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道学刊 第五辑 二零二二年 春
Si Dao Journal No.5 Spring 2022
内容摘要： 东叙利亚基督教（景教）最早传入维吾尔族是在公元8世纪，时逢位于东亚草原的维吾尔汗国后期。公元10至13世纪，基督教在已于9世纪中期西迁到天山地区的高昌维吾尔人当中，进入本地化的昌盛阶段。在这个历史时期，维吾尔人及其景教徒，不仅影响了中亚、中夏乃至中华文明，还谱写了东西方（亚欧）交通史的精彩一页。14世纪末，伊斯兰教的武力征服导致维吾尔基督教正式消亡。
基督教最早传入维吾尔族及其国家，是在公元8世纪。公元10至13世纪，是基督教在维吾尔人中的昌盛发展阶段。14世纪末，维吾尔基督教正式消亡，直到19世纪末再次传入。[1] 如今，大部分维吾尔人居住在中国新疆地区。
序：古代维吾尔基督教的宗派来源
源于小亚细亚半岛埃戴萨（Edessa）王国的叙利亚教会（Syrian Church），沿着丝绸之路，一路向东宣教，至公元225年就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波斯境内拥有20多个主教（Bishoprics）驻地，而且其教区势力范围也已进入中亚地区的大夏（巴克特里亚）—大月氏贵霜王国。[2] 后来，在波斯境内发展壮大的东叙利亚教会（East Syriac Church），因为遭受波斯帝国的严重逼迫70多年，于公元410至424年间被迫宣布独立，自称“使徒圣而公之的东方亚述教会”（Holy Apostolic Catholic Assyrian Church of the East），简称“东方亚述教会”（Assyrian Church of the East），与罗马宗主教区、康士坦丁堡宗主教区、亚历山大宗主教区、安提阿宗主教区，在事实上并列成为第五大宗主教区（号称东方宗主教区），但并未得到罗马教廷和其它宗主教区的承认。[3] 东叙利亚教会的教宗（Catholicos）由波斯国王任命，以波斯首都塞琉西亚—泰斯封（Seleucia-Ctesiphon即后来的巴格达）为教廷驻地，使用“帕氏他”（Peshitta）版本的叙利亚语《圣经》，采用“东叙利亚语”（East Syriac）的圣礼传统。[4]
公元431年的“以弗所大公会议”之后，波斯境内的东叙利亚教会及其学术中心——埃戴萨学院（后来学术中心被迫转移到尼西比西Nisibis学院），继续坚持秉承被这次大公会议以及20年后的迦克顿大公会议（451）定为异端的安提阿（Antioch）宗主教区神学传统中的“基督论”和“圣母论”，常被称为“聂斯托利派”（Nestorianism）。[5] 此外，历史中东叙利亚教会所传播的基督教，也被人们称为波斯基督教、大秦景教、迭屑教（达娑教）、弥施诃教、也里可温教，等等。如今总部仍在伊拉克的东方亚述教会，学术界普遍称之为东叙利亚基督教或东方基督教，成为与天主教、东正教、新教并列的基督教宗派。1994年，罗马天主教会与东方亚述教会联合发表公告宣布和解，结束了双方在“圣母论”和“基督论”上的历史争议。[6]
一、 早期维吾尔基督教（720s—841）
传入维吾尔人当中的基督教，也是传入中亚、东亚和西伯利亚地区的基督教，都属于东叙利亚基督教，即属于东方亚述教会的建制体系。根据叙利亚教会史料可知，公元5世纪中期至7世纪中期，东叙利亚教会在中亚地区的宣教取得了历史性的成果，在阿姆河（Amu or Oxus River）南岸流域设立了包括梅尔夫（Merv）在内的至少四个主教驻地，辖区直到帕米尔高原，并进一步在北岸流域设立了撒马尔罕教区。[7] 此外，根据中国宫廷史书可以推断出，最晚在公元6世纪，东叙利亚教会的辖区已经涵盖了帕米尔高原以东的塔里木盆地的东北缘和吐鲁番盆地，东叙利亚基督教与当地的佛教，成为两大主导性的宗教。[8]
公元751年，伊斯兰教军事势力击败唐朝中国，在中亚取得控制权。东叙利亚教会在教宗提摩太一世（Timotheos I 780-823）的领导下，继续向东强化推动亚洲的宣教事业，在东亚和西伯利亚地区获得突破。[9]
公元8世纪初，维吾尔部落中的一支——可以推断是率先皈依了东叙利亚基督教的汪古维吾尔，与其它三个草原基督教国家同属东叙利亚教庭专门设立的可能是位于天山北麓（今中国新疆奇台县）的大主教驻地之辖区。[10] 公元780年，位于今蒙古草原的维吾尔汗国的顿莫贺（Tun Bagha Tarkhan 780-789）武力夺权成为第四任汗王。虽然摩尼教是其国教，但新汗王敌视摩尼教徒。公元781年，教宗提摩太一世在东亚设立了新的大主教驻地，地点不详，可能是专门为维吾尔汗国的教会而设立的；同年，《大秦景教中国流行碑》在唐朝中国首都西安被立。后来，支持（或信奉）景教的中国“圣徒皇帝”唐德宗，将一位女儿嫁给了这位维吾尔汗王。[11]
