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道学刊 第四辑 二零二一年 秋
Si Dao Journal No.4 Autumn 2021
内容摘要： 20世纪上半期，东正教哈尔滨教区除了教堂数量众多，还有数座男修道院和女修道院，哈尔滨弗拉基米尔圣母女子修道院就是其中之一。这座修道院承载了20世纪俄罗斯东正教侨民的许多苦难与希望，是一座拥有宗教、慈善、经济、教育功能的宗教机构，也是其信仰精神的重要承载者与传播者。弗拉基米尔圣母女子修道院的建立与消失，是百年哈尔滨东正教史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也是人们了解俄罗斯东正教，甚至基督宗教的一个窗口。
根据《多马[1]福音》的记载，耶稣基督的12使徒之一的多马首次为东方（包括印度、中国）带来了上帝的福音。尽管这一说法无法考证，并且基督宗教正史一般把四福音书之外的所有福音书都归入伪经（apocryphal）[2]，但是，基督宗教中的许多学者还是相信，《多马福音》至少有一部分内容是真实的，而这部分内容就包括他最早向东方传播了基督的讯息[3]。对于教会以外的学者们来说，东正教的最早来华时间，则是与唐朝“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联系在一起[4]。
一、中国俄罗斯东正教史简介
学术界对于近代俄罗斯东正教进入中国最早的时间的认定，基本一致。2010年为《东正教在中国》所做的序言中，俄罗斯东正教牧首基里尔写道：“俄罗斯东正教在中国的历史至少已经有300多年。”[5]由2013年俄罗斯布拉格维申斯克传教部所出版的同名教会史著作中，这样写道：“俄罗斯东正教在中国已经存在了三个世纪”。[6]也可以说，1685至1686 年，清朝康熙皇帝两次兵临雅克萨城下，“攻下了黑龙江江畔的俄罗斯堡垒阿尔巴津（即雅克萨城——笔者注）……大约50名被俘的阿尔巴津哥萨克被带到北京”[7]，1685年末，康熙皇帝在北京城东北角胡家圈胡同为这些阿尔巴津人规出了定居点。同时，一座中国寺庙也一同给了他们，用于举行宗教仪式。战俘中的神职人员马克西姆·列昂季司祭将寺庙改成一座名为圣尼古拉的小教堂。1696，马克西姆司祭与从托博尔斯克来的司祭共同主持小教堂的祝圣仪式，将其更名为圣索菲亚教堂。这样，中国出现了第一座东正教教堂[8]。从18世纪彼得大帝时期起，中俄之间的交往逐渐规范化，沙俄政府积极准备向中国派遣传教士团（Пекинская Духовная Миссия）[9]。截止到1931年，“中国的俄国北京传教士团由英诺肯提乙的继任者西蒙主教统领，是为第19任团长。目前北京传教士团拥有教堂数目如下：北京5座，天津2座，上海3座，在大连、奉天、张家口也有教堂；新疆4座，哈尔滨1座，海拉尔和满洲里各有1座。”[10]需要强调的是，以上教堂的数目，并不包括1922年成立的哈尔滨教区所拥有的教堂数量。
黑龙江地区的东正教发展史，有着自身独特的轨迹，并不是北京传教士团传教事业的自然延展。1898年，随中东铁路的铺设，大量东正教教堂在黑龙江右岸漫长的中东铁路沿线出现。黑龙江地区最早出现的东正教堂是1898年建于军政街（今香坊区香政街）的圣尼古拉教堂[11]。1900年，为了对付东北的义和团运动，沙皇命令17.7万军队侵入中国东北，神职人员也随军到达[12]。东正教随军教士、教堂和祈祷所，很快遍布东北[13]。1904年至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沙俄的随军教堂成为鼓舞士气的精神场所和收容伤兵的后方医院。俄国内战期间，大量东正教的神职人员逃亡至中国东北等地。1922年3月29日，根据东正教国外最高教会管理局的命令，建立了哈尔滨主教区，东正教信徒人数达到最高值。据哈尔滨东正教司祭朱世朴统计，从1898年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20年间，在黑龙江境内及中东铁路沿线所建的东正教堂共28座。自1918年至1931年日本入侵东北的13年间，新建和划归哈尔滨教区辖属的东正教堂，共43座。自1932年至1949年的17年间，在黑龙江境内新建和哈尔滨教区托管的东正教堂有36座。1951年到1958年，先后在滨洲线的乌鲁西和哈尔滨荒山墓地各迁建一座东正教堂[14]。
