拥有与美国普通大学一样好的仪器设备，比我们毕业时的杰斐逊学院的两倍还多”[14] 。狄考文与赫士的关系非常密切，对赫士完全信赖。当赫士决定辞去文会馆监督一职的时候，狄考文“几乎如丧亲之痛”[15] 。
二、创办山东大学
义和拳乱导致八国联军介入之后，清廷出于维护自己统治的目的，开始进行有限的制度改革，兴办学校。1901年9月14日，慈禧太后下令 “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16] 。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看到了机会，随即上书皇帝奏请在济南设立大学堂，分斋督课，[17] 并举荐赫士担任山东大学堂总教习：“现由臣访订美国人赫士派充大学堂总教习，该洋人品行端正，学术淹通。曾在登州办理文会馆多年，物望素孚，实勘胜任”[18] 。光绪皇帝10月6日朱批：“知道了。”[19] 袁世凯积极邀请赫士来济南商谈创办山东大学堂之事，并亲自与赫士“订立合同十条，载明应听巡抚节制”，“此项合同”由赫士“亲笔签字” [20]
1901年10月，赫士接受了袁世凯的邀请，率领美籍教习4人，文会馆现任教习9人，并挑选文会馆应届、往届毕业生8人，共计22人，沿用文会馆的办学方法，用不足两个月的时间建成了中国第一所省级官办大学堂，并招收第一批学生300名。[21] 赫士因此受到慈禧太后的嘉奖，获得清廷颁发的“双龙勋章”。袁世凯还仿照狄考文、赫士编制的《文会馆典章》，制定了《山东大学堂章程》。清廷认为山东学堂事宜及试办章程“其教规课程参酌中西，尤得成德达材、本末兼资之道。”要求“政务处即将该署督原奏并单开章程，通行各省，立即仿照举办，毋许宕延”[22] 。1902年3月11日，清廷复谕令各省开办学堂“仿照山东所拟章程，先行举办。”严令“当知变法求才，实为当今急务。”“如再观望迁延，敷衍塞责，咎有攸归，不能为该督抚等宽也。”[23] 由此可见当时的清政府对山东的办学章程非常重视。
山东大学堂建成后，赫士出任总教习，直接对巡抚负责，拥有学校的管理权和人事权。1902年8月，山东大学堂附设师范馆，从各地的廪生、增生和附生中考选，共招104人。该馆后来从山东大学堂独立出来成为山东师范大学的前身。
在山东大学堂任职期间，赫士主持编辑出版了《西学要领》，内容包括西洋各家史学、哲学名人的格言，和声、光、电、化的知识。赫士还在学校实行星期天休假制度，开清廷官办学校风气之先。赫士还仿照登州文会馆实验仪器制造所（workshop）模式，聘任文会馆的学生丁立璜创办了山东理化机械制造所, [24] 制造高校所需实验器械设备，成效显著。狄考文、赫士还“为这个制造所的设备及其产品广泛进行通信联系，产品销路很好” [25]。1910年，山东理化器械制造所将所制造的物品参展南洋劝业会[26] ，为全国第一家参展的机构。 [27] 在文科方面，赫士在办学上效仿登州文会馆开设史志、地舆等课程，形成了中国经学与中外历史并存的课程体系。大学堂的备斋除了开设中国经史掌故外，还授以外国语言文字、史志等各种浅近之学；正斋分政、艺两门，授“普通学”。[28] 袁世凯曾高度评价这一课程设置，称：“中外史学、中国治法学皆囊括于内。” [29]
