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道学刊 第五辑 二零二二年 春
Si Dao Journal No.5 Spring 2022
内容摘要：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不少美国传教士们不远万里，飘洋过海来到中国。在这群奇特的人群当中，有的传教士是兄弟、夫妻、父子一道来到中国，成为中国基督教历史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传教士家族。本文主要介绍了杭州基督教历史中两个重要的传教士家族——司徒家族和费氏家族与杭州之江大学的一段历史渊源，揭示了传教士家族在中国传播福音，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尘封历史，体现了基督的大爱精神——“带着爱来中国”和“用生命爱中国”。
一、引言
一百多年前，中国封闭的大门被打开，大批的西方传教士们来到这片禾场。他们不远万里，飘洋过海来到中国，不仅满怀热情地传播基督福音，还带来了近代西方代文明。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西方传教士是一批很奇特的人群。一方面他们来中国的内驱力是来自神的呼召，前往中国传播基督福音，他们在中国翻译圣经，建立教堂，传讲福音，祈望“中华归主”；另一方面他们也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之一。当时在进入中国的西方人士中，除了传教士，还有外交家和从事贸易的商人。传教士们在中国开办各种近代事业，包括创办近代报刊、创立近代新式学校、建立近代西式医院等，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西方先进文明和技术，成为中国社会近代化的一股强劲的驱动力。
早期美国教会史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致力于研究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的著名教会史学家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eurette）就曾预言到：“未来的历史学家将发现，在华传教是过去三百年中最重要的运动之一。” [1] 著名的汉学家、历史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则宣称：“在19世纪的中西关系中，新教传教士是研究最少，而又最有意义的人物。” [2] 近年来历史学家出版的大量研究成果已经证明，研究在华传教事业是了解中美关系的关键钥匙，”然而，“这一工作不过刚刚开始。” [3]
“跨海”与“造桥”这两个词正好能概括西方传教士的精神和贡献。西方传教士不畏艰难险阻，跨越波涛汹涌的大洋，带着一种炽热的宗教热情和使命感来到中国，同时，他们也在搭建一座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在这群奇特的人群当中，有的传教士是兄弟、夫妻、父子一道来到中国，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这就是本文所要研究的传教士家族。
二、在杭州的传教士家族
在本文中，我主要想给大家介绍两个与杭州密切相关的美国传教士家族。这两个传教士家族不仅在中国活动的时间跨度大，而且在中国的近代文化教育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
首先是司徒家族。司徒家族包括了父亲司徒尔（John Linton Stuart）、母亲玛丽·霍顿（Mary Louisa Horton）、兄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弟司徒华林（Warren Horton Stuart）。
1874年夏天，司徒尔和玛丽·霍顿结婚。蜜月刚过完，他们夫妇便受美国南长老会的差派一起来到中国杭州。司徒尔在天水堂负责传教事务。司徒夫妇在适应了中国的新生活后不久，便开始开拓在杭州的教会事工。他们不仅传播基督福音，还积极参与兴办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玛丽·霍顿还是杭州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创始人之一。1890年，玛丽·霍顿在弘道女中创立了第一个中华学校女青年会，1908年该会正式更名为杭州基督教学校女青年会，1922年更名为杭州基督教女青年会。1923年全国基督教女青年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杭州召开，并成立了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从此，女青年会运动在中国蓬勃发展起来。[4] 1947年，世界基督教女青年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杭州召开，有25个会员国参加，当时宋美龄曾出席开幕式，并发表演说，致词欢迎。[5] 司徒尔在杭州传教四十六年，于1913年1月在杭州病逝，享年73岁。1925年，玛丽·霍顿也在杭州逝世。司徒夫妇都安葬于杭州九里松基督教墓地。1920年，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士贝恩德（George Whitfield Painter）及当时在杭州的教友在众安桥建造了“湖山堂”，以此追念司徒尔牧师。