公元841年，北方西伯利亚地区的吉尔吉斯人，南下击败了维吾尔汗国，亡国后的维吾尔人被迫分成三支向西迁徙。作为黄头撒里维吾尔人这一支，西迁到河西走廊和敦煌地区（今中国甘肃）定居，而最大的一支则继续向西，定居在天山以南的吐鲁番盆地和塔里木盆地，并再次建立汗国，史称高昌维吾尔汗国（或西维吾尔汗国，汉语史料称为“西州回鹘”）；还有一支维吾尔人，继续向西迁移到帕米尔高原以西定居，后成为喀喇汗国，后来可能演化为乌兹别克。[12] 此外，汪古维吾尔人选择南迁到靠近中国的边境地区（今中国大同盆地）定居。高昌维吾尔汗国占据并统治着天山南北地区，包括塔里木盆地信奉东叙利亚基督教和佛教的吐火罗—夏人（Tocharain-Sarmatian）等印欧人的大小城邦王国。[13]
二、本地化的维吾尔基督教（841-1218）
在维吾尔人西迁之前，估计最晚不迟于公元823年，位于塔里木盆地西端的喀什，已经成为东叙利亚教会的大主教驻地，管辖塔里木盆地吐火罗—夏人等印欧人的东叙利亚基督教。自841年西迁之后，经过大约一个世纪，高昌维吾尔基督教得到了稳定的发展，可能隶属于奇台大教区。同时，维吾尔摩尼教仍然保持建制势力，而佛教则继续存在于当地的吐火罗—夏人当中。[14]
这一时期，作为撒里维吾尔人当中的基督徒，他们与当地的汉人、西夏的基督徒，同属敦煌基督教，隶属于唐古特大主教区。帕米尔高原以西的维吾尔人，他们当中的基督徒部落，属于突厥基督教[15] ，与当地的突厥人、吐火罗、粟特等印欧人同属撒马尔罕（Samarkand）大教区——印欧民族基督教。南迁维吾尔人的汪古基督教，则属于大同（西京）教区。 [16]
至公元10至11世纪，除了维吾尔基督教汗国，还出现了其它五个不同民族/种族的基督教国家，分布在西起阿尔泰山脉、东至大兴安岭山脉的广大地区。[17] 期间，伊斯兰教进入塔里木盆地。1130年，东亚的契丹辽国被女真人击败后向西迁徙，占领中亚地区包括高昌维吾尔汗国，史称西辽，其大贺氏皇室贵族具有基督教传统。西辽末期的统治者，大力支持基督教，并在喀什教区压制伊斯兰教势力。1218年，成吉思汗蒙古人击败西辽等国，占领中亚地区，之后在此建立了蒙古帝国的察合台汗国辖区。
三、高度发达的维吾尔基督教 （1218-1368）
蒙古人征服中亚地区后，重用维吾尔人治理帝国，创造了蒙古文字，并教化蒙古汗室贵族；高度发达的维吾尔文明及其基督教属性，自此彰显于世。蒙古人称东叙利亚基督教徒为“也里可温”，成吉思汗之后的汗室贵族普遍信奉东叙利亚基督教。蒙古帝国鼎盛时期，东西方使者来访频繁。当时的亚美尼亚史学家将高昌维吾尔汗国称为“迭屑国”——即基督徒之国，并指出蒙古人当中的许多精英和贵族都是维吾尔人，而罗马教皇的使者则称维吾尔人是“聂斯托利基督徒”。[18] 期间，在高昌维吾尔汗国境内，基督教和佛教继续主导，摩尼教仍然保持建制性影响，而伊斯兰教势力继续扩张。
在蒙古帝国广袤的辖区内，一批维吾尔基督徒精英登上了世界舞台，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例如，维吾尔基督徒沙吾提（Sawut田镇海）（1169-1252），从起初就跟随成吉思汗，担任蒙古帝国的丞相40多年，效力三代汗王，堪称帝国的塑造者。[19] 此外，蒙古帝国中先后有600位维吾尔高级官员效力汗廷，包括20多位丞相。这些维吾尔精英当中有许多是基督徒。在蒙古帝国的元朝中国辖区，有大约60位维吾尔高官，例如，出身于维吾尔基督徒世家的马祖常，成为一代汉语文豪。[20]
1278年，两位汪古维吾尔基督徒修士，巴·扫马（Bar Sauma）和马古斯（Marcus），获得忽必烈大汗的差遣，从汗城（北京）出发前往耶路撒冷朝圣。到达巴格达的东叙利亚教廷后，马古斯于1281年成为东叙利亚基督教会的教宗，名号Yahballaha III，在位36年后去世。1287年，巴·扫马代表蒙古帝国波斯辖区，作为基督徒使者出访欧洲，先后会见了拜占庭东罗马的皇帝安德洛尼卡二世（Emperor Andronicus II）、法国的国王菲利普四世（Philip IV the Fair）、英国的国王爱德华一世（Edward I）和罗马教皇尼拉斯四世（Nicholas IV），谋求与欧洲缔结十字军联盟，从东、西方向夹击伊斯兰教军事势力，收复耶路撒冷。[21]
结束语
1335年至1350年，统治天山南北地区的蒙古东察合台汗国，全面皈依伊斯兰教。1392年，东察合台的军队攻陷高昌维吾尔王国的首都高昌（今吐鲁番），标志着古代维吾尔基督教至此消亡。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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