1902年，袁世凯调任直隶总督，新上任的山东巡抚周馥坚持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并提出“新知识与旧道德”的理念，要求山东大学堂的师生跪拜皇太后、皇帝牌位，平常礼节上打躬作揖，如遇祭孔之大典则行跪拜礼，如有不跪拜的学生则直接开除。以赫士为代表的基督徒教师坚持“非真神不跪拜”的原则，与山东官方的要求产生了矛盾，并且逐渐尖锐起来。赫士撰文指出，他们并非反儒，而是认为山东大学堂强制要求师生祭拜孔子违背了信仰自由的原则。这时，赫士日益感到“应该谨慎地放弃自己的职务。”[30] 山东巡抚周馥对赫士的请辞做出了回应，他首先盛赞赫士“贵总教习教导有方，在堂诸生方将仰赖裁成”，对赫士的辞职则是“何至遽然请退，彼阅之下，歉仄难安。”周馥认为“敬拜孔圣乃中国至重典礼”，表达的“不外报谢与敬仰二意”，而“贵总教习必欲教民不拜孔圣，不但违背学堂章程，事体不合，且恐嗣后民教畛域，益因而显分矣”。最后周馥极力挽留赫士：“贵总教习岂不知之，本部院深顾阁下推与人为善之心，宏舍己从人之量，乃留皋比，启迪诸生，以副袁宫保当日聘请之意，至合同三年期满，是否愿留，鄙人亦不敢相强。今欲中道辞归，毅然截然，蒙请至年底为期，为学堂另延教习”，希望赫士“复加斟酌，不胜盼祝”。[31] 周馥作为清廷的封疆大吏，能如此谦卑地挽留赫士，也是尽力了。
赫士试图用自己的声音迫使清廷官方做出某种妥协，但他也深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1902年，赫士辞去山东大学堂总教习职务。赫士的辞职无论是对山东大学堂，还是对赫士本人都是很大的损失，但这种深植于中西文化之中的礼仪冲突[32] ，也不是他们能够解决的。
三、创建齐鲁大学
赫士离开山东大学堂后，深感与当时清廷办学理念的不可调和，先后到芝罘（今烟台）、潍县（今潍坊）一代传教，后被青州共合神道学堂聘为总教习。1904年，登州文会馆迁至潍县，与青州英国浸礼会库寿龄教士所办的广德书院大学班合并，改名为广文学堂。1917年，青州共合神道学堂、医道学堂和广文学堂合并，搬迁到济南，称为齐鲁大学。齐鲁大学是民国时期中国北方最具影响力的大学之一，与北京的燕京大学合称“南齐北燕”。齐鲁大学建校初期有三个院系：文学院、神学院和医学院，赫士担任神学院院长职务。
新开办的齐鲁大学虽然没有了官方封建条款的羁绊，但此时的齐鲁大学神学院建制极为复杂，很多宗派掺杂其中，合办的宗派有四大公会：英浸会、美长老会、坎拿大（加拿大）长老会、美公理会，不久又有友爱会加入。神学院的前身是创建于1881年的青州共和神道堂，隶属于英国浸信会，当大学合并到济南时，来自英国募捐来的款项建造了神学院大楼。长期以来，英国浸信会的影响在神学院根深蒂固，这让隶属于美国北长老会的赫士，虽然身为神学院院长，也常感力不从心。[33]
齐鲁大学内部也出现了保守主义神学和自由主义神学之争。赫士深受其老师华菲德的影响，是一位坚定的保守主义神学家。而曾在文会馆从教过的路思义（H. W. Luce，1868-1941）等人则崇尚自由主义神学思想，自由主义神学思潮在校园内迅速蔓延。赫士曾尖锐地指出：“即便是从较温和的保守观点来看，济南的某些教学内容也只能被定为谬误。”1919年8月卜道成和赫士被迫辞职，辞职的原因是：学校当局纵容自由主义神学思想的蔓延，校园里各种奇谈怪论甚嚣尘上。赫士曾指名道姓地批驳了菲斯克（Fiske）的例子：“此人曾在早晨礼拜时，公开嘲笑旧约，把求雨祷告说成旧时代的迷信。” [34] 赫士坚定反对自由主义神学思潮的立场还与狄考文晚年思想有关。对于自由主义神学思潮的蔓延，狄考文陷入深深的思考：“过去漫长世纪的信念已经被迅速摒弃，新的信念又该是什么样子呢？这是当今基督徒们面临的最大问题。中国的年轻人都在疯狂地学习英语，因为这意味着会给他们带来金钱。伴随英语而到来的书籍和报纸，为不可知论、怀疑论和唯理论等等种下了种子。问题是谁将是真理最后的捍卫者？谁将提供救世良方？谁将维护基督教义？谁又来证明主耶稣基督？这些呼吁之声是迫切的，撒旦仍然存在于这片土地上。机会正在慢慢流失。谁将听从上帝的召唤？” [35] 狄考文晚年的思索深深地影响了赫士，使他更坚定了保守主义神学思想，并与自由主义神学思潮做毫不妥协的斗争，也为华北神学院的创建埋下了伏笔。