二、基督宗教女子修道院概述
在基督教世界中，修道生活最早出现于4世纪的埃及。在这一时期，基督教徒早期那种因信仰而失去生命的殉道情况，已经不复存在。但是，一些教徒却找到了使自己生活在远离城市的丛林荒野或沙漠边缘、以禁欲苦修的灵性修炼来代替这种“红色的殉道”的方法。[15]这是修道主义产生的背景和特点，它也被称为“绿色殉道”或“白色殉道”。
（1）欧洲女修道院的产生。从人类宗教的历史看，无论禁欲主义，还是修道主义都不是基督宗教所特有的，因为早在它产生之前的印度教、犹太教当中，乃至在希腊人和埃及人当中都可以找到类似的现象。对基督宗教而言，修道主义或隐修主义的创造人是安东尼。大约在公元270年，安东尼有感于基督对一位青年财主的教导，抛弃了财产，在其生长的村庄开始了禁欲生活。“他禁食，过着一种严格的自我克制生活。他不断祈祷，克制情欲，以此接近上帝。不久，许多人开始仿效安东尼，其中有些人完全独自隐修，另一些则组成团体隐修……他们的理想是做一个为基督舍弃一切的英雄。”[16]4世纪初，帕科米乌创建了第一座基督宗教修道院，并建立了修道院的规章：在修道院长的领导下，“所有隐士结合为一个团体，他们都有指定的工作做，按时举行崇拜，着统一服饰，各人住一小室，比邻而居。”[17]以这种方式，帕克米乌也设立了女子修道院。4世纪中期，帕克米乌的规章经过巴西勒的大力传播与发展，更加“强调工作、祈祷和读经，还教导隐修士应该帮助隐修院外的人，如照顾孤儿及其它类似善行。”[18]（巴西勒规章亦是今天希腊和俄罗斯教会修道院制度的基础。）一般来说，在11世纪之前，欧洲的女子修道院并没有与男子修道院相区别的独立制度。其中的原因与妇女的社会地位较低有关，也与女修道院的数量较少有关。例如，在500年至1099年，西欧（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地区）的修女院不到 300所，占修道院总数的比例不到百分之十[19]。然而，从11 世纪晚期起，英法两国的修女院的数量有了大幅度的增长，13世纪末达到650所[20]，人口的增长是修道院增加的的一个重要原因[22]。总体上说，女子修道院存在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从宗教上看，它与基督教中的“贞女观”不可分开，与守贫、顺服和虔诚地服务上帝等基督教基本信条联系在一起；从世俗上看，它同一些妇女逃避婚姻和家庭生活有一定联系。客观上，女子修道院的建立使一些妇女摆脱了婚姻的羁绊，也使她们不再受到孩子和日常家务劳作所打搅，可以追求一种精神层面上的回到伊甸园的平等，实现更高意义上的“贫穷”与“爱”。进入修道院的修女不仅在智力和道德上得到培育，而且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女子修道院致力于传教、艺术、文学、教育和慈善等项事业[22]。有学者认为，女子修道院在女性教育方面有特殊作用，它是女性在家庭以外所能得到教育机会的唯一途径[23]。总的来看，与男子修道院相比，欧洲的女修院数量少、得到的社会捐助也少，但是它对社会与女性的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