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和外交史上赫赫有名的司徒雷登就是司徒夫妇之子。1876年6月24日，司徒雷登出生于杭州天水堂，11岁时返回美国弗吉利亚上学。求学期间，司徒雷登受到“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的影响，立志于海外传教。1904年结婚后，他携妻子艾琳·罗德（Aline Rodd）回到杭州，成了第二代美南长老会传教士。司徒雷登在杭州呆了三年半的时间。在此期间，他一方面在湖山堂从事传教事工；另一方面参与创建了杭州育英书院，还在弘道女中和冯氏女中等教会学校任教，同时也积极参与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1908年，他到南京金陵神学院任教，1910年，担任南京教会事业委员会主席。1919年，司徒雷登应邀到北京筹建燕京大学，并出任校长，为该校的发展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到1930年代，燕京大学已成为中国学术水平最高的教会大学之一。[6]
司徒华林是司徒雷登的弟弟，也与杭州有缘。他1907年来华，1916年至1922年担任杭州之江大学（Hangchow Christian College）的校长，1924年，担任金陵神学院的教授。
第二个传教士家族就是费启鸿（George F. Fitch）和费佩德（Robert Ferris Fitch）父子。费启鸿是美国北长老会教士，1870年来华，在上海传教，1872年前往苏州设立北长老会传教站，1885年调往宁波，1888-1914年任上海长老会所办的美华书馆（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主任，同时兼《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总主笔，1923年病逝于上海。
费启鸿之子费佩德，1873年生于上海，1898年在美国大学毕业后回到中国，在宁波长老会所办的中学任校长，后前往杭州，担任杭州之江大学神学院教授、校长。著有《杭州-浙江游记》（Hangchow-Chekiang Itineraries）（1918）和《普陀山游记》（Pootoo Itineraries: Describing the Chief Places of Interest, with A Special Trip to Lo-Chia Shan）等书。
三、司徒家族和费氏家族与之江大学之缘
在来华西方传教士的心目中，开办近代新式学堂是传播福音的一个重要手段，所以传教士在其传教的中心地区都会创办教会学校，将新式的教育理念和内容引入中国，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发展。这两个在杭州的传教士家族也是这样，他们虽然来华是为了传播福音，但在传福音的过程中都参与了兴办教育的活动，特别与位于杭州的之江大学结下深厚的渊源。
之江大学，英文名为Hangchou Christian College，前身是美国长老会在通商口岸宁波创办的崇信义塾（Boys Boarding Scool）。这是一所男生寄宿制学校，1845年由美国长老会传教士麦嘉缔（Divie Bethune McCartee）创办，“招收贫困家庭的儿童免费入学，主要是培养基督教牧师和从事当地教会工作的助手”。[7] 随着传教士不断深入到浙江内地活动，浙江省府杭州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在传教士们看来，杭州不仅人口众多，而且经济发达，交通便利。于是，在1867年，通过中国籍教员吕文振的协助，崇信义塾从宁波迁到杭州。起先学校落脚在皮市巷，并取“乐育英才”之义，将学校重新命名为育英义塾。[8] 1879年，传教士们决定购置位于皮市巷附近的大塔儿巷中的一座宅院。完成购置并稍作修整后，传教士们于1899年将育英义塾正式迁入新址，并“改义塾为书院，而规模宏敞矣”。育英书院成为义和团运动之后，美国长老会在中国成立的第一所高等院校。[9] 后因书院规模拓展，学生人数增加，校址不敷使用，1907年传教士们又选中了钱塘江边六和塔处的一块区域，此地“有山阻江不髚，而毓秀天然”，是新校区的理想选址。经过三年多的建设，1911年2月育英书院正式迁入新校舍，因地处钱塘江弯曲处，呈“之”字形，故取名“之江学堂”。[10]
司徒家族一向与杭州的教会学校关系密切。司徒雷登的母亲玛丽·霍顿创办了杭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1867年，玛丽·霍顿在杭州天水桥创办了“贞才女校”，并亲自担任校长。[12] 1899年，美国北长老会在杭州大塔儿巷创办育才女校；1902年，美国北浸礼会创办蕙兰女学；1912年，贞才、育才、蕙兰三所女学校合并为一校，定名为弘道女校。“弘道”语出《论语》：“人能弘道”，这里引伸为耶稣基督之道在中国光而大之。后来，弘道女校移交给中华基督教华东大会及沪浙浸礼会两个中国基督教团体，并正式更名为“杭州市私立弘道女子中学”。弘道女中的英文名称为Hangchow Union Girls School，旧址位于现今杭州学士路上的浙江省妇保医院内。1952年，弘道女中解散，并入省立杭州女子中学。[12]