最终，赫士“由于文理、医、神三科合并到济南成为一所大学所产生的各方面困难” [36] 而被迫辞职。
四、创建华北神学院
1919年9月，赫士带领18名学生，离开齐鲁大学回到潍县乐道院内，继续他的教学工作，同时凭借着丰富的办学经验，着手创建新校。此时的赫士已是62岁的老人。1922年9月，赫士把新创建的学校迁到了山东滕县，建立了永久校址，定名为华北神学院。赫士明确表示，华北神学院是一所尊重圣经的保守主义的神学院。
赫士后来曾回忆说：“华北神学院，创始于1919年秋，彼年因与齐鲁神科管理及道旨意见不同，长老会学员情愿退出，教员亦分离，同到潍县，另立神学……1922年秋，因交通便利，并愿与美南长老会合组一道旨纯正信仰坚固之神学，即迁至滕县。”新学校的学制从3年扩展到4年，最初的毕业班规模都很小，1924年1月仅仅有一个毕业生。但赫士还是满怀热情地描述自己在滕县最初建校的那两年：“学生在学业和在城市以及附近乡村的福音传道工作中都表现出少有的热情，因此总的来说笔者觉得那是在1923年中最令人满意的学期。”[37] 此后大约六七年的时间里，在赫士的领导下，神学院的各项事务进展很快，不久就成为华北地区最有影响的保守派神学院。
尽管年事已高，但赫士仍坚持亲自给学员上课，他所主讲的“教义神学”是华北神学院2至4年级的主要课程。1930年4月，他出版了《教义神学》，这本书成为神学院的教科书。除赫士以外，长期在神学院工作的外籍教师还有道雅伯（Albert Dodd）、卜德生（Craig Patterson）、何赓诗（Martin Hopkins）、毛克礼（Alexander MacLeod）等，他们都是学有专长的学者。道雅伯1902年毕业于普林斯顿神学院，具有博士学位，是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希伯来语教授。何赓诗早年也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毛克礼应赫士邀请到神学院上课时，已获得4个学位，其中两个是在普林斯顿神学院获得的。同时，赫士还经常聘请国内外著名学者来院讲演，开展学术交流活动。神学院人才济济、硕果频出。副院长贾玉铭是正统基督教保守派的传承者，也是神学本色化的代表人物。神学院还有被誉为“中国的艾迪”的丁立美等优秀人才。
值得一提的是，华北神学院并非只教授神学，还教授物理、化学、动物学、植物学、历史等科目，把理化和天文学作为重要课程，并建有一座标准很高的理化实验大楼。
结语
赫士是一位传教士，为了传播基督信仰而来到中国。在中国的62年时间里，赫士在基督教信仰的支撑下，参与到中国近代的教育事业中，为中国的近代高等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先是在中国最早的大学之一——登州文会馆任教18年，并担任校长6年，又于1901年参与创建了中国最早的官办省立大学——山东大学堂，再于1917年与路思义等人一起创建了基督教齐鲁大学，最后于1921年创办了华北神学院。赫士晚年病逝于日本人的集中营中。
翻开赫士的履历，执着和坚持是他一生最大的特点。也正是他的执着与坚守，使他一次次“自毁前途”，他的基督教信仰与中国儒家文化礼仪发生冲突，他毫不退让，宁愿辞去山东大学的总教习职务；他的保守主义神学思想与自由主义神学思想发生冲突，他也不愿妥协，毅然辞去齐鲁大学神学院院长的职务。他的耿直和坚持使他无法绕开东西方文化中的礼仪壁垒，以及保守主义神学与自由主义神学的张力。表面上看，赫士在这些方面失败了，但正是这些失败彰显了赫士真诚和崇高的信仰。
注释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