（2）俄罗斯女子修道院概述。在基督教传入俄罗斯之前，修道制度就已经在拜占庭的宗教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甚至被称为使东正教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最好的制度[24]。修士是与基督教一同进入俄罗斯的[25]。据史料记载，1037年，“雅罗斯拉夫奠基了一座大城市，城市里有现在的金门；还为圣索菲亚教堂（总主教区首府）奠基，后来又在金门修建报喜圣母教堂，以后又修建了圣格奥尔基和圣伊丽娜修道院。基督教信仰在雅罗斯拉夫时期开始蔓延传播，修道士开始多了起来，于是出现了一些修道院。”[26]我们注意到，在这段历史叙述当中，圣格奥尔基修道院是男子修道院，而圣伊丽娜修道院则为女子修道院。换句话说，在俄罗斯的东正教历史上，男女修道院是同时出现的。与欧洲的情况相似，俄罗斯男修院的数量远远多于女子修道院。从弗拉基米尔大公受洗到1240年，俄罗斯共建有116座修道院，女子修道院只有22座。[72]1051年，圣安东尼创建了基辅洞窟修道院，他被称为俄罗斯修道生活之父。随着修道士人数的日益增多，建立修道院的教规开始提上日程。当时的修道院（佩切拉修道院）院长狄奥多西在希腊斯图季修道院修士米哈伊尔的帮助下，抄录了斯图季修道院的教规，在修道院实施。这些教规包括：“在教堂里如何举行祈祷仪式，怎样顶礼膜拜，怎样诵读经文，在教堂里怎样站立，全部的宗教程序，进餐的举止及什么节日吃什么东西，等等，所有一切都按教规办事。得到这些章程后，狄奥多西就在自己的修道院里实施。其他所有的修道院也都效仿佩切拉修道院的这种教规，因为佩切拉修道院被公认为是最老的。”[28]由于女修道院常常附属于男修道院，女修道院的教规与男修道院的教规亦基本相同。女修道院以共同生活、禁欲苦修和严格遵守礼拜院规而著称。“许多女修道院除了实行严格的苦修生活外，还开展广泛的社会慈善活动，组织建立学校、托儿所、养老院、医院、各种手工作坊和圣像画室等。”[29]女修道院的存在，对于那些立志成为上帝“新娘”的虔诚女性信徒而言非常重要，因为这可以使她们不依赖于婚姻而生存。
三、弗拉基米尔圣母女子修道院的创立
弗拉基米尔圣母女子修道院的历史是经曲折、苦难，甚至有些破碎的，但是，它对于苦难的抗争、对于弱者的救护，却犹如黑暗当中的光明，一直闪亮不息。由于俄国内战，它先是由俄国的欧洲部分迁移到了西伯利亚，随后又迁移到赤塔、符拉迪沃斯托克、中国的哈尔滨、上海，最后迁往美国。在这期间，它的名称也有短暂改变。下面我们简要回顾一下它的历史。1911年，修女奥尔加（Oльга Андреевна Кокорева），易名为鲁菲娜（Игуменья Руфина），被任命为位于俄罗斯彼尔姆省切尔登市新建立的圣先知约翰女修道院的院长。不到8年的时间，鲁菲娜院长就修复和翻新了关闭已久的修道院，并且在战时为阵亡士兵的遗孤建立了一个庇护所。到1917年，这个庇护所共收留了75个孩子。随着俄国政治形势的变化，修道院和孤儿院随之经历了一系列的迁移、磨炼和苦难。1922年，女修道院院长鲁菲娜来到中国的哈尔滨，主持修建了哈尔滨弗拉基米尔圣母女子修道院，最初的地址在马家沟避暑街（дачная улица，即今南岗区人和街）17号。1924年8月，修道院搬迁，并被改名为季赫温（俄罗斯城市的名字）女子修道院（Тихвинская женская обитель），地址在现在的南岗区革新街一座民房中。最初修道院的境遇非常艰难。修女们夜以继日地工作，以便弥补各方面资金的不足。制作手工制品、烘烤圣饼和洗涤备品成为修道院的唯一经济来源。1925年前，女子修道院发展缓慢。1925年8月，修道院再次迁到新城地区（今哈尔滨南岗区）。1925年8月26日下午2点，弗拉基米尔圣母圣像被正式修复完毕，在修道院院长鲁菲娜的手中闪闪发光。大约在这一时期，修道院名称又被改回弗拉基米尔圣母女子修道院。1927年8月，得益于Л. П.卡申（Л.П.Кашин）、И.Т.