玛丽·霍顿的两个儿子也与之江大学很有缘分。司徒雷登在参与创办燕京大学之前，也参与创办了之江大学的前身——杭州育英书院。1907年，身为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士的司徒雷登提议与北长老会合办育英书院，并帮助书院搬迁到之江秦望山麓的新校区以扩大办学规模。育英书院即之江大学的前身，从这个意义上讲，司徒雷登可以算是之江大学的创办人之一。在美国南北长老会合作办学的事业中，司徒雷登曾以南长老会代表的身份参与杭州育英书院的管理。[13]
司徒华林与之江大学的关系更加密切。1909年，司徒华林进入之江大学任教，是之江大学教职员中第一位美国南长老会成员。1916年至1922年，他担任之江大学的第三任校长。司徒华林在校长任期内为之江大学的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之一，就是在1921年返美为之江大学募集资金。经过不懈地努力，他终于使学校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获准立案，嗣后凡在该校大学毕业者皆可获得学士学位。这极大地提高了之江大学的声誉和实力。[14]
与之江大学有缘的还有费氏家族中的费佩德。费佩德曾于1922年至1931年担任之江大学的第四任校长。1908年，他从宁波到杭州的育英书院任教。当他来到位于杭州大塔儿巷的育英书院时，这所学校正在筹划募款和建造新校园，费佩德立即被委以建校的重任。费佩德对新校园的建设可谓殚精竭虑。为了建设新校园，费佩德四处募捐。1915年和1918年，他曾两次返回美国作巡回演讲，为学校募款。为了方便美国听众更好地了解演讲的内容，费佩德特地将他在中国拍摄的照片做成了幻灯片在演讲时进行播放。在美国各地进行讲演时，这些生动形象的照片深深地吸引和打动了听众，大家纷纷解囊捐款，费佩德最终成功地募集到了预定款项。
除了募款，费佩德还要监督建校工程的进度。根据费佩德女儿珍妮特（Janet Fitch）所著的回忆录《洋鬼子：一个来华传教士女儿的回忆录》（Foreign Devil：Reminiscences of A China Missionary Daughter 1909-1935）的记载，费佩德“每天吃过早饭，就会把裤脚卷起来，扣上夹子，从门厅的衣帽架上拿起他的软呢帽，然后骑上自行车去火车站。二十分钟后，他和自行车将搭乘在一辆三等车厢，大约半小时后，到达郊区江边的终点站——闸口车站。再沿着钱塘江骑自行车半个小时，他会到达之江大学校园的山脚下。他沿着鹅卵石铺成的山路，边走边推着自行车，爬上陡峭的山坡，来到一片建筑工地上，在那里，他正在监督工人们开展之江大学校园的建设。一座附带教室的行政大楼，一个可容纳两百个男学生的宿舍，在这些建筑之上，还在建造四个教职员工的住宅。当这些建筑完工时——希望在1910年秋天能够完工——这里将会建成自义和团运动以来中国最早的美式大学之一。虽然传教士已经在中国建立了许多中学，但现在他们的毕业生需要有机会继续深造。” [15]
在费佩德担任校长期间，之江大学无论是在硬件上，还是在软件上，都有了很大的进展。这一时期可谓之江大学发展最快的时期。费佩德也在这里度过了他生命里重要的阶段。193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收回教育权，规定外国人不得担任大学校长，费佩德改任之江大学副校长，直到1945年离开中国。
四、余论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许多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都抱着这种心志，带着基督福音和爱来到中国，又用自己的生命来爱和影响中国。他们中有的人甚至夫妇相随，父子相传，兄弟相继，把自己的一生和家族的命运扎根在中国这片土地上。
司徒家族和费氏家族，只不过是这批近代来华西方传教士家族中的一个缩影。我们所熟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也是美国来华传教士赛兆祥的女儿，出生在中国镇江，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其文学笔触也饱含着对中国的情感。这些传教士家族用一种血脉亲情和人生记忆联系着中美两国，这是一种非常宝贵的文化和情感，更是一种基督大爱的体现——“带着爱来中国”和“用生命爱中国”。
除了精神上的维系，这些来华传教士家族也切切实实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造福了中国人民。司徒家族和费氏家族在杭州近代社会和近代教育的发展上，尤其是在之江大学的建立和发展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由此也推动了中国近代新式学堂和教育制度的发展和变革。这是他们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播下的文明的种子，必定会等来在禾场上收获的日子。
注释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