韦列索茨卡娅(И.Т. Вересотская)和中国政府的慷慨捐赠，修道院迁至邮政街更加舒适方便的房屋。1927年8月25日，主教梅弗季为修道院的房屋和两座教堂（洞穴教堂和主教堂/пещерный и главный）祝圣。修道院的生活非常艰苦，教规十分严格，可以说是苦行主义式的。修女们每天要作12次祈祷，每次祈祷不少于半小时。截止到1931年，在女子修道院内，除了院长鲁菲娜，还有剃度修女、见习修女、有资格穿祭服的修女以及普通修女近50人。修道院的神职人员由四名司祭和1名辅祭组成。司祭长（Старший священник）为维克托儿·古里耶夫大司祭。此外，女子修道院还在二层甸子站（今哈尔滨阿城区玉泉站）设有随军教堂。根据鲁菲娜院长的要求，在星期日和节日期间修道院的神职人员会前往该教堂主持祈祷仪式。[30]弗拉基米尔圣母女子修道院在当时的中国人中也有一定的知名度。哈尔滨“一隅共有教堂二十余座，每值礼拜之辰，不仅各教堂皆‘卖满座’，即在路行走之俄人，一闻钟声即各于其胸前频画十字，并有口中默祷者。若有人询以为此何求，则直云‘祈来世福’而已！南岗秋林洋行之侧有圣母教堂一座，据云其中所藏之女尼约四五十人之多，其临街的照壁上画有子女环侍之圣母像一（幅），记者每行其前，必见身着青色衣服之俄妇数人跪拜于圣像之前。并挨次接吻于圣像之足上，颇生疑窦。后经询问之俄友，据云该圣母灵验异常，无有子女之人，诚心往求几无不获生子女云云。方知向壁像频频拜跪接吻为求子之要决也。”[31]
四、修道院长鲁菲娜和阿里阿德娜
对于女修院院长鲁菲娜和她领导的修女们来说，她们要追求一种在规章制度管理下的修道院生活，这种规章制度乃是植根于一千年祷告经验的传统中。除了禁欲、祈祷之外，她们所做的其它工作是面向所有人的，修道院开始变成了所有悲伤和不幸之人的庇护所，变成了无家可归的老年妇女的避难所和失去父母的年轻女孩的收容所。1929年，修道院为了纪念在俄国内战中被杀害的皇室公主，成立了奥尔伽公主(Княжны Ольги Николаевны)庇护所，救助三河地区的难民儿童[32]。1933年，修道院在哈尔滨成立了孤儿院，每年收容大约35至40名儿童，这个数量略多于上海。1934年，鲁菲娜在上海创立了女子修道院分院，她也从哈尔滨搬到了上海[33]。鲁菲娜去上海后，哈尔滨弗拉基米尔圣母女子修道院院长由阿里阿德娜继任。1935年，在定居上海的俄国人的不断请求下，带着圣约翰（马克西莫维奇）的祝福，鲁菲娜在上海开设了一座孤儿院[34]。孤儿院收容了几百个孩子。这不仅包括俄国的孩子，也包括中国的孩子。一些流浪街头儿童常常被送到收容所[35]。1937年8月27日（这天是圣母安息日），鲁菲娜在上海逝世。阿里阿德娜（Aриадну）修女接替了鲁菲娜的所有工作。1948年，上海易政后，阿里阿德娜修女从上海去往美国。后来，她还在加拿大的阿尔伯塔省建立了波克罗夫斯基修道院（Покровский скит）[36]。阿里阿德娜于1996年6月19日在美国圣弗兰西斯克修道院弗拉基米尔圣母圣像前逝世[37]。
随着时光的流逝，哈尔滨东正教弗拉基米尔女子修道院已经被许多哈尔滨人所遗忘，但是，它在20世纪20至40年代却是相当有影响的。它与北馆的圣母帡幪女子修道院和1937年7月在大连市夏家河子鞍子山村建成的卡赞（喀山）圣母女子修道院[38]，是中国近代史上三座东正教女修道院之一，其人数、规模、影响、甚至存在的时间都是最大或最长的。弗拉基米尔女子修道院对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教育工作、慈善事业等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对于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们，它就如同黑暗世界中的希望亮光。
注释
- End -